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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百年，倘若谁有心编一本《新官场现形记》，仍复以此序为序，不亦宜乎？
为防“棍痞”之流，还须有言在先，“官之性有异于人之性”，当然指官中的贪官、赃官、奸佞小人等败类。他们的“官性”，就是寡廉鲜耻，就是贪婪成性，甚而至于嗜血成性。现成的标本，莫过于福建省环保局副局长杨锦生。
杨锦生，官至副厅级，身为“高干”，犹嫌不足，就任副职才半年，板凳还没坐热，就想找人打断正职的腿，好让自己“抢班夺权”。此计未遂，又生一计，且密谋了两之久，终于策划出建国以来高级干部中罕见的副职杀正职的惊天大案。
我惊讶的，不是“副厅级谋杀正厅级”。杨锦生杀人前当过省领导的秘书，掌握过省政府批钱批物处长的实权，都是炙手可热的“肥缺”；后来官升一级，权大了，胃口自然更大，本来就是“仕途骄子”，交椅之侧，岂容他人立足？权欲加利欲，诸欲熏心，足以激发出疯狂的杀人欲，一个人走到这一步，已经是披着人皮的动物，动手杀人，是迟早的事。
我的困惑也正在这里：一个身上仅余贪婪和残暴的官员，平日早就有劣迹可寻，何以还能稳坐其位，不到东窗事发，硬是挪他不动？沿袭多年而迟迟未能打破的“铁交椅”式的干部制度，客观上是不是放纵了杨锦生这样的“人面兽”呢？
此事值得三思，再三思。
为官而泯灭了人性，复如何？当如龚自珍所说：“士不知耻，则国之大耻。”我们已经从陈希同、王宝森、胡建学、欧阳德等人身上，一次又一次蒙受到巨大的耻辱，当杨锦生被判处死刑的丧钟敲响之时，振聋发聩的警钟又该为何而鸣？
还历史真面目
韩福东（福州）
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我是没有亲历的，只间接从父辈那里听到一些掘草根、食树皮的片段，知道用“民不聊生、饿殍载道”八字来评价是不为过的。至于“三年自然灾害”这六个字是否有悻事实，却是没有想过。近读金辉的一篇文章，给了我一个重新检视历史的推力。
金辉怀疑1959——1961年间发生的那场灾难不是“自然灾害”，是因为“远的不说，单看近40多年，其间大规模的严重的洪水、干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雪蝗灾等自然灾害，那三年能独占哪一项呢？可以说一项也没有，有的只是三年自然灾害这一笼统的说法。”于是他引用两份统计资料：一份是中国国家统计局颁布的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表；另一份是由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水文科学家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点历年的水文气象档案资料编制的《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5年）》。经过分析、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1959一1961年间的灾难中“起主要作用的根本不是什么‘自然灾害’，而是左倾狂热及其指挥下的9000万人去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和‘共产风’使人们无心收割庄稼，‘大兵团作战’和瞎指挥的穷折腾，以及农业劳动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这些人为因素直接和决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灾难，它显然不是什么‘自然灾害’。”
“三年自然灾害”的神话就这样破灭了。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共和国的历史上又多了一起人为的大悲剧；而这又的确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离真实的历史又近了一步。
我就有沉重感。我在想：为什么一定要等灾难已经酿成了，悲剧已经发生了，而且许多年之后，我们才有勇气去直面历史，才有理智去理清历史的脉络，还原一个真实！为什么呢？
要谈的其实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实事求是。而我只欣赏这样一句话：说到不如做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凡事可以隐瞒一时，也只能是一时。
“国家”之名
鄢烈山
“国家”（或“国家利益”）曾是我们社会中的“上帝”，具有不可违抗的权威和所向披靡的威慑力。但时至今日，谁若仍以国家之名要求人们绝对服从并为之无条件牺牲一切，恐怕难以那么理直气壮了。“纳粹”就是以“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行的法西斯专政：“文革”据称是以防止国家变“修”为目的而进行的践踏基本人权的浩劫。多少罪恶假国家之名而行！即令没有权势者作恶的主观动因，“国家”也难免有损伤公民利益的错失。国家（国家机关）与民众谋个人、某些人）的利益，在某些时空产生对立，这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与现实，并不像中国的普里希别耶夫中士所指控的，是这些年“一些人鼓噪出来的东西”。不然，我们又何必设立《国家冤案赔偿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首先，应当明确国有企业电括国家垄断经营的铁路、电信等行业和国有银行等），并不等同于“国家”，它们的利益并不是国家利益即全民的利益。这一点这些年表现得是那么充分：有些国有企业全行业的收入远远高于全国人民的平均水平，大大高于全国城市职工的平均水平。一些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员资金高、福利多、住房好，但他们付出的劳动并不比别的劳动人民多。凭什么，赚到钱它们可以高开销，该它们拿出钱来弥补别的公氏损失时就要“维护国家利益”了？接连看到一些与国字号单位打官司的案子，这些“国字号”的张狂和执法部门对他们的偏袒，实在教人不平。比如，广州一位市民的汇款被邮局极不负责任地造成冒领，邮局还振振有辞；北京的消费者买了水货手机，却不能按“消法”获得双倍赔偿；长沙储户胡光荣的40万元存款被人在银行营业员的热心“帮助”下以假名、假身份证取走，一审法院竟驳回了胡的索赔请求“国字脸”竟似拎不清，惹不起的“高行内”！
