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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一次，胡氏父子却仅以数舟逃遁。凭着这点实力，哪怕是去做海盗也只能做个小海盗，想要东山再起是很难了。然而到了这种地步，胡氏父子哪怕想当海盗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朱棣对于是否能抓住胡一元、胡汉苍父子并不是很在乎，但对于抓获胡元澄却有着强烈的兴趣。更何况，哪怕皇上不在意伪胡政权的伪太上王和伪王，可底下的将领们却是很在意的。
经过锲而不舍的追索，明军终于在当地百姓协助下擒获了胡一元及其长子胡元澄，不久后又擒了伪胡政权的国王胡汉苍和伪太子胡。待伪胡政权的主要人物都齐聚一堂后，张辅便欢欢喜喜地将他们全部槛送京师。
至此，安南远征行动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伪胡政权彻底成为历史。
第十四章 文治武功
辅在三十一岁时遇到了一个机遇，而他也紧紧地抓遇。如今，他已经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军事能力。明军出师仅一年，在自身伤亡极小的前提下大获全胜，消灭了篡位的胡氏政权。
如果说消灭了篡位的胡氏政权是武功的话，那么接下来对安南的治理工作自然是文治。
按之前的约定，安南将升龙府以及五府县城划拔给明朝中央政府直辖。当时安南有府州四十八、县一百六十八，划拔一府五县给明朝中央政府直辖，陈天平根本就不在乎。不过，朱~倒是蛮在乎的。
升龙府是日后的河内，其重要性和可发展性自然不言而喻。至于说那五座县城，倒也没什么特殊之处，也就是位于海岸边上并且有着天然良港罢了。其实安南有着不错的矿产资源，但朱~对此却没怎么动心。在古代，交通问题不解决，再好的资源也没办法利用——其实别说是古代了，即便是二十一世纪，西伯利亚的自然资源不也同样受到环境的限制因而没能充分利用吗？在没有解决运输成本之前，朱棣对于金、银、铜这三种可铸币金属之外的矿产确实没太大的兴趣——他可不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那种人。
由于陈天平已经加入了大明帝国的有邑贵族体系，因此在消灭伪胡政权后，为了保证人头税的正常征收，大明便对安南进行了一次人口大普查。除大普查之外，由于安南沿海的五座县城以及升龙城已划拔给明朝中央政权直辖，因此又对这些地区采取了与内地相同的黄册制度来办理。官府把这些地区百姓的姓名、年龄和籍贯，记载到簿册，并按这些资料，制成证件，由人丁持有，以备官府查核。若发现某人的证件与簿册所载不符，便贬为奴隶。
为了方便管理，明朝将安南境内的直辖区域统一归属于升龙城管理，将之称为升龙特别行政区，其最高行政长官称之为总督。升龙特别行政区内共计一府五县，升龙府境内设一升龙卫，另外五县则分别设立一个千户所。
升龙特别行政区之上没有省级机构，而是直接归中央管理。簿册编制完毕后，即抄成一式三份，一份黄色封面的交到中央户部，其余两份封面为青色，分别交给总督府及各港保存。每十年更新田丁的数目。
除去升龙特别行政区外，从法理上讲，安南其他的区域则由包括陈天平在内的有邑贵族自行管理。不过，朱棣却模仿了欧洲地模式，通过宗教手段来影响封建采邑制度下的百姓。
现在是永乐五年，不信仰国教的无信者需缴纳信仰税一贯。对于社会最底层的百姓来说，一贯已经是很大一笔钱了。在经济压力下，底层百姓毫无问会非常乐意信仰国教。在安南，这种事自然是特事特办。第一步自然是规定设立各种符合国教教义的神坛寺，依时进行拜祭。
由于国教的核心基础是祖先崇拜，想要成为信徒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只要信仰一个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灵或是古代的名人既可。对于这一点，安南人倒是不存在文化上地疏离感——比如说安南胡朝的缔造者胡一元便自称是帝舜的后裔。
佛教对安南的影响较大，但安南人同样也有着深厚的祖先崇拜的基础。也就是说，只要某甲声称自己的祖先是某某名人，那么此人便可算作是信徒，于是可以免交每年至少一贯的信仰税。
当然，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限制地。比如说不能随便自称是帝舜的后裔；不能自称是前朝某位皇帝的后裔；该先祖必须是中国人——这条规定的限制在于：先祖要么生活在先秦至唐朝之间那段安南尚未独立的时期，要么就是安南独立时期从中国内地迁移过去地。
朱棣并不认为“必须先祖是名人才能免除信仰税”的规定太过严苛，因为假造族谱这种事情很容易，而且他也根本没打算严格审查族谱的真假。
只要安南人认一位先秦至唐朝期间的名人为先祖，或者说认一位内地的名人为先祖，管他是否属实呢？谎话重复一百遍就会成为真话。而祭祀先祖是每年都需要做的事情。当安南人每年祭祀时都将某位中国名人当成自己的祖先来崇拜，在这种长期的自我暗示下，将来他们便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确实是此人的子孙后代——既然大家都是中国人地后代，那么独立思想就会逐渐消失吧？
除了信仰税这个手段外，朱棣还在安南建立了若干烈士陵园。凡是在安南战争中为明军作战而牺牲的战士均可入内得到妥善安葬。而且，其烈士家属无论是帝国本土人还是安南人，均可享受相应的烈属待遇—当然，两者的烈属待遇之间还是有差别的。支持这种差别的理论基础并非什么本土人与安南人的区别，而是前者是正规军，后者却并非正规军。
