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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以其慷慨激昂的声音结束了他的奏请，在其支持者正要张口欢呼的刹那间，知枢密院事章惇却抢先站起，拱手出尸：
“禀奏太皇太后陛下，臣知枢密院事章惇有事禀奏。”
太皇太后正欲恩准司马光奏请的“谕旨”被堵在嘴边，她迟疑片刻，惊诧地望着章惇说：
“容卿禀奏。”
章惇并不慌张，他一开口，并未直接维护“新法”，而是向司马光“荐举谏官”的疏漏处提出质询：
“禀奏太皇太后，台谏之职，在于纠绳执政之不法。司马光以范纯仁为左谏议大夫，以范祖禹为右正言之奏举，恐非相宜。”
这是向司马光的公开挑战。太皇太后感到意外：
“噢？”
章惇从容谈起：
“按照朝制，谏官皆令两制以上奏举，然后由宰执进拟。请问左相蔡确大人，右相韩缜大人，司马大先生奏举范纯仁等五人任谏职之事，你们事先知道吗？”
蔡确跨步出列：
“我事先闻所未闻。”
韩缜亦跨步出列：
“我事先亦不知。”
章惇微微一笑：
“如此说来，司马大先生身为门下侍郎，虽在‘广开言路’上享有太皇太后陛下委托的全权，但在奏举谏官上却是有些侵慢朝制了。”
吕公著情急出列反驳：
“难道门下侍郎就无权奏举谏官吗？”
章惇厉声回答：
“有。奏举别人可以，奏举范纯仁、范祖禹则不可！祖宗之法有律：执政初除，亲戚及所举之人现为台谏者皆徙他官。司马大先生现为门下侍郎、副宰相，居执政之列，而众所周知，范祖禹佐司马大先生修著《资治通鉴》，相处十七年之久，为大先生门下高徒，且以‘老师’恭称；范纯仁乃司马大先生之密友，二十年前，亦为司马大先生荐举入朝。如此奏举相近相亲之人为谏官，实属违背祖宗法制之举。”
群臣都傻眼了。章惇以朝制祖宗法度为据，其言论无懈可击。”吕公著心里狠狠地诅咒着：王安石调教之徒，皆伶牙俐齿啊！
章惇紧接着一放一收，逼向司马光和太皇太后：
“当然，司马大先生公忠天下，朝野皆知，此举未必出于私心私谊。万一他日奸佞执政，援此为例，安插亲信心腹于台谏，朝廷又将如何？乞太皇太后深思明断。”
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半年多来，根本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战阵，心里早就慌乱，而且章惇言之有理，也不能蛮横阻止，她把希望寄托在司马光身上：
“司马大先生，对知枢密院事章卿的质疑，你也可作申辩。”
群臣都把目光投向司马光。
司马光神情坦然，从容拱手回答：
“禀奏太皇太后陛下，殿前议事，所见相左而相论，原属正常。臣愿听章惇大人的高论批驳，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司马光冷静地借词退却，太皇太后心里失去依靠，一时语塞而窘。章惇立即抓住时机逼了过来：
“禀奏太皇太后陛下，司马大先生虚怀若谷，向臣开了言路，臣尚有一事不解，仅求教于司马大先生。孔子曰：‘三年无改放父之道。’这句话并不难解，即孝子居丧，志存父在之道。司马大先生乃当代人表，朝臣典范，事君以礼，侍兄如父，誉满天下，何其在今天反其道而行之。执政不及五月，便急于罢废大行皇帝亲自制定的法度，不知居心何在？泄心中之愤耶？泻积年之怨耶？伸未展之志耶？报贬逐之仇耶？司马大先生如此倒行逆施，难道就不怕违背皇帝陛下以孝治天下的大德吗？”
司马光仍沉默不语。
中书侍郎张璪立即响应，悲声而号：
