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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上葛洲坝工程的决策，是又一次把目标和步骤结合起来既积极又慎重的重大决策。
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混乱的形势和其他各种原因，葛洲坝工程开工后，暴露出很多问题。
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８日、９日、２１日，周恩来抱病三次主持召开葛洲坝工程汇报会。第一，周恩来针对当时“左”的指导思想和做法，强调搞水利工程不能用军事体制与军事办法；不能搞空头政治，要精通业务，重视质量；不能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第二，周恩来果断地决定把葛洲坝工程停下来，整顿队伍，修改设计，并成立林一山、钱正英、张体学、王英先、马耀骥、沈鸿、谢北一、袁宝华、廉荣禄九人组成的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使葛洲坝工程技术有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第三，葛洲坝出了问题？是不是先修葛洲坝的战略决策错了？是不是应该先修三峡？对此，周恩来组织大家平心静气地进行讨论，再一次统一大家对先修葛洲坝战略决策的认识。１１月２１日汇报会上，周恩来对林一山和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的其他同志说：“修葛洲坝要成为三峡大坝的试验坝”，“搞好了葛洲坝就是大成功。”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的成员们牢记周恩来的嘱托，兢兢业业地工作，终于胜利完成了建设任务，并创造了“静水通航，动水冲沙”等誉满中外的工程技术杰作。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周恩来曾解释毛泽东这两句诗说：“首创的人，没有等到事业的成功，也就是看到别的花开的时候它谢了。”“你首创，但不一定能自己享受。”周恩来生前虽然未能亲眼看到“高峡出平湖”的壮丽图景，但他做了大量的筹划与准备工作，特别是他亲手开创了长江第一坝——葛洲坝工程的建设，为三峡工程建设积累下经验，锻炼了队伍，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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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三门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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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黄河经常决口改道，洪水泛滥所及，北至天津，淤塞破坏海河水系，南至淮阴，淤塞破坏淮河水系，被称为“中国的忧患”。三门峡工程是新中国治理、开发黄河最大和最重要的综合性工程。三门峡工程修建过程中，周恩来三上三门峡，在水库工地度过了八个日夜。
三门峡工程由苏联帮助设计，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批准修建，１９５７年４月１３日开工。
但是，三门峡工程开工一年后，在要不要修建、大坝泄水孔底槛高程多高为宜等问题上，仍然争论很大。陕西极力反对修建三门峡工程，理由是水土保持能解决问题，无须修三门峡。
周恩来为掌握情况、解决问题，于１９５８年４月２１日至２４日，在三门峡主持召开了现场会议。为了便于对陕西做说服工作，周恩来还请了对西北局有很大影响的彭德怀、习仲勋去参加会议。
三门峡现场会争论热烈、气氛活跃。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和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讲了话，陕、豫、晋和水电部、黄委会、三门峡工程局的负责人及有关专家都在会上发了言。特别是陕西省去了不少人参加会议，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说水位高了，西安地区的土地会碱化等等。周恩来在会上认真听取不同意见；会下跑工地，同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们交谈，掌握第一手材料。
２４日，周恩来作了总结发言。他肯定了争论的意义；阐述了上游与下游，一般洪水与特大洪水，防洪与兴利，局部与整体，战略与战术等辩证关系；指出了兴建三门峡水库以“防洪为主，其他为辅”、“确保西安，确保下游”的原则；强调围绕三门峡工程要加紧水土保持、整治河道和修建黄河干支流水库的规划。对于泄水孔底槛高程，周恩来说：“原订３２０，这就太高了。３２０就是高出库底４２公尺，是不是能够降低？我们说可以减低到３００，但是和苏联专家商量，最多让步到３１０，不然关闸比较困难。”“还可以继续争一争，看是不是能改到３００，因为减低一点，总可以使泥沙多冲出去些。”
这次现场会，突出了整体利益，适当照顾了局部利益；进一步明确了修建三门峡水库对治理黄河特别对下游五省防洪的重要作用，回答了陕西关于三门峡水库有没有必要修建的疑问。同时，采纳了大坝泄水孔底槛高程降低２０米的意见，对水库兴建和改建后长期减少库区淤积和淹没损失，起了重要作用。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２日至１４日，周恩来第二次上三门峡工地并主持现场会。１２日，他与吴芝圃、卫恒等研究河南、陕西、山西三省水利与运输问题。１３日，他同与会人员讨论了三门峡枢纽１９６０年拦洪发电以后继续根治黄河的问题。１４日，他同水电部、晋、豫、陕、黄委会、三门峡工程局负责同志谈黄河泥沙问题。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８日，周恩来第三次上三门峡。他这次和陈毅副总理陪同尼泊尔马亨德拉国王先视察了三门峡水工机械厂，接着又视察了三门峡水利枢纽，了解水库蓄水运用的情况。三个月前，为解决分瓣水轮机转子的焊接问题，周恩来两次同沈鸿、李强、冯仲云等研究具体办法，并指示把全国各地具有丰富焊接经验的老工人和专家集中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天在现场，周恩来仔细观看了水轮机转子，并询问沈鸿焊接会不会出毛病。沈鸿说：“估计不会。”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
