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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只有一个希拉里，看门人却是芸芸众生。每一个人都希望成为“第一夫人”，但多数最终只能“看门”。但是，只要敬守着你的那份职位，看好门，那么，无论是“第一夫人”还是“看门人”，都令人尊敬。只是，千万不要成为女主持人，虽受重视，却令人讨厌。
希望有一大，我们的大学门卫据理拦住了未经通报的教育部长乃至更高的高官，却波澜不惊，既未受到报复，也未引起舆论的炒作、渲染。那一天，便是你我满心自豪、精神舒畅之日。
司法牟利是法律的天敌
王毅（北京）
5月15日《山西发展报》报道：去年5月，稷山县煤炭运销公司经理张立新因涉嫌贪污公款11000余元，被县检察院立案查处。办案人员在宾馆包了4间客房，食宿35天，住宿费14000多元、“招待费”为4600元，连同他们的手机电信费，共花2万余元，全部由煤运公司报销。而4间客房35天的收费标准最高也不过7000元。更有甚者，同年9月，县检察院对嫌疑人张立新关押后，以“暂押款”的名义用白条向煤运公司收取现金7万元、并以“取保候审暂押款”、“能源基金款”等名义，收取涉案人员68000余元的现金，出具的同样是白条或内部收据。此案查处已一年，却仍无结论。
即使在中国专制社会的吏治腐败已经充分制度化的明代后期（那时无辜者遭衙门诬陷毒打之后，还要交门费、行杖费等一大堆名目的贿赂），某人为了侵吞“巨万家财”而进行恶意诉讼时，他向一位远近出名的贪官行贿的数额也不过五百两银子，而且行贿受贿双方都承认这个数目是“买心红的公价”。相比之下，今天为了正当维护国有资产而查处涉嫌贪污1万元的案件，竟然支出了16万元而仍然没有得到实际的裁决，后世会怎样评价这一对比在法律史上的意义呢？
我们知道，专制社会的法律制度一般具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一是它对于民众的政治禁忌性和压迫性——只有统治者具有立法和司法权，所以旧时把法律径直称为“王法”和“官法”，三四百年前的老百姓就明白：“‘王子王孙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看起来，不过是设而不行的虚套子，有甚相干！”其二，法律是执法官僚贪污私敛最便利的工具。所以启蒙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强烈抨击了“专制国家里，法律仅仅是君主的意志而已”之后，紧接着就说：“专制的国家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对哪一位上级都不能不送礼物，这种政体是必然如此的。在这种政体之下，就没有一个人是公民；人人都认为上级对下级没有任何义务。”由这一法理所决定，司法牟利的规模，是整个专制社会腐败过程中恶性膨胀最快的因素之一，所以中国过去有了“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这家喻户晓的俗谚，有的官吏甚至可以指着监狱的大门公开炫耀：“此吾家钱穴！”
与此相反，现代民主社会的合法性基点之一，就在于它对公民提供普遍法律保障的天然责任和义务，所以联合国《国际人权宣言》中强调的“公民的政治权利”就包括他们“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在这样的法理基础上，刑事案件的诉讼成本要由国家支付并要受到行政制度、纳税人和社会舆论的普遍监督制约就是必然的。而从中国的现实来看，也只有切实使司法程序和司法成本受到有效监督，才能遏制司法腐败，也才能使千百年来饱受旧司法制度宰割盘剥的老百姓，逐步建立起对法律的信赖，从而告别“人能百忍即无忧”的臣民习态。
漫画没有夸张
张建基（成都）
有一道高考作文题，要考生对两幅漫画进行评论。第一幅画，本该切除多余的第六指，医生却把大拇指齐根截去。第二幅画，本该左腿截肢，医生却把右脚给锯掉了。看着漫画只觉得很逗乐有趣，心里却在想，漫画嘛，是一种夸张的艺术，实际医疗实践中哪会有这等荒唐事。
最近，电视台报道的一件事却叫人怎么也乐不起来。一个六岁男孩因头昏病去就医，竟被四川省某县一所叫中山医院的把小脑给切掉了。因手术后小孩病情愈重，随即请省里医学界专家对切下物作鉴定，原来既非瘤也非癌，是正常的小脑！面对惊讶的目光，那位据称是副院长的先生却从容辩解道：切除小脑不会有什么影响。并且给采访者普及了一通医疗知识，说什么国际国内医疗事故要占到30％云云。
我的心却并未因那位副院长的解释而稍有丝毫的轻松。据专家介绍，小脑被切除会影响到平衡，走路会出现摇摆，拿东西会颤抖，会口角流涎水一株鲜嫩的幼苗将带着这些残疾走向他漫长的人生，这就是庸医的伟绩！
再者，连小脑被误切都被叙述得那样轻松，那么，诸如误切一根手指、一条腿，误瞎一只眼、弄聋一只耳，误切一块胃、一块肺、一段肠子，甚至误把命根子切掉，都有可能被轻描淡写，被列入“不会影响什么”的范围，因为谁叫你偏偏属干那30％呢？
一般人都认为漫画是最夸张的了，可是实际生活中的事实比高考漫画表现的更实在，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也就更严酷。庸医的伟绩，使漫画没有了夸张，没有了幽默。