“司马光，外附忠贞之名，内怀莫测之心，执政伊始，即变更大行皇帝之法度。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左相蔡确亦响应跪奏于御案前：
“禀奏太皇太后陛下，国丧以来，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收技当世之耆老以陪辅王室，蠲省有司之烦碎以慰安民心，严边备以杜强邻之窥觎，走轺传以察远方之疲瘵，明法令之美意以扬先帝之惠泽，厉公平之大道以合众志之异同，天下归心，黎庶欢愉，清平之治，即将显现。今司马大先生无端又启衅端，名为匡正新法之缺失，实则讪谤先帝以抱怨。臣为左相，忧朝廷纷争之再起”
太皇太后已不知所措。
司马光仍沉默不语。
张璪形同骂街的呐喊和蔡确的煽动，果然使一部分居于中间的臣子向章惇靠了靠，开封府推官张商英发出了貌似调解的悲叹声：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古之常礼，孝之必然，今大行皇帝尸骨未寒，奈何匆促而轻议变更法度。”
章惇十分机敏，立即抓住有利于自己的形势，直接抨击司马光的核心论点：
“司马大先生方才滔滔大论的根本，是罢废保甲法、募役法和将兵法。这三项新法，事关京外州、道军政大权，使司马大先生极感堵心，欲先行罢废而后快，操刀之准、之狠、之快，令人佩服。保甲法、将兵法功过如何？我也心中无数，姑依司马大先生之说。可募役法的利害究竟如何？司马大先生的高论未”必全然正确，你可以概括为‘其害有五’，别人也可以概括为‘其利有十’，天下任何法度均有利害，利多害少即为善法。募役法乃大行皇帝与王安石思虑两年而创制，其意深焉”
近日刚刚召回京都的刘挚怒吼出列，打断了章惇的奏言，戟指章惇而吼：
“章惇挑薄险悍，渔事王安石，以边事欺罔朝廷，遂得进用；及王安石补外，又倾附吕惠卿，夤缘而至执政；复为蔡确所引，以至今日。自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进用司马光以来，章惇怀恨在心，便与蔡确结为朋党，放肆强悍，凌侮沮害群臣。章惇不罢，朝廷不宁！”
王岩叟亦出列奏言：
“章惇攀王安石而出，谗欺狼戾，承袭王安石桀骛不臣之恶习，竟于殿前质问太皇太后陛下批除谏官事，语涉轻侮，是以不欲威在人主也。乞行黜去。”
延和殿乱了，罢废新法的争论变成了罢废章惇的声讨。章惇则毫无惊慌，一切似在意料之中，面对着越来越激烈地攻击和弹劾昂首大笑：
“这就是司马大先生倡导的‘广开言路’吗？章惇势孤，但决不屈服于势之压迫。”
司马光不再沉默，应着章惇的笑声转过身来，神情从容，话语坚定：
“司马光从不倚势压人，也从不因薄慢侮辱而自屈。章惇大人所论，光愿以理回答。”
延和殿乱哄哄的骚动终止了，支持者和反对者都静了下来，望着这位齿发无几的老人。
司马光的声音仍是平和的：
“募役法的功过利害，光以民心为倚是从，章惇大人以为此法利大于害，可详加议论，今日不必匆忙结论而定其取舍。
“‘三年无改于父道’之论自然是正确的，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王安石、吕惠卿等所建、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犹恐不及。昔汉文帝除向刑，斩右趾者弃市，答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盐铁、榷酤、均输算法，昭帝罢之。唐代宗纵宦官求赂遗，置客省，拘滞四方之人，德宗立末三月罢之。德宗晚年为宫市，五坊小儿暴横，盐铁月进羡馀，顺帝即位罢之。当时悦愉，后世称颂，未有或非之者也，朝廷当此解兆民倒悬、救国家累卵之际，岂能俟三年然后改之？况令军国大事，太皇太后权同处分，是乃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