其次，要从理论上承认，国家机关（主要是行政机关）是山有血有肉的人员执掌和运作，他们与普通百姓一样，通常都本能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承认人的贪欲的存在——只要有机会就会“以权谋私”，决定了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权力制约和实施全方位监督的必要；放弃对政治人物的道德幻想，就可以对国家权力的异化保持清醒的认识和警觉。对凯因斯主义补弊救偏的“公共选择理论”（分析政府对市场干预失败的原因等）这些年已传入我国，权力“寻租”等概念已逐渐为大众所常闻常见，但是久有“清官情结”的中国人还不习惯于对国家机关及政治人物从人性的根本上质疑。1月14日《人民日报》的“社会周刊”，报眼里刊出一篇“热点评述”，题为《行政职能商品化之怪》。作者列举了许多“怪”现状，说明“健全监督机制刻不容缓”。结论无疑是中肯的，但那些现象在现行体制下出现并不“怪”，倒是顺理成章的——“人”就是那个德行，“不捞白不捞”，哪怕头顶国徽或身居要职的人也会“捞”。
作为国民，我们有权利要求国家提供安全，秩序、公正等“公共物品”，但切莫指望“国家”和“公仆”们自动兑现其承诺。
说“领导也是人”
潘多拉
现在有种说法叫“领导也是人”，倘若单从语法上看，不过是陈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和绝大多数不是领导的人是人一样，领导的的确确“也是人”。但这样一个连小学生造句时也不屑一顾的单句，值得某些人（包括有的领导）即郑重其事地强调，又愁肠百结地感慨么？看来，“领导也是人”一语，尽管只有区区五个字，背后一定大有文章，蕴涵着意味深长的内容。
前些时候，昆明某局举办了地州局长培训，晚上唱歌跳舞，当在清理之中。无奈领导男多女少，比例严重失调，有人便去找了5个小姐来陪舞，说好了每人报酬100元。不料一阵轻歌满曼舞之后，领导们却谁也不付钱。小姐当然不肯罢休，挨个房间敲门讨债，闹得一塌糊涂
在这个有点像假新闻的故事中，领导也是人，有的可能还是君子，所以有好“求（此处变逑为求）于“窈窕淑女”的本能；领导也是人，深知当今情义无价而游戏有价，所以事先讲好价钱，省得往后说不清楚；领导也是人，明白送到眼前的便宜“不占白不占，占了也白占”的道理然而接下去，领导们的表现便不怎么“也是人”了——领导的天职在于协调纠纷，解决难题，怎么没有人敢出来说句话？小姐是谁找来的，谁便有责任给她们一个说法，怎么到头来反而成了缩头乌龟？
假设当时被这5个小姐陪舞的不是地州局长，而是几个社会青年，我敢肯定他们都是不会赖账的，除非他们是故意来寻衅闹事的流氓。地州局长就不一样，他们有身分，有权力，有前途，即使“也是人”了一回，也断没有让他们掏钱的道理，因此最后酒店只好自认倒霉，拿出500元将小姐们打发上路。而这样一来，领导们便连“等而下之”的小混混儿也不如了，还说什么“也是人”呢？
细细分析某些“也是人”的领导的心理，他们先是修正了我们一向倡导的领导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原则，进而觉得自己不但“也是人”，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人，不但应该与普通老百姓一样，有七情六欲，要吃喝拉撒睡，而且还应该免费享受各种“特色服务”。正因为某些领导太把自己当人了，所以才会出现把儿子婚礼或孙子周岁庆典的录像在辖区闭路电视上公开播放，调动工作时发动数十人行程两百里为自己送行，新官上任时出动警车开道大抖威风，以及村支书“不幸”落选后心理失衡竟纵火焚烧村民房屋之类的荒唐事；正因为有人太把某些领导当人看了，所以才会出现“能人”将企业蚕食殆尽并”不知去向”，一年之后，头上的市工业局副局长、局党委委员、丝织厂厂长、制衣有限公司董事长等一大串官衔丝毫未动以及副总经理因嫖娟被开除党籍，半年后又被任命为另一家企业的副总经理之类的恶心事
看来，对那些本来不太“也是人”而自己又偏偏大喊“也是人”的某些领导来说，到底“是不是人”其实倒是一个大问题。
护士下岗与官员退休
邢小群
自己没下岗，很难体会下岗人的无奈和焦灼。
报载湖北新洲一家医院搞“优化组合”，僧多粥少，只好抓阄决定，以致优秀护士、中医专家纷纷落马，每月领取90元生活费回家歇着。这事情让人哭笑不得。我虽然非常同情那个终日以泪洗面的优秀护士，但转念一想，这事情放在谁身上也不好处理。一个科室，就那么三五个人，谁下谁不下？谁又比谁强多少？抓阄恐怕也是为了避免当面竟争，撕破脸皮，不得已而为之。在人力资源再配置的动荡时期，老百姓一方面默默地承担着改革的阵痛，一方面又不得不为“一碗饭”而争夺，生存的艰难无法回避。
又听说，某省领导在机构改革中为了安抚退下来的官员，宣布厅局长退休，办公室五年不交，专车五年不收。这个做法固然可以解释为一种“人情味”，不搞“人一走，茶就凉”，但我又想，这些办公室、小轿车以及专职司机的费用从何而来？说到底还不是来自纳税人！而这些钱，又能解决多少人的衣食之忧！官员在职，履行公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