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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七十一）
汉字词汇是很有趣的，日语里的汉字词汇也一样，有些时候不能仅从字面上去理解。比如“昭和军阀”这个字很简单，指的就是这里说的那些策划，进行最后输掉了那场给大半个亚洲也包括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的战争的那些人。主要就是指那些毕业于陆军大学校的日本陆军的参谋们。
而“昭和史”则不能从字面上理解。“昭和史”在日语中指的不是“昭和天皇在位期间的历史”，而是指的从1928年6月4日的“皇姑屯事件”开始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段时间的历史。
昭和军阀们创造了昭和史，而昭和史也随着昭和军阀们的灭亡成为了历史名词。
1945年9月2日，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代表天皇，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代表大本营陆海军部在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USS MISOURIBB…63）的甲板上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根据联合国占领军总部（GHQ）的命令，大本营于9月13日废止。其中枢部分参谋本部和军令部于10月30日正式消灭。陆军省和海军省也于12月1日被撤消。指导了日本军队的战争组织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等待着那些指导者的是历史的审判。
一般来说，那些参加了战争的日本军人们的命运分为六种：1． 被指定为甲级战犯的高级军官。
2． 被指定为乙丙级战犯的高级军官和士兵。
3． 被GHQ重新起用的高中级军官。
4． 回到家乡重新开始新生活的军官和士兵。
5． 被监禁在国外的军官和士兵。
6． 自杀的军官和士兵。
这里已经列举了一些第一类和第二类的名单。但是坦率地说，真正受到追究的只是一部分，还有很多没有受到追究。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在远东军事法庭起主导地位的美国对日本文化，日本军制的缺乏了解。应该说，美军从战争开始以后就对于结束战争后的战犯处理作了大量工作，从收集情报到审讯战俘，列出了一个庞大的清单。但是美国人没有（起码当时没有）理解日军参谋的这种特殊作用和日本军队（特别是陆军）的“下克上”现象，而受其“政府管理军队，军队是职业军人的集团”这种西方固定观念的影响，在决定甲级战犯时是以政府关系为主。
因此与陆军省有关的高级军官（课长以上）几乎全部是甲级战犯嫌疑人。而参谋本部的有关人员却几乎没有受到追究。比如田中新一，服部卓四郎等人根本没有受到追究，服部卓四郎还几乎受命组建现在自卫队的前身警察队。
第二个原因是不少证据被彻底销毁，证人被封口。1945年8月14日御前会议决定了接受波茨坦公告以后，陆军军部就命令下属各部队，教育机关，附属机关销毁一切机密文件，各部队机关浓烟滚滚达数日之久。因此第一手极为缺乏，现在能看到的有关参谋本部第一手资料几乎都是几位反对扩大战争的参谋们偷偷留下来的。
甲级战犯武藤章在菲律宾马尼拉的战犯收容所里曾经召集所有战犯嫌疑人训话：“诸君要以特攻的精神把审判的被害减少到最低限度。为了日本陆军和日本的名誉，决不能说是长官或者上司下达的虐杀俘虏和平民的命令。祖国绝不会抛弃你们和你们的家族”。
所以大量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为他们的长官承担了罪名，默默地死去。
日本人有一个抱团的习惯，而且日本陆军除近卫师团以外均为“乡土联队”所组成。因此各地的“回乡军人会”之类的组织多如牛毛。而这些“回乡军人会”基本上都是和在役时相同的层次构造，因此只要军官们下了“钳口令”，就很难指望有人能出来说明事实。
第三类是个怎么样的存在呢。
陆军省和海军省在1945年12月1日被撤销后改名为“第一复员省”和“第二复员省”，主管被从朝鲜半岛，中国大陆及东南亚各地遣返回来的部队和国内部队人员的复员工作。一开始被留用的都是原陆海军省的事务人员和文官。
但是从1946年年初开始，这两个复员省不断有原大本营的佐级参谋进出。那时是追查战犯风声正紧的时候，大多数参谋都改名换姓隐蔽了起来，因为听说是GHQ逮着参谋就枪毙。怎么这些参谋怎么如此大摇大摆地出入于光天化日之下？
他们的头姓“森”，在GHQ总部的第一生命大厦不远的日本邮船大厦办公，门口挂的牌子是“复员省战史编撰室”，但实际上是从G2，参谋二部领取经费。原来这是G2下属的一个机关，后称“服部机关”，因为那位“森”不是别人，正是战败时驻抚顺的步兵第65联队长，原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大佐。
谁也不知道服部和G2的维罗比少将是怎样搭上关系的，反正这个服部机关是越来越大。陆军有服部卓四郎大佐，杉田一次大佐（参谋本部美国课课长），原四郎中佐；海军有中村胜平少将（航空本部总务部长），大前敏一大佐，大井笃元大佐。顾问是有末精三中将（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河边虎四郎中将（参谋本部次长）。
他们在干嘛？表面上是因为军部的文件全部被烧，因此找来军部的人凭记忆编写战史。确实也是在写战史，以后以服部卓四郎一人的名义出版，书名叫《大东亚战争全史》。这本书是很有争议的一本书，因为是在美军的监督下由旧军参谋们编写的，所以除了歌颂美军之外就是替参谋们开脱。例如服部亲自策划的诺门坎事件居然不见提起。
