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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每次听到同学们这么传说的时候，看着他们胸口上戴着的黄色六角形标志，我总是会在心里暗暗的纳闷，同为犹太人，为什么我和父母却并没有遭遇到这么可怕的事情？为什么我的胸前不用戴上那个难看的标志？
为此，我曾不止一次的问父母，但是，他们从不告诉我原因，只是一再的告诉我，我们是奉公守法的德国人，我们要听元首的话，要遵守德国的法律。只要做到这些，那么什么都不会变，生活还是会像以前一样安静平和，厄运将永远不会降临在我们的头上。
尽管父母是这样信誓旦旦的告诫我，但是，我却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了极力掩饰的担忧与恐惧。家里不再举办舞会与宴请，和我们来往的亲朋也越来越少。父母开始减少社交活动，深居简出，到后来，连我上课外出，父母都不再允许。唯一经常外出的，只有父亲。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他出去是做什么，但是，渐渐的，家里的汽车没有了，父亲收藏了许多年的红酒没有了，父母衣柜、鞋柜里那些漂亮的礼服和鞋子没有了，母亲珠宝盒里贵重的首饰也没有了，甚至，家里那些漂亮的水晶玻璃酒具和银质的餐具统统都没有了。家里的餐桌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美味的鱼子酱、水果和肉类，一日三餐，吃的最多的，只有土豆泥和一点点牛奶。我穿的衣服上，也开始有了补丁，我穿的鞋子，也有了修补的痕迹。
曾经有父亲的朋友深夜冒险来访，劝说父亲，趁早带着全家离开德国，到美国去，到瑞士去，或者去中国，只要能离开迫害犹太人的土地就行，因为只有那样才能保住性命。他说，希特勒是不会轻易放过犹太人的，一定会全部杀之而后快，只要看看那一批批从德国运走却再也没有回来过的人就应该知道，所以千万不要轻信那些纳粹高官的许诺。
可是，正直的父亲不愿意相信那个朋友的忠告。他坚信自己并没有做任何一件对纳粹统治不利的事情。他说自己虽然是犹太人，但同时，他也是德国人，他出生在这片土地上，说德语，过德国的节日，他爱德国，就像爱自己的民族一样。所以，他不相信那些纳粹高官会言而无信，他相信这个世界还是有正义和公理可言的。
父亲的朋友带着深深的遗憾与悲伤离开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而我们家则继续在柏林过着拮据的生活，这样的日子维持了一年多，然后有一天，父亲用悲伤的口气的告诉我，我们必须从一直住着的这幢有着上百年历史的漂亮房子里搬出去，因为，有个纳粹的高官看上了我们家这栋传世百年的老宅。
那个高官向父亲许诺，只要我们让出了房子，就能保我们在柏林平安无虞的生活下去。
为了全家人的安全，父亲忍痛答应了。也是在那一天，我终于明白，家里一点点消失的东西最终都去了哪里，我也终于知道，为什么父亲每次外出回来后，脸上那浓重的哀伤所为何来。
我们搬到了远离老宅的贫民区，那间房子没有壁炉，又小又破旧。父亲对我说，他很抱歉，没有办法让我和母亲住进条件稍微好一些的房子里，这是他用最后的一点钱租下的房子。那天，我们一家三口，在那间破房子里抱头痛哭。我想，是父亲，用毕生积蓄的百万财产换取了我们全家人一年多来的平安。
从那天开始，一无所有的我们，再也得不到任何的优待，胸前不得不戴上了标志着犹太人的黄色六角星。然后，每一天，我们都像活在下水道里的老鼠一样，小心翼翼的活着。白天不敢轻易出门，晚上出门也要沿着路边角落行走，只要听到一点点声音，都会吓得立刻躲到暗处，不敢出声。
我们无比卑微的活着，那时对我来说，我已经没有了生活，有的只是活着，生存。可是，即便日子过得再艰难，只要我们全家人能够一直在一起，哪怕活得再卑微、再低贱，我也会感到无比的幸福。
但是，命运还是和父亲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他终究没有想到，他穷尽一生的积蓄，却并没有带给我们全家一个平静的生活。那个纳粹的高官食言了。就在我们全家搬出老宅后仅仅不到三个月，一队党卫军就气势汹汹的来到了我家，不由分说的将我们全部抓了起来，送上了一辆早已人满为患的卡车。
卡车上的人我全都不认识，但是，我知道，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都是犹太人。车上没有人大哭大闹，所有人都沉默着，紧紧的依偎在一起，仿佛都知道这辆卡车要送我们去向何方。那将是我们的宿命，我们正在向着死亡之路前行。没有人反抗，因为我们都知道，反抗也是无用。
卡车开了很久，我不知道它到底要在哪里停下。在一路颠簸中，父亲紧紧的拥着我和母亲，始终没有放手。我记得，他看向我的眼神里有着无限的悔恨。我想，他一定是觉得没有将我送离德国，没有听从朋友的劝告离开这片死亡之地，害了我和母亲枉送性命，是对不起我们。可是，那一刻，我抓着父亲苍老的手，却一点也不觉得遗憾和后悔，因为我和父母还在一起。哪怕是死，只要我们三个人死在一起，我就无所畏惧。
后来，车子开到了一个不大的火车站，在那里，我们像牲口一样被荷枪实弹的士兵从车上驱赶下来，在人满为患的月台前集合。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几乎滞留在德国境内的最后几批犹太人都被集中在了这里进行分类运送。他们要送我们去波兰。
