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谩薄Ｍ鲜椋�153页。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工作，国营经济已经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产值比重已由1949年的公四私六，发展到1952年底的公六私四，私营工商业已经同国营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三，“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以国营企业为最高，公私合营的次之，加工订货的又次之，这说明国营工业的优势和优越性”。《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48—149页。另外，私人资本主义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和国营合作，利润比自产自销的大。这使私人工商业者感到“只有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对他们自己也有利”。同上书，第167页。
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农业、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加速了资本主义工商业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反过来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则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合作化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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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和两翼同时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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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三改”的目标是一个变革生产关系、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相互结合、有机统一的目标，是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目标。
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现代化大生产基础上的，正如列宁所说，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在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就必须改变我国的经济落后面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但是，中国近代史证明，中国实现不了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变法维新运动的失败说明企图在君主立宪制下实现“定为工国”的理想是行不通的。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在中国通过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来实现工业化也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只能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必须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一个以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要成分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周恩来十分重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他认为社会主义改造不限于经济方面，整个社会都在改造，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在改造。所以要着重提出经济改造，“因为经济是基础”，“如果经济不得到改造，新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都立不住”。从发展生产力和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看，“要做到完全独立、还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总起来说：“不实现工业化和经济改造，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完全独立，就不能持久，就不能避免遭受挫折”。《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51页。“一化”和“三改”同时并举，决不是说在“一化三改”的矛盾统一体中毫无主次之分。“一化”，即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主体”；“三改”，即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两翼”。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处于主导的地位，最终起决定作用。周恩来从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深刻地指出“经济是基础，经济改造是一切改造的基础，而国家工业化又是实现经济改造的关键”。同上书，第152页。“三改”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三改”能否顺利进行需要通过发展生产力去推动。合作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也只有由生产力是否得到发展去检验。周恩来说：“三大改造也要以生产来推动”。同上书，第253页。“不要事情还没有做，一听到风传，来一个破坏生产，那就很不好了。农业合作化不是要防止‘三叫’吗，不要人叫、牛叫、猪叫。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当然不能用这‘三叫’了，但是如果弄得人叫，机器不叫，企业停产、减产，就对我们不利了”。同上书，第231页。周恩来的这些话既风趣、幽默，又精辟、透彻，形象而生动地揭示了“三改”与“一化”，“三改”与生产的关系。
*既反保守又反冒进
“一五”计划和过渡时期，在为“一化三改”的目标而奋斗时，自然而然地有一个速度问题。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思想是什么？有些论者把速度仅仅看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又把周恩来的基本思想归结为反冒进。这种看法没有全面地、完整地理解周恩来在速度问题上的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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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问题上的“过”与“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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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9月8日，周恩来说：“现在开始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国际国内形势都是有利的；提出过渡时期的问题，也是适时的。但必须承认还有困难。我们的经济遗产落后，发展不平衡，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大多在沿海。我们的文化也是落后的，科学水准、技术水准都很低。例如地质专家很少，自己不能设计大的工厂，文盲相当多。这些落后状况会使经济建设发生困难。我们还有五种经济并存，要使其能够均衡发展，并在新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关系非常复杂。不估计到这些困难，就会产生盲目冒进情绪；另一方面，如不估计到有利条件，就会产生保守倾向。”《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40页。
这段话，首先告诉我们，从“一五”计划和过渡时期一开始，周恩来所讲的速度就不是专指社会主义建设速度，而是既指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也指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一化三改”的目标是“一化”和“三改”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整体目标，“一化”与“三改”的速度自然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
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其次，周恩来通过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有利条件和经济文化落后的不利条件的分析，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提出这个方针是要求避免“过”与“不及”的两个极端，以求得“一化三改”适中可行的速度。周恩来认为中国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在建设方面一共耽误了一百年，在经济文化方面落后于西方国家一百年。面对落后怎么办？我们不能慢吞吞地走路，“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33页。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谁说周恩来不反对保守倾向，谁说周恩来不着急？谁说周恩来不想快？但也正因为经济文化落后，不可能一步登天，不能盲目图快。否则就会欲速不达，得不偿失。所以也要反对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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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一化三改”不能“一步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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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不仅对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强调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对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这样。
1953年6月19日，他针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问题指出：“我们国家总是要到达社会主义社会的，而且是在走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是一天天在增加着。所以，我们既反对保守思想，也反对急躁情绪。在农村工作中我们主要的是反对急躁。农业机械化的前途是一定要实现的。不看见这个前途是盲目；另一面，不承认我们的落后和不平衡的现象，就是急躁。”同上书，第131页。这里是说实现国家工业化既不能保守也不能冒进；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也要既反对保守思想又反对急躁情绪。1953年9月8日，周恩来针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指出，有两种现象必须引起注意：一种是有些工商业家对国家还保持着很大的距离，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一种是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要对这两方面的人进行教育。他说：“一方面，我们反对把社会主义改造看成遥遥无期、停止不前。现在不动将来就要痛，现在向前将来就会愉快。另一方面，急躁冒进，想一步登天，也是错误的。”《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49页。
“一五”计划的后两年，周恩来面对1955年下半年以来掀起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仍然强调在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方面既不能保守，也不能冒进。1956年2月8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时，周恩来指出：“商业部、手工业合作总社、供销合作总社等单位应重视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同上书，第251页。
“一五”计划的后两年，周恩来更多的、更突出的是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在计划与预算方面强调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1956年2月8日，周恩来指出：“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当然反对右倾保守是主要的，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同上书，第252页。6月，一届人大三次会议召开之前，周恩来针对3月份通过的预算数字太大、基本建设投资147亿元很难完成，提出“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同上书，第262页。9月，党的八大会议上，周恩来说：“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78页。他指出，1955年计划保守了一点，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比较小了一些，结果出现了物资积压；1956年计划冒进了一点，把基本建设规模定得大了一些，结果出现了财政和物资相当紧张的局面，这两方面的教训都应该吸取。他认为编制长期计划时，应该按照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要求和国家物力、财力、人力的可能条件，实事求是地规定各项指标，使其比较可靠；编制年度计划时则要充分考虑积极地发挥潜在力量。他说：“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地，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要裹足不前。”同上书，第280页。这是周恩来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从编制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从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角度上，对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所作的一次精彩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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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两个方面的冒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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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时期内，保守倾向和冒进倾向总有一个是主要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要重点反对主要的错误倾向。“一五”时期，为“一化三改”的目标奋斗时，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