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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眼馋地望着棋盘，颇想凑过去杀上一盘。
以前朱棣喜欢和杨士奇下棋，是因为朱棣认为杨士奇和自己正是棋逢对手。可是次数多了，朱棣便渐渐琢磨出了其中的味道——和杨士奇下棋，或大胜，或险胜或反败为胜总而言之，他却从来没输过。再和别人下，结果更是令人恼火——其他人还不如杨度做得隐蔽呢！
朱棣也曾尝试着改变这种情况，但遗憾的是，他失败了。
在察觉了杨士奇是在让着自己，又和另外几名大臣下过棋后，朱棣大感恼怒，于是让黄俨找了位会下棋的小宦官陪自己下。下棋之前，朱棣郑重告诫对方，一定要认真下，赢了有赏，输了有罚，下完一盘就兑现一盘。那名小宦官斗大的字认不了几个，但棋力居然不低。结果五盘下完，朱棣输了四盘半——最后一局朱棣眼见局势不妙，于是提议和局，谁知那小太监先前四盘棋赢了四十贯赏钱竟然就忘乎所以了，居然不肯和棋！朱棣气得没法，但当时并未发作，只是拂袖而去。
过了几天，朱棣无意中听到两名宫女在悄悄谈论，说昨天有位小宦官下棋把皇上下得溃不成军。老羞成怒之余，朱棣随便找了个岔子下令将那名小宦官打了二十大板。结果后来再找别人下棋，无论如何都输不了了。慢慢的，朱棣竟然品尝到了独孤求败的那种寂寞心态。
现在好不容易有输棋的机会，朱棣自然心痒难耐。不过，周忱和钱成正下得难舍难分，朱棣也不好意思让他们中断这局棋来和自己下。再说，朱棣对景秀这个文武全才的举子颇有好感，因此便没有推托，而是拿过他写的策论细细阅读起来。
读完，朱棣点点头又摇摇头。
景秀的策论题目是《论预防宦官为祸》，论点主要是两个，一是要禁止宦官识字，二是要杜绝宦官领军的机会。
朱棣之所以点头，是因为这两点确实与宦官为祸有着直接的关系。明朝中后期太监能够影响甚至是把持朝政，其直接的导火索便是明宣宗让宦官们学习读书写字。
办一件事，按照权力的大小可分为具体的执行者、事情的策划者以及最终的决策者。就明朝的国家级事务来说，具体事务的执行者自然是中下级官僚，而策划者则是内阁及六部等高级官僚，至于最终的决策者，理论上应该是皇帝。
由于朱瞻基培养了一批识字的宦官，后来便将所谓的批红权交由太监代理行使了。批红权实际上是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之一，朱瞻基本人倒是没有放松过对此权力的掌握——事实上，历代明朝皇帝基本上都将这项权力抓得比较牢。只可惜，如同“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一样：既然明宣宗之后太监已经掌握了批红权，那么即便绝大多数皇帝都将批红权抓得很牢，但只要出现一个怠政的皇帝，那么掌握着批红权的秉笔太监以及掌握盖章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就有机会把持朝政了。
至于领军权，景秀大约是从晚唐宦官之祸分析得出的结论吧。晚唐宦官权力之大，甚至能够废立皇帝。而历史上明朝中后期宦官虽然也为祸甚烈，但既便是有着“立的皇帝”之称的刘瑾和有着“九千岁”之称的魏忠贤，他们也只敢瞒着皇帝为祸国家。皇帝若下定决心处理这些权宦，只需两指宽的纸条便足够了。其根本的原因便在于：明朝的太监并无真正的兵权。
朱棣猜不出景秀是怎么想到禁止宦官识字这个办法的，或许是因为明太祖不喜欢太监识字联想到的吧，反正这个办法确实能够从根本上杜绝宦官干政的可能。再加上禁止太监领兵也是明朝后期与唐朝后期相比，宦官为祸稍轻的主要原因，因此朱棣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但转念一想，朱棣又忍不住摇了摇头。
明朝的政治格局与前朝不同。明太祖禁止后世设丞相一职，其替代品内阁其实是皇帝的顾问，只是相当于后世的总统府秘书长。内阁大学士照皇帝的意旨写出，称“传旨当笔”，其权力及地位与过去的丞相不可同日而语。也就是说，理论上明朝的皇帝其独裁程度远远超过了前朝。
但独裁也不是什么人都行的。首先，必须有充沛的精力——没精力就办不了太多的事，管不了太多的事还怎么独裁？其次，还需要对政治怀有极大的热忱——光精力充沛还不够，如果对政务没有兴趣，自然也就不可能独裁。
明太祖和明成祖都是既有精力又对政治有兴趣的人，所以他们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独裁者。但他们的后代却不能满足这两个基本条件，因此不得不分权。
明朝的第五位皇帝朱瞻基想了个办法：允许内阁在奏章上以条旨陈述己见，称为“票拟”制度，又授予宦官机构司礼监“批朱”，俗称批红。精力不如太祖父和祖父的朱瞻基也是不得已才会想出这个办法：若是能够立宰相，那么国家大事便可以由君相分担。若皇帝不称职，无论是曹操那种奸相还是诸葛亮那样的贤相，总之可以用相权在行政方面部分地代替君权的作用。如今不能立丞相了，好处是皇帝即使不称职也不会出现曹操那种可能篡国的奸相，但国家大事总得有人来处理吧？权力真空总得有人填补吧？由于宦官是皇帝的家奴，因此宦官掌握的权力实质上属于皇权的延伸。所以，太监再次走上政治舞台便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既然必须用太监来弥补皇帝精力不足的弊端，那么禁止太监识字便不怎么妥当了。
再者说，朱棣本人也有意使用太监。是否将“票拟权”和“批红权”分割出去朱棣还没下定决心，但有三件事是一定要重用太监的：一是下西洋，二是东厂，三是监军。
