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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觉得余先生真会寒碜人。就在人们饥饿找不到“面包”的时候，就在我们不得不用一本《金光大道》的封皮包着《普希金诗选》偷偷地读的时候，就在诗人不得不以拉大锯糊口的时候，就在学者养猪放牛以改造的时候，余先生山中读书，不愁吃穿，居有其屋。“文革”真要是有那样的仙气，便是我们也早该投降“文革”了。
反过去的东西很难再正过来看，可我们面对的正是这样的时令啊。
一条命两条烟
黄宗杰（江苏沛县）
我去进修的那家医院是“三甲”。脑外科主任是个面目和善的小老头儿，讲话音低声细，带些女人气。他给我们上过课，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讲的伤员众多时的急救原则。他说大声呻吟、表情痛苦不堪的可以暂不理会，要先抢救那些不能动不能哼的，连哼的气力都没有，说明伤势危殆了。
那天晚上主任值班，先从急诊室送来个姑娘，车祸受伤的，不能动不能哼，一直昏迷着。主任很快决定进手术室给姑娘做手术。就在换衣服的时候，又送来了个小伙子，是个盖楼房的民工，干活的时候上面掉块砖砸头上了。小伙子痛苦的喊叫隔两层楼都听得见。送小伙子来的是包工头，很活络，找到主任的办公室，从衣服底下抽出两条烟塞给主任。烟是红塔山。当着这么多人，主任一边直摆手一边尴尬地笑。我以为他会拒绝，却见他用手指了指值班医生。那医生面无表情地接了，打开一个柜子，放进去。那柜子里的烟快放满了。
主任安排那先来的姑娘去照CT，带那小伙子上了手术台。下了台子，包工头又安排吃宵夜。
第二天早上我去医院，见小伙子很安静地躺在床上，太平间的两个老头正往外抬那姑娘的尸体。
警惕“大巴掌”
刘友德
“一把手”这个词，使用频率极高，我却想不出它的出处。我只知道，门或抽屉上装的拉手叫“把手”，板车有两个供拉或扶的“把手”，李玉和夸女儿铁梅能干是“里里外外一把手”，西洋乐队有“第一小提琴手”，绿林好汉排座次有“第一把交椅”，就是不知道“一把手”取喻何事何物。以上全是闲话。反正大家都明白，“一把手”即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第一号领导人。
在有些地方、部门和单位，“一把手”成了独臂擎天的巨人，或者是一掌遮天的超级大佬。后者可仿粤语“大耳窿”称之为“大巴掌”。一些心术不正、权迷心窍的干部急欲成为一把手、大巴掌。所以，副职雇凶谋害正职已不再是新闻。“一把手”为何有那么大吸引力，使一些人不惜铤而走险？只因为在“一把手”成为“大巴掌”的地方，其位其人可以从心所欲不惧矩，独断专行，结党营私，财源广进。
如何管好“一把手”，防止他们变成“大巴掌”，已成为反腐败斗争中的紧迫课题。对于这一点，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为我们敲响了最沉重的警钟。湛江市委原书记陈同庆一掌遮天的表现，不仅是“什么人都敢用”。一个包工头行了贿摇身一变就成了市建委主任；一个初中文化的农民硬是被他封作中美合资大公司的董事长（此人使公司负债7。2亿而倒闭，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湛江海关原关长曹秀康一掌遮天，竟由他的情妇与走私犯们拟定人事安排计划，交党组会照计行事。湛江此次涉案的罪犯还有边防、商检、港务等部门一串“一把手”。没有这么多“一把手”互相配合并诱逼下属干部与他们“保持一致”，怎么可能导致国门洞开？新华社6月7日所发此案通稿《权钱交易法不容》及次日所发海关总署汲取此案教训的报道，都郑重提出了如何对“一把手”实施有效监督的问题。有权威的材料表明，当今震动全国的腐败大案，绝大多数系一把手所为。这种普遍性、规律性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其中必有某些制度性的阔失在起腐蚀、陷落之类坏作用。
我们天天在讲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为什么“一把手”专权的老毛病不仅没有革除没有收敛，反而在发展在蔓延呈“扩大化”之势，以致“一把手”卖官鬻爵之类极端丑恶案件一例接一例？
“大巴掌”专权无非集权、越权、揽权、擅权。在党内，某些领导干部成了特殊党员，谁敢平起平坐对他们提意见？在党委会上，某些一把手成了特殊委员，惯于一锤定音，一票顶一百票，俨然“龙头大哥”。党内民主都谈不上，逞论其他民主制度的约束作用？政企分开、党政分开讲了许多年，某些一把手却管得越来越宽，连项目开发、工程发包这类本应由专家论证、评审的经济事务，也要撇开大伙“亲自抓”、“定盘子”。这样一些“大巴掌”借口的是加强党的领导，但加强党的领导，肯定不是加强党委（党组卜把手个人的“领导”，肯定不应违背依法治国的原则，将个人凌驾于组织与法律之上。
在“大巴掌”当道的地方，必然搞顺昌逆亡，必然吏治腐败，鼠辈得志。用什么制约他们，降服他们？最有效办法之一是坚持群众公认的原则和制度。如果说一把手可以在会议规则、办事程序等方面玩同级组织各部门于股掌，却不可能“摆平”所有的群众；如果说群众不一定能认同出类拔萃的新人和勇于开拓前进的改革者，但他们一定会抵制那些劣迹斑斑的贪官污吏。事实上，“大巴掌”们能够卖官鬻爵，就是因为那里选拔干部没有真正实行群众公认的原则，所谓民主推荐、民主评议不过是哄人的把戏，事实上，陈同庆、曹秀康及王新康（最近判刑的独揽干部任免大权广收贿赂的河南滑县原县委书记）们的败露，正是群众纷纷向上边举报的结果。
坚持“群众公认”，谁也不可能一掌遮天。怕的是，“九众公认”只是说说而已。而要把“群众公认”的原则落到实处，贯彻于干部考察、任命、评议、鸳黜的全过程，我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沉甸甸的4分钱