许多许多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好像待宰的羔羊一样，沉默着，排队前行着。有几个纳粹的军官坐在月台的最前方，低头写着什么，还有几个穿着白色医生制服的军官，站在两旁，他们要对每一个犹太人进行简单的检查。
人群之中，有些人被送上了列车，有些人被留了下来，还有些人被送上了卡车。我不知道那些纳粹是如何进行甄别，他们将我们分批运送的判断标准是什么，但是，我知道，他们在拆散一个个家庭，他们正在让我们经历着生离与死别。
男人和女人被分开，老人和年轻人被分开，孩子和父母被分开，每一次人为强行的拆散，他们传来的凄凉的痛哭声，都会让沉默着的队伍出现一次次微小的战栗和骚动。父亲紧紧的抓着我和母亲的手，看着就在我们面前上演的人间惨剧，我们的心里何尝不明白，下一秒，这样的悲剧就会在我们一家三口的身上重演。
当我的父亲和母亲被几个凶悍的士兵强行从我身边拉走，被推搡着送到列车上的时候，我顿时明白过来，也许，这一次，将是我们一家三口今生最后的一次见面了。那一刻，我已经哭不出来了，因为我就是流下再多的眼泪也无法挽救我的父母。我除了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佝偻着的背影一点点在我眼前消失之外，什么都做不了。
终于轮到我了，那时，我已经放弃了任何活下去的念头。反正，我的家没了，父母也没有了，这个世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既然如此，是死是活又有什么重要的呢？所以，我像个木头人一样，木然的站在那个军医的面前，任由他像检查牲口一样，掰开我的嘴，撕掉我的衣服，在我的身体上肆意的摸来摸去。
如果是以前，我也许还会留下屈辱的泪水。可是，现在，我没有眼泪。因为我知道，对于一个不被人看做是人，被认为是劣等民族、不需要存在的人种，比老鼠还活得不如的犹太人，我的尊严像我的眼泪一样，都是多余的。
体检结束了，我以为等待着自己的，不是死亡就是毁灭。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我被一个士兵带到了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然后他走了，锁上了房门。房间里很暗，只有从门缝里透出几丝光亮来。
我坐在只铺了些稻草的阴冷地面上，听着外面的声音。我听见士兵们来回的跑动声，叫嚷声，还有列车启动的声音。听着列车车轮滚滚的向着远方而去，我在心里和我的父母告了别，不，也许应该是永别。等待着我自己的，是未知的命运。我不知道，接下来，我的生命是否就要在这间散发着臭味的房间里终结。
不知道过了多久，直到我被一声巨大的开门声惊醒。外面的天已经完全漆黑，手电筒的光线照在我的脸上，刺目极了，我根本看不清门外站着什么人。我听见有人低声在向手下的士兵吩咐着什么，然后，一个人走了进来，将我从地上拉起，推搡着，将我带出了小黑屋。
我从柏林被抓的时候，天气已经很凉了，如果房间里不生火，就会觉得头皮都会冻得发麻。而那群穷凶极恶的党卫军士兵根本也没有给我和父母时间收拾东西，包括让我们往自己身上多套几件御寒的衣裳。体检的时候，冷酷的军医扒下了我身上穿着的满是破洞的外套，只让我留了一件单薄的底衣在身上。所以，当我从小黑屋里走出来的时候，立刻被荒野外吹来的刺骨的寒风，冻得直哆嗦。
那个士兵驱赶着我，走向空旷而荒芜的土地中央，周围漆黑一片，我什么都看不清，只能听见发出尖锐哨音的寒风从我耳旁呼啸而过，还有黑夜里不知名的鸟儿在啼叫，仿佛是地狱派来的使者，在向我高唱着死亡之曲。
我被赶到了一个早已挖好的坑洞前，我想，这里应该就是我此生的长眠之地。这个大大的坑，应该就是盛放我尸身的棺材吧。这个结局，还真不错。至少，我是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而不是像我千千万万的犹太同胞那样，被虐待致死之后，在焚尸炉里，像被丢弃的垃圾一样，被熊熊烈火吞噬。
我站在大坑的旁边，听着士兵穿着皮靴的脚步声在我身后离开，一点点走远，冷静的等待着枪声的响起。过了一会儿，另一个人的脚步声向我慢慢走来，最后，停在了我的身后。我被这个人狠狠的一脚踢下了大坑，泥土被寒冷的天气冻得发硬，我好像摔在了钢板上一样疼痛。
紧接着，我听见了从大坑的上方传来了拉枪栓的声音，我知道，我要等的时刻，终于来了。“呯呯呯”的三声枪响，在寂寥无比的夜空响起，巨大的回声惊起了许多栖息在树上的鸟儿，鸟儿们扑棱着翅膀的声音让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三发子弹没有打在我的身上，统统都落在了我身边的泥土上。被子弹激起的碎土块纷纷打在我的脸上、身上，很痛，很痛，痛到了骨头里，痛到了心里。那时，我才知道，其实，我一点都不勇敢，我很害怕，还很怕死，怕得瑟瑟发抖，我能听见自己的牙齿在咯咯的打颤。那时，我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会放过我，我只知道，我还活着，我还能活下去。
我躺在大坑里，不敢有一丝一毫的移动。我竖起耳朵仔细的听着大坑外面的声音，听见那个开枪的人离开，听见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然后听见汽车逐渐远去的声音，直到荒野平原上，除了风声，再也没有别的声音。
那个时候，死里逃生的我整个人几乎都要虚脱了。好容易缓过神来，我想要爬出大坑，可是，在寒夜之中，我已经被冻得根本无法动弹，手脚根本不听使唤。无论我怎么用力，我都爬不出那个才一米深的浅坑。我以为，自己就算逃过了纳粹的魔掌，终究还是逃不脱死亡的命运。因为，在这样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