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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收购价极低，但有邑贵族们却只能被迫接受。他们移民吕宋的时间还短，在生存压力之下，尽管吕宋岛的林区出产优质硬木，但他们却根本没有发展造船业念头。也就是说，如果不将水稻卖给本土而来的商人，凭吕宋的有邑贵族本身却也没办法将货物运到本土去卖。同样的原因，尽管吕宋岛上的铁矿并不缺乏，但吕宋岛上的采矿业和冶炼业还根本无从谈起，因此吕宋岛上的移民所急需地农业工具以及兵器等，全都依靠从本土进口——既然不能自力更生，那自然也就需要进行商品交换了。
若是不卖掉水稻，哪来得钱购买耕牛、农具以及战斗需要的兵器盔甲？更何况之前为了购买急需地物品，几乎所有的有邑贵族都借过高利贷——即便不再购买任何东西，但债务总得偿还吧？
有邑贵族们最终被迫接受了那低得令人欲哭无泪地收购价格，心中却是无不芥蒂的。商人们低买高卖，运用一切办法追求最高利润地作法自古以来就深受人们的痛恨，因此心思不深的有邑贵族便愈加痛恨商人了。而心思复杂的有邑贵族则怀疑这其中有着皇上的诡计。
在抵达本土之前，黄观自然也曾经怀过水稻价格过低会不会是皇上在其中动过手脚。然而一路走来，黄观对于皇上的怀疑却越来越淡了。
大道的两旁，大牲口随处可见，在黄观的记忆中，大牲口的数量明显增加了。（全格式电子书下载经过询问才知道，原来本土实施了所谓的“无牛税”。为了避税，但凡有需要而且有能力的家庭便都添置了耕牛。一牛
上七八个人，当全国各地都想方设法地逃避“无后，其结果便是大牲口得到了更广泛的应运。而大牲口的增加，便直接导致了地主们对人力资源需求的减少。更何况大明如今实行了新的税法，无田的佃农、长工需要额外缴纳人头税附税，因此导致人工成本也相应增加了。于是最终所导致的结果便是，本土的人均土地占有量竟然呈现出了缓慢上升的趋势——黄观自然不可能获得官方地资料，但他却凭着自己的智力以及收集地相关信息作出了同样的推测。
又由于皇上召开了那个什么所谓的“献宝大会”，因此应用科学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能工巧匠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奇伎淫巧”之物，黄观新眼所见，两头耕牛拖着一新型农具，可将开沟、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作业一次完成。黄观尽管在被流放后已经算是“深入群众”了，但对于具体的耕种了解得仍然不深。
看了那种新型农具的表演后，黄观实在估测不出这两头牛再配上一套新型农具能够抵得上多少劳动力，但他却早已下定了决心：返回吕宋时，一定要买上几套这种农具带回去。
这时，即便黄观不去粮店打听也能够知道粮价肯定比往年更低。但为了获得更准确地答案以便安心，黄观便仍旧去了粮店以及询问了路边的农民。得出地结论是：去吕宋收购粮食的商人并不算特别心黑
不过黄观到底还是犯了一个错误。他所观察以及询问的地点所在是江南地区，产粮区的粮价本来就低，而生产力获得了明显的进步后价格更低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全部小说超速更新但实际上，去吕宋收购粮食的商人并非将粮食运往江南销售，而是被开中盐法所吸引，将之运往边塞之地。永乐元年的上半年，商人以及平江伯陈总是将粮食运往辽东地区。然而“辽东肥沃之地，一年耕有收，足数年之用。数年有收，海运可省”，永乐元年的下半年之后，辽东地区便并不缺粮了，于是海运的终点变成了天津等地。待运至北方地港口后，再以陆运方式运往西北。如果黄观去西北边塞地区进行调查，那便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差价极大。
回乡的沿途路上，黄观感受最深的便是那些懵懵懂懂的底层人民如今脸上多了一些满足的笑容。通过慢慢的了解，黄观对于那些底层百姓的幸福感不免哧之以鼻。原来，大明本土的底层百姓之所以会对今后的生活充满了信心，居然是因为百姓们一旦遇上了不平之事便可以进行诉讼。
中国人有“厌诉”或“耻讼”地传统价值观。对于官员来说，在他管辖的境内若是不出讼案，其政绩将会被上官认可。因此，一些为了追求政绩地官员便会厌恶有事没事来打官司的百姓。而对于百姓而言，“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不是遇上迫不得已地情况，普通百姓宁愿用“吃亏是福”来安慰自己也不愿去受那种有理却输官司的罪。
然而永乐皇帝登基后，却通过一系列地改革使得百姓们发现：一旦自己的利益受损，只要勇于去衙门告状，那么多半能够获得公正的判决——若是出现明显不公正的判决，那也不要紧。如今一字并肩王一系的“巡回法庭”四处巡回，只要将这种判决不公的案子递上去，绝对是有杀错没放过的。（更多新章节请到
当然，如今百姓们打官司仍然需要缴纳所谓的“诉讼费”，这笔费用不仅包括了以往打官司时所缴纳的官司钱、递状费、审案费、杂费等，其中还不包含起诉者需支付的“鞋脚钱”、“酒食钱”、“宽限钱”、“买放钱”等额外费用。这笔费用并不低，但原告却乐意支付。因为，只要官司能够打赢，那么败诉方的赔偿金额中自然也就包含了这笔费用。一贫如洗的原告会不会因为这不菲的“诉讼费”而却步呢？答案是不会。因为只要某个官司胜诉十拿九稳，那么自然就会有人愿意将“诉讼费”借贷给原告，供原告去打这个官司。