下西洋是因为中国当时的国力强大，能够完成这一壮举。离了郑和未必无法成功，但朱棣对此多少有点忌讳——历史上郑和下西洋成功了，何必对此进行改变呢？万一换个人不如郑和，弄出点瑕疵来，岂不是让人很不爽？
成立东厂是为了加强皇权，加强皇帝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力度。要知道，皇帝虽然依靠文官集团的帮助来统治国家，但皇帝的“家天下”思维与文官集团内在的秩序需求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维护君权的绝对性、独占性、自私排他性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应有之义，而文官集团为了有效地统治国家，却必须维护某种秩序。
朱棣对于“随意加税、夺取私人财产、强娶民女或是任意杀戮大臣”什么的并不感兴趣，但他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无论什么改革都会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必定会遭受阻力。当阻力来自文官集团内部时，如果没有类似于东厂的机构，想要将改革强制推行下去显然是痴人说梦。
至于说监军，一般来说监军制度会对军队的战斗力造成伤害，但是在通信并不发达的十五世纪，没有监军却又容易导致形成军阀势力，因此只能两害相较权取其轻。再说，现在军队里有了宪兵，只要将监军的权力规范一下，那么监军对军队造成的伤害将会减至最低限度——若监军超出职权范围而对军队指手画脚，相对独立的宪兵系统自然可以介入。
见朱棣看着自己的策论摇头不语，景秀忍不住问道：“毕兄，我这个策论有什么不妥之处吗？”
朱棣想了想，便将废除丞相制度后可能会形成权力真空的理论阐述了一遍。然后又从“人性”以及“制衡”两个角度分析，证明皇帝加强皇权，利用宦官集团与文官集团对抗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景秀听后，不由陷入了沉思。
这时周忱和钱成已经下完了棋，听完朱棣刚才那番话，两人不禁失声赞叹“高论”。
半晌，景秀叹息道：“毕兄果然高见。听毕兄这么一说，似乎只能恢复丞相制度了。如此，此次科考的策论我就以《应当恢复丞相制度》为题如何？”
朱棣闻言失笑。
“本朝太祖皇帝曾言，有敢言立相者杀无赦。当今皇上打着恢复祖制的旗号才登上大宝，你写这么一个策论交上去，先不说能不能中进士，能否保住脑袋也在两可之间。”
景秀皱着眉反驳：“当今皇上进行了那么多改革，显然是励精图治勇于改革的。依我看，只要我的策论有道理，皇上应该会接受。”
“既然太祖皇帝说过有敢言立相者杀无赦，那么主考官凭什么平白无故的冒着杀头的风险取你为进士？所以说，即便当今皇上能接受你的观点，但问题是他多半见不到这道策论。”
景秀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如此说来，想要预防宦官为祸竟是不可能了？”
朱棣自信地一笑。
“也不尽然。”
景秀连忙热切地问道：“兄台有何妙策？”
朱棣看着空出来的棋盘，笑道：“这样吧，我们来下盘棋，若是你赢了，我便告诉你。”
听完朱棣的提议，景秀略微有些奇怪，但旋即连忙点头同意。
第六章 三道策论（中）
朱棣本意是但求一败，因此虽然输了，却也很高兴地兑现了承诺。
“说来其实也很简单，只需设置一个能够制止太监为祸的制度便可以了。”
景秀听了却大失所望。
“制止？如兄台所言，若是后世出了位怠政的皇帝，批红权完全归秉笔太监，那时根本就拿权宦没任何办法。毕竟皇帝若是怠政，那么状告权宦便只能通过奏折，而那时奏折又由权宦把持，只要不将状告自己的奏折交给皇帝，权宦便可安然无忧。退一步说，即便皇帝听说了权宦违法之事，但并不相信，又或者是并不理会，那又能怎么办？”
“太祖皇帝在宫门立了一面三尺高的铁碑，铸有太祖皇帝亲笔所写的八个大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但干政后如何处理却未曾说明。”
说到这里，朱棣不由叹息：后来这块铁碑竟然被身为内臣的王振给拆了，简直是匪夷所思到了极点！明英宗不知是否知道这件事，如果知道，真不知道他怎么有脸去见明太祖？
“如此一来，这座铁碑对太监的威慑力便大减。因此，你可进言当今皇上再立一碑：谨奉太祖皇帝遗训，内臣嫔妃妄行干政者，诛无赦！”
景秀忍不住打断朱棣的话。
“这只是比前一块碑更详细些，好象没什么实质变化吧？”
“我还没说完呢在两碑之间修一个死谏台，规定言官在死谏台上以性命为代价指控某宦官，则皇上应不问缘由杀此太监为其殉葬。即便皇上因为喜欢某个宦官而对之特赦，至少也要将之发配海外，三年之内该宦官若踏上大明本土，国人皆可杀之。”
朱棣将扼制权宦的成本定得那么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宦官的社会地位低下，绝不可能被文官集团所接受，因此是用来制约文官集团最好的工具。如果将消灭权宦的成本定得太低，那么宦官便不可能起到制约文官集团的作用——若性命都随时不保，宦官又怎么敢大声对文官说话？
这种以命换命的策略确实很不人道，但宦官为祸时对正直官员迫害极为残酷，在那种情况下若是能够一命换一命，那些深受权宦迫害的正直官员恐怕做梦都会笑醒。东厂是直接受皇帝指挥的特务机关，普天之下，除了皇帝一人而外，任何人都处在它的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