余卫国
本月里广州数家报纸先后刊载了发生在广东开平市梁金山的一则小新闻：阳春市农民梁某3年前到开平种菜，菜不好卖兼养猪。他按照兽医的诊断买了60多片“敌百虫”为猪治病。最后“看看纸包还剩两片，每片两分钱，丢掉可惜”，他想自己也闹肚子，可能也是肚里有虫，便将剩下的两片“敌百虫”吞入肚中。不幸中了毒差点送命，因此花掉医药费800多元，后悔不已。
虽然一个月来国际国内发生了许多重大新闻事件，从炮火连天到柔情万种，都没有一种像这则小故事令我久久不能忘怀，以致心潮难平，浮想联翩。
我们怎忍心以此讥笑梁兄弟愚昧、吝啬、“贪图便宜”！鲁迅说“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然而，我们与农家兄弟梁某有这么大的阶级差别吗？
4分钱，不用说，对于每天要喝数千元“蓝带”洋酒的前湛江市委书记陈同庆、常喝“路易十三”吃金钱龟延年益寿的前阳春市委书记严文耀这样的大贪官，提都是犯傻的；对干大多数中国人，4分钱也是无足轻重的——虽然有一些公共厕所差1分钱都不让进可能让人憋得尿湿裤脚。然而，对于我国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下的4200万农村人口，对于梁某这样的艰难的谋生者，4分钱却是沉甸甸的，并不敢不当回事。
是梁某生性疲惰，信奉“我饿着，可我坐着”的懒汉哲学吗？不是。是梁某贪图享受，吃喝嫖赌当败家子了吗？更不是。他是那样地渴望摆脱贫困。才离乡背井去种菜；是那样勤劳，才种菜又养猪；是那样节俭惜物，才须知，他也是人生父母养，他也有七情六欲乐得舒适，他也是噙齿戴发的男子汉，希望得到妻小与社会的尊敬。可是他却力不从心，为贫穷所窘。他的困境只是数千万贫困人口的一个缩影，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突出的一个缩影（在这里，我想提到另一则教人伤感的小新闻：据广西《防城港日报》6月23日报道，当地华石镇旱塘村农民颜老汉，卖完荔枝后从集市赶回家，为了省五毛钱的摆渡费，在下游浅水处扛着自行车越过河，不幸因年老体弱被水流冲下深潭淹死。）我们是一个农村人口占七八成的国家，中国的问题过去、现在以及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主要是农民问题。我什1讲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势头，离开了扩大农民的消费需求，是不可能达到目标的。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受贫穷困扰？外国摄影作品选《黑镜头》之七上有段话说得不无道理：“在汗水和着泪水流淌的地方，几乎总是不能催生出繁荣的果实——这可以用经济学计算，但只能用社会学解释。”贫穷的原因当然有许多条，历史的、现实的、自身的、外界的，本地小环境、全国大环境，文化传统的、制度性安排的，等等，非三言两语能说清。但从梁兄弟自大贪官严文耀当“祖师爷”的阳春市外出，我想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我们的地方官员为农民脱贫致富做了什么？农产品生产周期长，农产品的市场容量弹性小，从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农民还很不适应，这就要求我们的党政机关干部为之排忧解难，提供适应市场变化的服务。可是在一些地方，当地官员却只知催粮逼款搞“三乱”。唐人高适在封丘做县尉（相当于今之政法委领导人）时，有诗纪日：“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悲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如今有些地方官员也是只知两件事，即迎来送往搞交际、“三提五统”抓征收，比高适不同的是安之若素、甘之如饴更有甚者，如湖北囗洲湾阁镇乡党委书记张京汉侵吞国家发给灾民的救济款到县城盖私房，广西兴业县国税局长李兴生敛财数十万重修豪华祖坟，宁夏固心县超编数千人包括安排5岁干部子女吃财政补贴，至于将扶贫款买高级轿车、盖豪华宾馆供领导人享乐的地方非止一二。有这样一些贪官横行乡里，“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老百姓怎能不穷不困？
想到中国特别是老革命根据地还有那么多人过着缺吃少穿的日子，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会议上讲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应为此而寝食不安”。没有扶困济贫的良心驱遣和政治责任感的压力，怎么能领导和帮助群众脱贫？像美国这样市场发育成熟的国家，农业和农民尚须政府的特别保护与支持，何况刚刚走向市场的中国农民，怎能全靠自己？如果不能帮助他们倒也罢了，何忍对他们巧取豪夺？
民意测验
欧帆
不久前，地区“文明办”、“纠风办”共同牵头，在几个服务行业和行政执法部门中搞“行风评议”。我们这家国有银行也在被评之列。
主办单位认为要有点开拓精神，要把评议活动搞出点新意来，决定在《××日报》上刊登选票，让百姓来填，排名次，并宣布名次靠后的单位停发年终奖金。
关系到切身利益，自然不敢怠慢，离刊登选票还有一个多月，各单位就都纷纷行动起来。首先想到的是多订报纸。也不知具体哪天刊登选票，就干脆订它一个月，我们单位订的最多，一口气3000份，最少的公安局也订了500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