谈到这种借贷，那就不得不提及诉师。
在中国古代，打官司首先要向官衙呈递诉状，陈述案情。由于普通百姓大多不识字，无法用文字来表述案情，于是就只好请那些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了解诉讼的基本程序及其堂奥的人来帮助。对于那些“足未尝一履守令之庭，目未尝一识胥吏之面，口不能辩，手不能书”的乡野村夫和市井百姓来说，没有讼师的帮助，想要让案件获得受理无异于登天之难。
在以前，由于以刑去刑、追求无讼是我国传统诉讼文化的基本精神属性之一，讼师的活动恰恰与统治者的息事宁人、追求礼让地无讼观念相违背，所以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都严禁讼师的代理活动，把讼师蔑称为“讼棍”，认为他们是“挑词架讼、搬弄是非”之徒，因此讼师地社会地位以及社会评价相当低。然而现在那些讼师们却抖了起来，因为新修改的《大明律》中不仅承认了讼师的合法地位，而且规定凡打官司者，除了代写诉状的基本费用之外，胜诉方在获得败诉方的赔偿金额后，还需从中划出十分之一作为讼师的酬劳——一名讼师只要一个月能够打赢一件标的为一百贯地官司，那么他的收入便至少有十贯。（更多新章节请到而一年一百二十贯地收入，已经足以令一家五口过上小康生活了。
在这种利益的驱动下，遇上没钱打官司的原告，只要胜诉
大，那么讼师们便哭着喊着也要为原告垫付“诉讼
在普通百姓的眼中，如今遇上了受欺压、受屈辱之事很方便保护自己的利益，自然心情会变得愉快。而黄观却对这种诉讼成风的风气不以为然——在黄观的领地里，他就是法官。他可不愿意普通百姓有事没事就打官司。除了不喜欢麻烦外，作为孔孟子弟的他更推崇孔子对待诉讼地观点：“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因此，黄观更希望通过长期的道德伦理教化和统治阶级的以身作则，使争讼者耻于争讼来达到“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讼于庭”的和谐恬静的理想境界。
只可惜黄观已经离开了权力中心。对于这种不满，黄观如今却只能深深地埋到心里。
回到安徽的老家后，黄观颇为低调。
在他看来，如果是衣锦还乡，那么高调一下也没什么。可是在建文年间黄观便是二品官了，如今却没了任何官职——虽然如今是有邑一等男爵，也算是步入了贵族行列，但是在黄观看来，男爵的爵位毕竟太低，远远比不上当初的二品官。
然而将黄观将黄昌伟带到友人家中进行托付时，却惊讶地发现，有邑一等男爵在家乡竟然那么吃香。当黄观提出将黄昌伟留在家乡的县学里学习时，友人毫不犹豫地答应照顾之后，却提出让黄观将他的十八岁地二儿子以及十六岁的三儿子带到吕宋去发展。
一开始黄观还以为这是一种易子而教地表现。虽然觉得吕宋的读书氛围和本土没法相提并论，但如果直接说出来，又怕友人多以为自己不愿意照顾他地二儿子和三儿子，因此黄观虽说答应了，但脸上仍然不免多少带了点踌躇。
每个人所交的朋友总归不会与自己相差太大，黄观地朋友自然也是聪明人。看出黄观的踌躇，友人却笑着解释说：拜托黄观将二子三子带到吕宋去发展，并非出于易子而教的目的，而是希望二子和三子能够在吕宋寻找自己的出路。
因为《长子继承法》的缘故，友人那本来就不算多的家产便只能交给长子继承。而二子、三子则需要自谋生路。偏偏这兄弟俩至今连个秀才都没考上，估计在仕途上发展没什么希望。如今黄观既然已经是有邑一等男爵了，在友人看来，让兄弟俩随着叔父前往吕宋闯荡一番自然也失一个选择。
听友人这么一解释，黄观便安安心心地做出了一定会照顾好两位侄子的承诺。
黄观原本以为事情到此就会结束。谁料到第二天去其他亲戚朋友家拜访时，几乎每一家都做出了类似的请求——也有几个家中幼子年纪小的没有立即请求黄观将他们的幼子带去吕宋发展，而是隐晦地暗示将来幼子长大后，若是前往吕宋投靠，那么黄观这个做叔伯的可一定要多加照顾云云。
如果只是一个两个这样寻求帮助的，黄观自然会因为自己得到了家乡人的重视而感到高兴。黄观辖下五十余个基本采邑领中，虽说已有将近四十个已经册封给陪着黄观一同被流放的九族亲戚了，但毕竟还剩着十余个直属的基本采邑领。若只是一两个后辈需要照顾，那么只要这两人有着中人之资，那么过段日子将他们册封为有邑恩骑尉也不是多大个事。可那么多家同时拜托他帮忙，黄观却觉得此事不太好办了。如果提携这家后辈却不提携那家的子侄，岂不是平白与人结怨吗？
精疲力尽的黄观晚上一肚子心思回到所借宿的友人家中，还没到门口，却发现友人门前一片灯火通明，二十几个衣着简朴的百姓待在友人门口不知在干什么。走近了，却见门房指着黄观说道：“那位便是黄老爷。”
结果门前那群人便一窝蜂地拥过来，乱哄哄地和黄观套近乎。
“黄爷，小人是从前您府上管家二表弟的邻居，从前还来过您府上”
“黄老爷，小人以前佃过您家的地还记得不？”
“黄老爷，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发善心带携我们一把”
好不容易才回到家乡，也没道理冲着乡亲父老们发火。所以黄观只得硬着头皮向众人询问到底有什么事。原来，这些都是佃农或是小自耕农中的非长子，都是没有土地而必须额外缴纳人头税附加税的人。虽说目前没受什么大灾，也还勉强生活得下去，可第一批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