周恩来每次到三门峡都不顾疲劳，深入现场，掌握实情。他勉励工程建设者好好学习政治、文化和技术，为工程作出更大的贡献。他关心水利职工生活，询问伙食情况。一次，一个小伙子一边吃着馍，一边挤到周恩来面前，他随手掰了一块放到嘴里尝尝，乐得大家亲切地笑了起来。当他得知灌浆工人长期在潮湿的廓道内工作，已有一些人患关节炎时，十分关心，当场指示工程局的领导注意解决这个问题。他回京后不久派来了调查组，又从北京送来医疗设备、药品和保暖防潮劳保用品，安排患者到疗养院治疗、休养，工地上为灌浆工人成立了保健食堂。他就是这样关怀水利职工，就是这样深入实际排忧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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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工程的两次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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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水库１９６０年９月开始蓄水，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到１９６２年２月，水库就淤了１５亿吨泥沙。不仅三门峡到潼关的峡谷里淤了，而且潼关以上，渭河和北洛河的入黄口处，也淤了“拦门沙”。
面对三门峡工程出现的淤积问题，周恩来一方面承担责任，检讨自己未能将工程办好；一方面总结、消化历史上的治黄经验，借鉴、分析苏联水利建设经验，认真谋划如何改建。
从１９６２年３月起，三门峡水库决定由“蓄水拦沙”运用，改为“滞洪排沙”运用。但淤积仍继续发展，到１９６４年１１月，总计淤了５０亿吨，渭河的淤积影响，已到距西安三十多公里的耿镇附近。当时，陕西省意见很大，水电部和黄委会在解决方案上又有分歧。为统一思想，尽快作出治黄决策，解决三门峡淤积问题，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５日至１８日，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治黄会议。
会上，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汪胡桢认为“节节蓄水，分段拦泥”的办法是正确的，不同意改建三门峡枢纽，被称为“不动”派。河南省科委的杜省吾认为“黄河本无事，庸人自扰之”，黄土下泻乃黄河的必然趋势，绝非修建水工建筑物等人为力量所能改变，主张炸掉大坝，被称为“炸坝”派。黄委会主任王化云主张以拦为主，辅之以排，实行“上拦下排”的方针，被称为“拦泥”派。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主张干支流沿程引洪放淤，灌溉农田，以积极态度吃掉黄河水和泥沙，被称为“放淤”派。周恩来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引导大家互相听取不同见解，辩证地看问题。
１２月１８日，周恩来作总结讲话，提出治理黄河总的战略方针是“要把黄河治理好，把水土结合起来解决，使水土资源在黄河上中下游都发挥作用，让黄河成为一条有利于生产的河”。他要求各派都要克服片面性，要从全局看问题。“不要自己看到一点就要别人一定同意。个人的看法总有不完全的地方，别人就有理由也有必要批评补充。”他认为泥沙淤积是“当前的关键问题”，“是燃眉之急，不能等。”“对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改建问题，要下决心，要开始动工，不然泥沙问题更不好解决。”他综采各家之长，决定三门峡大坝左岸增建两条隧洞，改建四根发电引水钢管（即二洞四管改建方案），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先解库区淤积之急。他说：“决定二洞四管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既然决定了，就要担负起责任。”他嘱咐在设计和施工中“要兢兢业业地做。如果发现问题，一定要提出来，随时给北京打电话，哪一点不行，赶快研究”。《周恩来选集》下卷，第４３３—４３８页。
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北京治黄会议，不仅决定了对三门峡枢纽工程的改建，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而且明确了治理黄河的战略方针，大大推动了治理黄河的伟大事业。
三门峡第一次改建即二洞四管工程，１９６５年１月开工。四管工程于１９６６年５月竣工，７月２９日投入运用。两洞工程于１９６８年８月先后竣工。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６日二洞四管全部投入运用。
二洞四管工程提高了三门峡枢纽的泄流排沙能力，减缓了库区淤积，为进一步改建赢得了时间。但泄流排沙能力仍感不足。为此，１９６９年６月，周恩来委托刘建勋、纪登奎在三门峡市主持召开了晋、陕、鲁、豫四省治黄会议，研究了三门峡工程的第二次改建和黄河近期治理问题。
为加强第二次改建的技术力量，周恩来提议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到三门峡去，参加研究怎样解决三门峡工程改造的问题。１９７０年１月，周恩来对他们说，黄河的泥沙问题研究得怎么样了？要把黄河泥沙整个的情况摸清楚，沙从什么地方来的，淤在哪里，怎样处理，这是你们去主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次改建，于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３年１２月挖开８个施工导流底孔和改建了５个电站坝的进水口，大大提高了泄流排沙的能力。
通过两次改建，基本解决了库区的泥沙淤积，保持了一定的长期有效库容，为在多泥沙河流上修建水库和治理黄河开辟了新路。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０日，新华社报道《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改建获得初步成功》，周恩来在重病中看到这一报道，要人打电话问钱正英：“三门峡改建成功的报道是否属实？”他在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仍旧惦记着治理黄河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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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上密云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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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水系是我国北方的重要水系。周恩来为治理海河倾注了大量心血。
官厅水库是根治永定河的重点工程，也是治理海河的第一个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