靠算盘奔小康
晓阳（郑州）
“不用流汗不用慌，不用粮油不用钢。
产值都在指头上，全凭算盘奔小康。”
这是我在某“小康”村听到的几句顺口溜。虽然是极而言之，对于我们进行小康验收考评，确乎有醍醐灌顶之效。
农村小康建设，究竟是靠干，还是靠算？正确的答案人人会说，但真正实行起来，就各有千秋了。
某乡村自谓早已达到小康村标准，主要理由是：该村人均纯收入2000元以上。可是深入到村户里一了解，人均纯收入只有一三四百元，充其量实现温饱而已。可是乡领导又是怎么匡算的呢？他们用的是“模糊数学”。家养几只下蛋鸡，就是养鸡专业户；家有一轮三轮车，就是运输专业户；外出一个打工妹，就是进了工薪阶层；挑卖几棵大白菜，就是有了副业收入。不消说，还有几片荒坡，几间房舍，桌椅板凳，锅碗瓢勺等“固定资产”，再加上卖粮钱、卖猪钱，鸡屁股银行等“流动资金”，这样东一折，西一算，哪一家“收入”不是成千上万？什么“百姓千万工程”之类，还不是“弹指一挥间”！
这使我想起邓拓杂文中《一个鸡蛋的家当》的故事。丈夫在外边捡了一个鸡蛋，回到家里就向妻子炫耀，说我们马上要变成财主了。妻子莫明其妙，丈夫就给她算了一笔帐：一个鸡蛋孵出一只母鸡，一只母鸡每天至少下一个蛋，蛋又生鸡，鸡再下蛋，几何级数增长，百千倍数翻番，不出一两年，就是一个养鸡大王，再过三五年，就是一个百万富翁。那位丈夫越算越得意忘形，到后来竟然说出了要娶几房小老婆之类的话，惹得妻子醋劲大发，夺过那个鸡蛋摔个粉碎，一个鸡蛋的家当没有了，百万富翁的美梦也就因此完结了。
孔乙己说“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表现出的是无聊的酸腐，但我们一些干部对“小康村”的几种算法，表现出的则是狡黠和投机。他们“撒豆成兵，以一当十”的直接动因，就是“数字出干部”的心理逻辑。假数字表现假政绩，假政绩为了晋官级，下级哄上级，一级骗一级，浮夸造假就成了时下官场里某些人心照不宣的数字游戏。那些规矩谨严的“报表”，那些煞有介事的“考核”，那些吹吹打打的“达标”，那些堂堂皇皇的“验收”，其中有多少干货，有多少水分，有多少是“一竿插”，有多少是“顺竿爬”，当事者未必不清楚，当局者也未必真糊涂。只不过各有所需，各适其欲罢了。
图虚名必然把实祸，要嘴皮就得饿肚皮。农民们算帐，最关心的是能得多少实惠，而不是会变多少数字。囤子又鼓涨了几圈？房子又新添了几间？折子又增加了几位？这些数字应该是亲眼看到的实在物，而不是叫人眼花缭乱的算盘珠。一个鸡蛋的家当，毕竟圆不了发财梦。气球鼓胀得快、也破灭得快。“提升数字”和“提升官职”或许有因果关系，但同“提高生活”就南其辕而北其辙了。建议官场里那些“快速运算”专家们都来读读邓拓这篇杂文，或许会头脑清醒一些吧！
民间批评
钟晓勇（厦门）
有一故事，名曰“头疼与偏头疼”，讲的是某单位的一把手特别骄宠纵容某个女下属，群众于是管这位女士叫做“头疼”，即头头疼爱的简称是也。过些日子，二把手也开始骄宠纵容一位女下属，再叫头疼，会混淆视听，群众想了想，那就叫做“偏头疼”吧。
两个绰号加起来五个字，批评的效果却比写五万字的文章还棒，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范例。
还有段嘲讽贪官的顺口溜这样说道：工资基本不动，烟酒基本靠送，老婆基本不用。前两个好理解，后面的是批评他们养小蜜、包情人之类的风流腐败的，绕了好几个弯。想通了你会忍俊不禁，当然，实在想不通就不要勉强。
真是怨而不怒，乐而不淫。分寸、火候拿捏得如此之准，任哪个刀笔吏来，也得甘拜下风。
按福柯的理论，话语是种稀缺资源，说话是种权利。普通老百姓，无报纸叮登，无电视可上，属于话语权利极小的那部分。王小波称之为“沉默的大多数”。
沉默的大多数绝不会放弃批评，这种批评以口耳相传达，每人一耳，每出一口，必加上一分智慧，再锻打，再淬火，愈加精妙，越发动人，终于比那些虚晃一枪的官样批评都走得更远、活得更久。
一些握笔杆的在那儿搔首弄姿，扭扭捏捏，写连篇累膜的八股废话，沉默的倒是一语中的，穿透了层层幻像。为了听这些有价值的民间批评，遥远的周朝，政府就雇用鳏寡孤独，手摇木锋，搜集民声。现在有人一听到真话就跳高，其境界不如几千年前的人，这种人套句文言是尸位素餐，说句大白话就是：混蛋！
腐败歌
＇流传于安徽霍印县＇
腰别BP机，手拿大哥大
白天打麻将 夜晚姘妇家
住的高星级 吃的大王八
烟抽大中华 喝的人头马
坐着桑塔纳 天天不落家
开会—收费
＇广西 李诚搜集＇
下到基层来开会
开到后来成酒会
人民不醉公仆醉
醉了才好乱收费
党纪国法天天背
水平越高越开胃
喝穷百姓无所谓
明天又赴蟠桃会
妙在立场
潘向黎（上海）
在一个笔会上，几个文友互相攻击，说对方如何可恶，实属坏人。说不过人家的，就声辩说：“我们是一个协会（指作家协会）的，我要是坏人，那你也好不了。”于是大家一起落水都成了坏人。后来为了调停笔会期间“坏人”们的纠纷，干脆成立了一个协会，还选举了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职。一大伙人就这样B甘堕落地做起了“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