但是维罗比少将的真正目的还不在于此。维罗比少将是一个狂热的反共分子，他收罗这批人的真正目的是在于重新武装日本，为反苏战争作准备。
服部机关有点像秘密帮会，真正的内幕到现在还弄不清楚，也许是永远的秘密。据说朝鲜战争中服部机关的成员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从已知成员的经历来看，几乎都有朝鲜半岛或中国东北部驻防或作战的经验。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七十二）
1950年12月，朝鲜战争爆发后，驻日美军被编入联合国军赴朝参战。作为重整日本军备的第一步，麦克阿瑟向日本首相吉田茂提出了组建18万人的警察预备队的要求。
对这个要求，吉田茂没有拒绝。但是吉田茂首相坚决拒绝了维罗比少将的建议。
维罗比少将的建议是，这个“警察预备队”由服部卓四郎原日本陆军大佐指挥，还提出了另外六个原日本陆军高级军官的名单。
本来吉田茂的思想和维罗比接近，但在阻止旧军阀复活这点上和维罗比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持自由派思想的GHQ民政部长惠特尼准将和吉田茂素来不对，这时候和吉田茂结成了统一战线，在麦克阿瑟面前拼命反对。
吉田茂在战时受过军部排挤，被特高警察和宪兵几次逮捕，所以对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旧军人深怀戒心。吉田茂推出的人物是原驻英武官的辰已荣一中将，就是那位被广田派去说服吉田茂反而被吉田茂说服了的那位。通过辰已荣一再集合了一批搞教育，兵站工作的旧军官，作战参谋佐级以上一个不要。
就是说现在的日本自卫队，确实流着旧日本军的血，但不是最坏的那部分血。倒是厚生省继承了陆军省和海军省的一部分衣钵。第一复员省和第二复员省后来成为了厚生省的第一复员局和第二复员局。
现在的甲级战犯靖国神社合祀问题，就是厚生省一手制造出来的。
第五类主要是指战后被苏联扣留在西伯利亚的那些关东军官兵，到现在还是一个谜。苏联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违反波茨坦公告，扣留六十万日军官兵作苦役。战犯是一回事，而波茨坦公告的第七条里是白纸黑字保证遣返日军士兵的。
这是一个谜。有几个说法，一个是老冰在前文提到过的斯大林对第一次大战中日本的西伯利亚出兵的报复，这种说法看起来未免有点荒诞无稽，只能作为强调西伯利亚出兵这件事本身的荒唐。但是从后面可以看到，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而在日本的“西伯利亚归还者”中一直有另一个一个说法：这六十万人是日本政府送给苏联作为战争赔偿的，根据是关东军投降时和苏联远东军司令华西里列夫斯基元帅接洽投降事宜的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到底签了什么样的协议谁都不知道，而当时在场的关东军参谋濑岛龙三也一直不肯回答这个问题。华西里列夫斯基元帅回忆录里对战俘的处理说得非常详细，但对关东军投降协议则一字未提，这就更加加深了人们的猜疑。
为什么要赔偿呢？战争期间最后的内阁首相铃木贯一郎曾经很认真地和苏联进行过交涉，指望苏联出面调停。当时许给苏联人的好处，是不是就是这60万关东军呢？因为一败涂地的日本再也拿不出东西出来了。
经常有人觉得奇怪，日本人从日俄战争开始几十年里一直就在和俄国人过不去，怎么到现在反而想起请俄国人帮忙起来了。这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首先是病急乱投医，大难临头看谁都是观音菩萨。其次就更加妙不可言，大正年间的日本人像杉山元们几十年内老琢磨着要打俄国人，但莫名其妙的同时又对俄国人很有好感。像铃木贯一郎首相就说得出让谁听了都要昏过去的胡言乱语：“斯大林的体格和西乡隆盛很相像，都是大肚子，肯定都是重情义的好人，会帮日本忙的”！
人家重情义就非得帮你忙？你这几十年都干了些什么？日本的思维方式可不这样想，日语有一个字叫做“思い込み”，就是把自己的想法认为是现实了。像现在的靖国神社问题也是这样的思维逻辑：“我现在要和你亲近了，你怎么不和我亲近呢？”
所以麦克阿瑟元帅有一句是日本人就知道的有名的话：“日本人只有12岁”。
一点不假。
到了现在，根据苏联解密的外交文件，人们一般倾向于是在斯大林和杜鲁门总统之间曾经就苏联的受降区域问题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吵。斯大林要求将北海道划归苏军受降，理由是当年的西伯利亚出兵事件（这就是西伯利亚事件报复说的根据），在被杜鲁门总统拒绝以后，作为泄愤或者交换，扣留了这六十万人达十来年。
最后一类就是战后自杀的，其实这自杀有两类。一类是战败时自杀的，像陆军大臣阿南唯几，东部军管区司令官田中静壹等。这类自杀还有“谢罪”的意味，不管他是向天皇还是向其他什么人。另一类自杀就是像东条英机，杉山元等人在宣布为甲级战犯嫌疑人以后自杀，这种就纯粹是“畏罪”的逃避行为了。特别是东条英机的自杀，就像一出活剧。早不自杀晚不自杀，在看见美军宪兵走进院子敲门时才开枪自杀，使用的还是自己的科尔特22小口径手枪。就是说他不想死，怕死。
绝大多数的军人是属于第四类的。当然这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人生，有像辻政信那样还是对政治，对国事有着极大的兴趣，甚至竞选参议员的，也有像第八方面军司令官今村均大将（陆大27期首席）那样回乡修一间“反省小屋”，终生在此屋反省战争罪行的。也有像濑岛龙三那样投身商界，发挥参谋的才能，把一个原来小小的纤维商社，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