“奏举谏官之事，当遵朝制、祖宗法度而行，司马光决不例外。范纯仁临事明敏，不畏强御；范祖禹温良端厚，修身无缺。此二人职作台谏，诚协众望，不可因司马光一人之故而妨碍贤者进路。司马光愿辞门下侍郎之位致仕闲居”
司马光在“募役法’上心迹坦荡的退让，显示了司马光长者之风，出乎于群臣之意料，连章惇的支持者也瞠目结舌。
司马光在“三年无改于父道”的关键争论上，承认了传统伦理道德的权威，却大胆地冲破了传统伦理道德的藩篱。他和王安石一样，不为圣人之言所羁绊，只是比王安石温和婉转，显示了异于王安石的恭顺。
司马光在“奏举谏官”一事上的知错必改，又与王安石不同。谁都知道，此时的朝廷离不了司马光，但谁都感觉到，司马光已承认了自己言论上的疏漏和过失。柔克刚啊！
章惇惊讶于司马光的平静和回答质问的坦直，突然对这位“赢老抱疾”、棉里藏针的“陕西子”产生了敬畏。在蔡确、韩缜、张璪和一群支持者的沉默不语中，章惇品味着这场水火争论的结果：谁也没有胜利，可谁也没有失败
章惇的思索未了，太皇太后的谕旨响起：
“诏：唐淑间为左司谏，朱光庭为左正言，苏辙为右司谏，范纯仁为天章阁待制，范祖禹为著作佐郎。保甲法、将兵法从B阳起罢废。”
群臣伏地欢呼。
章惇也仆伏于地，心里滚动着一股绞心的酸楚：还是司马光胜了，新法终于毁在这位骸骨癯瘁的老人手里！
篇十六
登州·汴京
苏轼危迹粗安，惊魂未返·“登州海市”的瑰丽奇观，飨他以青云直上之兆·“梅花棚”的枯草掩墟，使他心神颤栗·
元丰八年二月中旬，年已五十岁的苏轼，拖家带口，踏着漫漫贬途，经由泅州北上汝州，行至南都商丘，接到了皇帝赵顼“准苏轼所请，常州居住”的诏令，他退隐之心稍定，不胜喜悦，吟着“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的诗句返身南下。归舟行至清江，听到皇帝赵顼驾崩的噩耗，他心境至颓，遗制成服，遥望北天，潸然泪下。十五年的贬逐流离，虽然是“轻舟短棹任横斜”，但对“励精图治”的皇帝赵顼，还是有感情的。“无状罪废，众人之死，而先帝独哀之。而今而后，谁复出我于沟壑者？归耕没齿而已矣！”王闰之、王朝云自然知道今后生活的险恶，理解苏轼心中之所忧，失去皇帝的庇佑，“乌台诗案”的阴影又蒙上了心头。儿子苏追年已十五岁，苏过年已十三岁，都到了懂事的年龄，对“放归常州”以后的生活，已不再议论。忧满归舟啊！
舟船过灵璧、越扬州，苏轼一直在关切着朝廷的变化，但山高云远，讯音缈无，朝廷宰执大臣王珪、蔡确、张璪等人的身影却时时闪现在他的心头，这些昔日的冤家对头如果继续执政掌权，常州就难以久住，只怕又要飘泊流离。十五年颠沛流离中所企盼的“买田阳羡，誓毕此生”的闲适生活，原是孤独哀绝中的避世需要。佛门的宁静，道观的疏阔，儒家的“舍之则藏”，似乎都蓦然消失，随流而去。
五月二十七日，苏轼拖家带口行至常州，在朋友钱济明的帮助下，房舍刚刚觅得，“谢上表”刚刚发出，常州府衙信使急促的马蹄声驱散了苏轼两个月来“心系阙门”的焦虑迷惘。六月五日，他接到朝廷“复朝奉郎起知登州军州事”的诏令，并得知十岁的皇子赵煦即了皇位，太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大事，司马光已至京都。他高兴，他欣慰，他感念，他热泪滂沱：“乌台诗案”后的六年间，被贬逐、闲置、管束，顶着“讪讽朝廷”的罪名，失去了人的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