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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似有所准备，便拱手一礼，抢先似地开了口：
“司马公虚怀垂问，程颐就浪言求教了。”
司马光急忙执壶为程颐斟酒：
“正叔请讲。”
程颐侃侃谈起，如同讲学：
“司马公此时在论‘革故鼎新’之艰，程颐此时却在思虑‘革故鼎新’之危。‘革故鼎新’之危，不在今日，而在十年之后。何也？今日太皇太后临政，司马公据位，且已雷动日出，横扫阴霾，纵有片云浮起，亦难成为气候，若章悍之流的伺机逆动，徒遭天下唾弃耳！然十年之后，嗣皇年长而主政，则一切决于一人，若奸佞之徒若王安石者复出，则‘革故鼎新’之命运，实难预料矣！王安石‘变法’初时，不也是轰轰烈烈吗？”
司马光连连点头。他何尝不忧于此事啊！
苏轼不觉惊讶而叹服：此人虽师道气派烦人，但所思所见，不同凡响！
程颐看见司马光和苏轼凝神静听之状而得到鼓舞，声音更加铿锵：
“故程颐之所思有三：其一，经筵之事，需从现时抓起。嗣皇幼冲，辅养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宦官、宫妾之时少，则自然气质变化，德器成就。当遴选贤士入侍劝讲，讲罢，常留二人值日，夜则一人值宿，以备访问，或有小失，随时献规，岁月积久，必能养成圣德。同时，当辟师、傅、保之官。师，道之教训；傅，傅其德义；保，保其身体。傅德义者，在乎防见闻之非，节嗜好之过。保身体者，在乎适起居之宜，存畏谨之心。当择内臣十人，充经筵支应，以伺候起居，凡动息必使经筵官知之。再者，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今之经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讲者独立，于礼为悖。今后当令坐讲，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心。”
司马光听得出神，连连点头：正叔思虑精细，富经筵之才智，当以经筵之责付之。
苏轼却听得瞠目结舌：濂溪先生门下，有此世外人耶？如此看管罪犯似的管柬皇上，能行得通吗？迩英殿不是村野私塾，经筵官不是村野私塾里那些手执教板的孩子王，真是烘冬而迂腐！再说，十八年前，王安石任经筵官时，曾主张“讲者坐”，为争得一把坐椅，闹得迩英殿沸沸扬扬，结果，王安石窝脖，还得站着讲。今重复王安石之所为，不是自讨没趣吗？
程颐的神情更为激昂：
“其二，王安石的著作文字，如《三经新义》、《字说》者，皆离经叛道之说，贬辱古贤，自尊一家，行于学馆，立异科举，蛊惑学子，流毒天下，当明令禁绝，付之一炬。
“其三，王安石党羽，遍布朝廷，其同情盲从者，州县如蚂。除恶务尽，以免死灰复燃。业计千秋，万不可有妇人之仁。以上所思，供司马公参酌。”
司马光的神情已不似程颐开始谈论那样情急有力，并立即把注意力移向苏轼：
“子瞻，该听你的高论了。”
苏轼正在琢磨着程颐关于“禁绝王安石著作文字”和“除恶务尽”的激烈言论，突然觉得这位“理学大师”的心结走向，与王安石并无二致，只是比王安石的“躁进急行”更为呆板，更为残忍罢了。王安石之失，在于容不得不同政见，动辄以贬逐为惩，以自己之意判定官吏优劣。难道司马君实也要再走王安石自毁的道路吗？他心头压不住对程颐自居师道的反感和厌烦，便借着司马光的询问开了口：
“苏轼自登州来京，田夫野老皆谈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皆为司马公入京而欢呼传颂，沿途黎庶挡车断道、相聚呼号寄语者三次：‘寄谢司马相公，毋离朝廷，厚自爱，活我百姓’。苏轼为君实之得民心而欢慰，亦为民心之拥戴君实而高兴。其所以然者，‘变法’苦敛百姓，使黎庶不宁；‘变法’以钱为是，使道德失落；‘变法’官商勾结，使官衙成了贪黩之所。民心寄希望于君实，盼望能有个清廉、公正、安居乐业的日子。苏轼今日在京都所见，民心民愿亦为正直、奋进、自强灵魂的失落而悲哀，为萎靡、颠狂、醉生梦死的世风而绝望。京都东角楼街有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他是京瓦‘讲史’大师，名叫曾无党，说了一句极好的话：‘司马光的‘史’，他自己正在讲啊’”
程颐在倾耳静听着，似已被苏轼深情地反映民心民情感动。
司马光点头叹息：
“民之所望不算高，光知‘变法’之害，光亦知道德失落之灾，光更知追回华夏高尚壮烈灵魂之难。光心之所惧，惧于朝政毫无转机，再使天下黎庶失望。若民心再度失落，大宋社稷只怕真的要沉沦了。”
苏轼舒怀直言：
“司马公恕苏轼口无遮拦：公几个月来所行诸事，皆上顺天心，下合民望，无可疑也，故黎庶颂之，百官仰之。‘新法’为虐，病民害国，势在必改，惟募役法一事，未可轻议轻决。差役募役，各有利害。募役之害，揞敛民利，十室九空，钱聚于上，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骨，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愿公良思。”
司马光神情愕然：
“著如子瞻之言，计将安出？”
“司马公志在‘革故鼎新’，则应放眼各朝各代，兼蓄优长。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
司马光默而不语，低头沉思。
程颐却神情惊诧，心里狐疑：“革故鼎新”难道可以“相因”王安石的法度吗？难道能够因“民不惊”而自缚手脚吗？苏轼与司马君实之所思，相歧分明啊。
