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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谈，高宗武有些担心：“我去日本蒋先生知道吗？”周佛海说：“你就放心去吧，一切责任由我承担。”
周佛海之所以敢瞒著蒋介石和日方谈判，是因为周佛海对蒋介石抱有这样一种看法：抗战后蒋先生一反他以往的表现，如果把过去蒋先生的行为贯穿起来进行研究，就会知道蒋先生的真正态度是“主和”的。由于举国上下高唱全面持久抗战，蒋先生不能不附合，而且比别人的调子更高，以便压服反对他的人，争取舆论的支持，蒋先生是被逼迫著走上他不愿意走的路。所以周佛海决定“以自己的胆识，把蒋先生的作法反过来加以灵活运用，等决心和平后，再向蒋先生报告。”周佛海认为蒋介石终究会明白他的一番苦心。蒋介石在知道高宗武未经他许可私下到日本谈判时，只是说：“荒唐，荒唐”，并没有提出对高宗武进行处罚，更没有强调今后要严格禁止类似事件发生。
１９３８年６月高宗武在松本重治的陪同下来到日本，高宗武到日本后首先表示他并不是蒋介石派来的使者，而是中国主和派的代表。高宗武说：“我首先想说明我的立场，为了实现和平，我准备不惜做出任何牺牲。为了中国，我最为重视的不是对日作战，而是对共产党的斗争。关于这一点，蒋委员长周围的一部分军人，主张即使把对共产党的斗争置之以后，也要把抗日看成国家的当务之急，我对此是反对的。但汉奸我可不当，我所奋力争取的仅仅是实现和平，这条界限是明确的。如果是不当汉奸的和平工作，那么有什么困难我都忍耐，但倘若这样做会成为汉奸，那么我马上就此作罢，即使说我中途脱逃也好，或说我是叛徒也罢，我都要退出。”后来高宗武果然因为害怕当汉奸，退出了“和平运动”。
高宗武怀疑蒋介石愿意冒卖国的罪名进行和谈，高宗武说：“关于中日和谈的大义，如果从我的信念上来说，我不得不以汪先生为同伙。随著战祸的扩大，国民是不能忍受的。蒋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温暖。”高宗武努力推荐汪精卫，他对影佐帧昭说：“为了造成中日之间的和平，也许必须找蒋先生以外的人。除了汪先生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别人。汪先生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此，不如从政府外部掀起国民运动，开展和平运动，由此造成蒋先生听从和平论的时机，这样较为适当。”
日本军方逐渐为中日战争的长期化感到头疼，对影佐的和平计划开始产生兴趣。１９３８年７月初在影佐帧昭的斡旋下，高宗武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进行了会谈。会谈时高宗武提出由汪精卫出马，从政府外部掀起和平运动的计划，希望日本方面为汪精卫出马提供有利条件。日方同意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优惠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进行“和平运动”。高宗武于７月２１日返回中国。
高宗武因未经蒋介石允许擅自赴日，而且此行得到的结果也对蒋介石不利，所以不敢回武汉，只向周佛海报告了日本之行的情况，并付一封致蒋介石的信：“委员长钧鉴：职于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能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周佛海先把高宗武的报告送给汪精卫，因高在报告中写有“日本希望汪先生出马”字句，周佛海征求汪精卫的意见：“在呈送蒋先生以前要不要把这段删去？”。汪精卫则说“没有关系，他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蒋介石看完高宗武的报告后，转交行政院副院长兼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并嘱咐张群看完后转交汪精卫，他不知道汪精卫早已看过。过了三天蒋介石忽然大发雷霆：“高宗武是个混蛋。谁让他到日本去的？”
不过蒋介石仍然没有深究高宗武私自赴日谈判一事，这使周佛海更加敢于放手进行“和平运动”。不久高宗武因肺病复发住院，周佛海改派军委会政略部秘书主任梅思平接替高宗武进行秘密谈判。１９３８年８月２９日至９月４日，梅思平与近卫首相的私人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进行了五次谈判，初步确定了日本政府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为条件，支持汪精卫搞和平运动。梅思平将日方的内容转交汪精卫，汪精卫同意在此条件下出马主持和平运动。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２日，汪精卫与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壁君等人秘密召开会议，讨论和平运动的具体计划。当时他们计划的“和平运动”分五个阶段：一、汪精卫离开重庆，在外地宣布下野，脱离国民政府。然后日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条件，倡议与中国进行和谈；二、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出响应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建议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和平停战；三、云南等地的地方实力者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和平号召，在云南等日军未占领地区建立新的独立政府；四、日本承认新政府并与新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日军撤退回长城以北，将日军占领区转交新政府；五、新政府统一全国，实现中日两国间的真正和平。
汪精卫当初的这个和平计划是在日军未占领的地区建立新政府，然后新政府接收日军撤军后的占领地，在不割让领土、不赔款的条件下和日本实现和平。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有相当的可接受性，汪精卫未必被国人责骂为卖国者。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汪精卫的和平计划和他当初的设想出现了很大的偏差，汪精卫自己也成了牺牲品。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提出只要国民政府更变人事组织，日本就可以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日本所说的“更变人事组织”，就是指蒋介石下野。１１月１６日，汪精卫和蒋介石一同吃饭时，劝蒋介石下野促成中日和谈。汪精卫说：“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是国民党的责任，我们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则反问汪：“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两人进行了激烈地争辩，最后蒋介石说：“说什么都是一样，我们不必再争论了。我已经困了，要睡觉去了”。于是蒋介石将汪精卫一个人弃置不顾，自己回去睡觉了，这也促使汪精卫最后下定离开重庆的决心。