升龙特别行政区的一府五县一共设立了一个卫和五个千户卫，在这些卫所中，帝国本土人只担任小旗以上的职务，而小旗以下的职务则由安南本地人充任。在加入了卫所之后，那些安南人便同样成了大明地正规官兵，将来所能享受的待遇与本土人没有丝毫差别。
在宗教手段外，朱棣还采取了另外几种措施。
首先便是在安南开设学校，派遗国子监地学生前去教授官话和儒学。在交址人的学习课程方面，明廷把中国儒家典籍中地《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书颁发给各州县的学校，供安南学子们学习。而且，朱棣更是制定了岁贡生进入国子监地措施。尽管除了升龙特别行政区外，安南其他地方都交给有邑贵族统治，但地理上的府、州、县的划分并未取消。朱~规定：府学每年一名入选，州学每三年两名入选，县学每两年一名入选。其岁贡生的选择则由府学、州学、县学的教谕负责，安排生员在入选后第二年的农历正月一日进京朝觐。至于入选为岁贡生进入国子监的条件，则是“不拘入学年月浅深，择有学行者”。
同时，朱棣还访求在儒学、医术等各个方面有才能的安南人，量才使用并委以官职。在这个方面，胡元澄自然是代表性的人物。
在衣冠服饰方面
辅在三十一岁时遇到了一个机遇，而他也紧紧地抓遇。如今，他已经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军事能力。明军出师仅一年，在自身伤亡极小的前提下大获全胜，消灭了篡位的胡氏政权。
如果说消灭了篡位的胡氏政权是武功的话，那么接下来对安南的治理工作自然是文治。
按之前的约定，安南将升龙府以及五府县城划拔给明朝中央政府直辖。当时安南有府州四十八、县一百六十八，划拔一府五县给明朝中央政府直辖，陈天平根本就不在乎。不过，朱~倒是蛮在乎的。
升龙府是日后的河内，其重要性和可发展性自然不言而喻。至于说那五座县城，倒也没什么特殊之处，也就是位于海岸边上并且有着天然良港罢了。其实安南有着不错的矿产资源，但朱~对此却没怎么动心。在古代，交通问题不解决，再好的资源也没办法利用——其实别说是古代了，即便是二十一世纪，西伯利亚的自然资源不也同样受到环境的限制因而没能充分利用吗？在没有解决运输成本之前，朱棣对于金、银、铜这三种可铸币金属之外的矿产确实没太大的兴趣——他可不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那种人。
由于陈天平已经加入了大明帝国的有邑贵族体系，因此在消灭伪胡政权后，为了保证人头税的正常征收，大明便对安南进行了一次人口大普查。除大普查之外，由于安南沿海的五座县城以及升龙城已划拔给明朝中央政权直辖，因此又对这些地区采取了与内地相同的黄册制度来办理。官府把这些地区百姓的姓名、年龄和籍贯，记载到簿册，并按这些资料，制成证件，由人丁持有，以备官府查核。若发现某人的证件与簿册所载不符，便贬为奴隶。
为了方便管理，明朝将安南境内的直辖区域统一归属于升龙城管理，将之称为升龙特别行政区，其最高行政长官称之为总督。升龙特别行政区内共计一府五县，升龙府境内设一升龙卫，另外五县则分别设立一个千户所。
升龙特别行政区之上没有省级机构，而是直接归中央管理。簿册编制完毕后，即抄成一式三份，一份黄色封面的交到中央户部，其余两份封面为青色，分别交给总督府及各港保存。每十年更新田丁的数目。
除去升龙特别行政区外，从法理上讲，安南其他的区域则由包括陈天平在内的有邑贵族自行管理。不过，朱棣却模仿了欧洲地模式，通过宗教手段来影响封建采邑制度下的百姓。
现在是永乐五年，不信仰国教的无信者需缴纳信仰税一贯。对于社会最底层的百姓来说，一贯已经是很大一笔钱了。在经济压力下，底层百姓毫无问会非常乐意信仰国教。在安南，这种事自然是特事特办。第一步自然是规定设立各种符合国教教义的神坛寺，依时进行拜祭。
由于国教的核心基础是祖先崇拜，想要成为信徒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只要信仰一个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灵或是古代的名人既可。对于这一点，安南人倒是不存在文化上地疏离感——比如说安南胡朝的缔造者胡一元便自称是帝舜的后裔。
佛教对安南的影响较大，但安南人同样也有着深厚的祖先崇拜的基础。也就是说，只要某甲声称自己的祖先是某某名人，那么此人便可算作是信徒，于是可以免交每年至少一贯的信仰税。
当然，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限制地。比如说不能随便自称是帝舜的后裔；不能自称是前朝某位皇帝的后裔；该先祖必须是中国人——这条规定的限制在于：先祖要么生活在先秦至唐朝之间那段安南尚未独立的时期，要么就是安南独立时期从中国内地迁移过去地。
朱棣并不认为“必须先祖是名人才能免除信仰税”的规定太过严苛，因为假造族谱这种事情很容易，而且他也根本没打算严格审查族谱的真假。
只要安南人认一位先秦至唐朝期间的名人为先祖，或者说认一位内地的名人为先祖，管他是否属实呢？谎话重复一百遍就会成为真话。而祭祀先祖是每年都需要做的事情。当安南人每年祭祀时都将某位中国名人当成自己的祖先来崇拜，在这种长期的自我暗示下，将来他们便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确实是此人的子孙后代——既然大家都是中国人地后代，那么独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