苏轼进一步申述自己“法相因则事易成”的看法：
“司马公明察。有人专欲尽罢‘熙宁之法’，以图创新，不复校量利害，则可能事与愿违，欲东而西。举例言之，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其源实出于介甫的过激自专。介甫之文字未必不善，而患在好使人同。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介甫却欲以其文同天下，能办得到吗？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介甫之同也。”
司马光仍在沉思不语。苏子瞻之论，不是没有道理。介甫制定之法，是自己臆想的吗？也是“相因”历史上各朝各代的变革方略而成，因而掀起了“变法”初期不可抗拒的潮流。介甫的文字著作也不能说是全错，《三经新义》就有许多独特的见解。但在此时，这种“相因”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将会导致“革故鼎新”成为一纸空文，将会导致民心的再度丧失。苏子瞻毕竟是思维敏锐而才子气太浓，长于夭马行空而短于政坛实践，也许可执掌台谏之职，终不可握权行政
程颐却对苏轼的言论道感难耐了：苏轼在为王安石解脱罪责啊。若任其此种言论张扬，司马公“革故鼎新”之举将瘫废难行矣！遂肃然开口，冷语讥讽：
“妙语惊人！子瞻先生遭贬流离十五年，其‘欲速则不达’之论，仍坚之如昔。”
苏轼闻声瞠目，旋即纵声大笑，报程颐以讥讽：
“‘欲速则不达’，夫子所教，虽非‘天理’，亦事物进展之律途，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难道正叔先生不以为然否？”
争论相讥在骤然间发生了，司马光感到震惊：一种不祥之兆！正叔之论，是朝廷一些人的想法；子瞻之论，何尝不是朝廷一些人想法呢？要融合各种所见于一炉，谈何容易！介甫当年面临的棘手难题，今天终于落到自己的头上了。他举起酒杯站起，诚恳地说：
“光自五月就任门下侍郎之职，于兹七个月矣！能直言善意规谏光之失者，惟子瞻一人耳！若非相交以心，荣辱与共，谁能如此？子瞻有关役法之论，可否形诸文字，理之成策，赐教于光，光当内自省讼，佩服而行。这杯酒，特敬子瞻之忠公坦直耳！”
苏轼笑，与司马光碰杯而饮。
程颐受到冷落，但他依然是不苟言笑，动遵礼义，神色上似乎无一丝不快之感。
几天后，苏轼便践司马光之请，在“役法”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名曰。《论给田募役状》交司马光上呈太皇太后：
臣伏见熙宁中尝行给日募役法，其法亦系官田，及用宽剩钱买民
田，以募役人，大略如边那弓箭手。臣知密州，亲行其法，先募弓手，民
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复罢。臣问之道路，本出先帝圣意，而左右大臣
意在速成，且利宽剩钱以为它用，故相更驳难，道不果行。臣谓此法行之，
盖有五利：朝廷若依旧行募役法，则每募一名，省得一名雇钱，因积所省，
益买益募，要之数年，雇钱无几，则役钱可以大减；若行差役法，则每募
一名，省得一名色役，色役既减，农民自宽，其利一也。应募之民，正与
弓箭手无异，举家衣食，出于官田，平时重犯法，缓急不逃亡，其利二也。
今者谷贱伤农，农民卖田，常苦不售，若官与买，则田谷皆重，农可小经，
其利三也。钱积放冬常苦币重，若散以买田，则货币稍均，其利四也。此
法既行，民享其利，追悟先帝所以取宽剩钱者，凡以为我用耳，疑谤消释，
恩德显白，其利五也。
此法独有二弊：贪吏狡胥，与民为奸，以瘠薄田中官，雇一浮浪人暂
出应役，一年半岁，即弃而走，此一弊也。愚民寡虑，见利忘患，闻官中
买回募役，即争以田中官，以身充役，业不离主，既初无所失，而骤得官
钱，必争为之，充役之后，永无休歇，患及子孙，此二弊也。但当设法以
防二弊，而先帝之法，决不可废
右所陈五利二弊及合行事件一十二条，伏乞朝廷详议施行
苏轼所提的《给田募役法》，原是王安石“变法”中对“募役法”缺失匡正的产物，由于他在密州有过半年的实践，其利弊得失论述明确，所举十二条防止弊端的措施，亦为切实周到，无论此法是否能消解“役法”上根本难题，但苏轼的态度、用心是真诚的。但在朝廷详议中，由于是“熙宁中”的产物，由于与王安石的“新法”有着联系，由于有着与变法“相因”的色彩，被朝廷断然否定了。这也许就是苏轼与司马光政见分歧相撞相击的种子和开端。
司马光的心胸毕竟比王安石宽阔，他没有因为苏轼在政见上，特别是在“募役法”上与自己的主张不同而厌忌朋友，半个月后，便荐举苏轼为起居舍人，掌记皇帝言论，成了皇帝身边的近臣。三个月后，又荐举苏轼为中书舍人，掌管起草诏令，参与朝政机密，使苏轼青云直上，权力大增，给了苏轼在政坛上施展才能的时机和天地。表现了一个高明政治家的自信与容忍。
司马光毕竟也有着自己的“固执”，他没有因为苏轼的规谏而放慢“革故鼎新”的步伐，更没有因为苏轼在“募役法”上言之坦荡的劝告而动摇罢废“募役法”的决心。也许心中长期积淤的愤懑感情在起着作用，他固执地认为：“募役法”的罢废与否，关系着章惇、蔡确、张璪等人的命运，也关系着“革故一鼎新”的命运。不怕现时添乱，只怕遗患于未来，即使“募役法”确如苏子瞻所论“与差役法利害相等”，也是必须断然罢废的，不能让“新法”的幽灵仍游荡于朝廷，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