汪精卫和平计划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得到云南政府主席“云南王”龙云的支持。汪精卫派陈璧君找龙云秘密商谈和平计划，龙云对蒋介石改编他的军队，调用云南的物质，削弱他的势力耿耿于怀。龙云对陈璧君说：“汪先生是党国元老，在国内外声望极高，只要他登高一呼，应者必然云集于他的旗帜之下。蒋介石一贯阴险奸诈，排除异己，所以汪先生发动和平运动、另立新政府是天经地义之事。除了共产党和冯玉祥等少数人之外，都会拥护汪先生出来倡导和平事业，在国际上也会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
有了龙云支持和平运动的许诺，下一个问题就是日本是否承诺宽大的和平条件。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２日，汪精卫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为代表，日本派影佐帧昭、今井武夫等人为代表，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举行最后谈判，双方经过８天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了所谓“重光堂协议”。（一）缔结华日防共协定，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日本在“防共区”驻兵。（二）承认（默认）满洲国。（三）日本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归还日本的在华租界。（四）华日经济提携，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在华日本侨民所受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六）恢复和平后，日军在两年以内撤军。
另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军方对中国分而治之的战略。日本军方感到一个统一的大中国对日本总是一个威胁，最好的消除中国威胁方法就是把中国分为数个国家“分而治之”。日军先在东北制造了一个满洲国，又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在华北制造了一个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再于１９３８年４月在长江下游地区制造了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日方本来计划汪精卫出面建立一个局限于云南两广的地方政府，而汪精卫坚持必须撤销梁鸿志和王克敏等的地方政府，由汪精卫的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中国。由于汪精卫在此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日方最后让步同意汪精卫的新政府统一领导中国。
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约抄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于１１月２６日带到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汇报。但最后汪精卫比较动摇，决定了又推翻，推翻了又决定，在周佛海等人的劝说下，终于下决心选择“和平救国”的道路。汪精卫等人策划了一个脱离重庆的计划：１２月５日，周佛海先去昆明，１２月８日，江精卫夫妇去成都，两日后到达昆明再去河内。日本政府于１２月１１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汪精卫随后在昆明、河内或香港中任何一地宣布下野。与此同时汪精卫也接到日方的通知，表示对重光堂协议无异议，希望一切按计划实行。
但多年跟随汪精卫的陈公博并不知道汪精卫与日本秘密商定的和平计划，汪精卫把在成都任四川省党部主任的陈公博请来，希望陈也参加他们的和平计划。陈公博看了“重光堂协议”后徒然变色：“汪先生，这协议书是哪儿来的？委员长他知道吗？”周佛海说：“委员长暂时不知。”汪精卫说：“委员长不出来议和，我准备来议和，不然，焦土抗战，死且不知！”陈公博听后不安地说：“汪先生，依公博之见，先生这样做恐怕是难为人理解的，还可能出大乱子。”汪精卫则向陈公博解释说：“你我相处二十年，患难与共，我这次到外面去，和以前一样非常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有路可走，我是不会离开重庆的，可现在只能离开重庆才能去谈和。我在重庆谈和，人家定会误以为是政府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离开重庆，那么和谈便是我个人的主张了，如果交涉得当，再来劝政府，由政府出面接受。如果政府仍然执迷不悟，那就只能撇开他们另组班子了。我与佛海一批人的良苦用心，将来是会得到国人理解的。”周佛海也劝陈公博说：“历史的评价问题，牵涉到战局如何发展问题，很复杂，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定得下来的。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要谋事总要付出代价和牺牲的。”陈公博见众人都同意，只好说：“你们都统一意见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我总觉得这事还欠考虑，背著政府去和敌方谈和，无论结果怎样，总还有个立场问题。更何况还牵涉到要组织另一个政府问题，而日本方面是否有此诚意？此事须得慎重，最好放弃。”不过最后陈公博表态：“汪先生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我不想留在四川，眼看众人在我面前骂汪先生，更不愿被别人看成是汪先生留在政府里的密探。”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８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