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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一开口就奏效了，他自信已经摸准了皇上的脉搏，便接着禀奏：
“西夏乃西北偏远未驯之部族，自仁宗宝元年（1038年）李元吴建国称帝以来，效法我朝朝制，以提高君权之威，发扬剽悍之俗，以助长征战之风。十余年内，攻环州、寇庆州、扰府州、攻占湟水流域，吞并肃州、瓜州、沙州，占据兰州，称雄于西北。朝廷屡屡恩遇宽宥，彼仍恃力不悔，遂遭天诛，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被其部下刺杀。其子赵谅祚即位后，在大将漫咩的支持下，为巩固其地位权力，进与我朝定约友好，并下令停止使用蕃礼，改行汉礼，故十多年来，边境稍为安宁。前年，西夏拱化五年（1067年），赵谅祚病故，其子秉常即位，时年仅七岁，其母梁太后摄政，其舅梁乙埋任国相，他们上台伊始，就公开改变赵谅祚宋、夏友好的国策，废止汉礼，恢复蕃礼。在其国内大肆宣扬其祖父李元吴于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攻占三川口、庆历元年（1041年）攻占好水川、庆历二年（1042年）攻占定川寨的所谓三大战绩。在东临黄河、西尽玉门关、南迄萧关、北抵大漠的范围内，猖狂地进行战争准备。并派出小股兵马在我熙河路、环庆路地区骚扰抢掠，气焰嚣张，咄咄逼人，大规模战事随时都可能发生”
边境战争的阴影，使年轻的皇帝赵顼紧张起来。他虽然不懂打仗，但贫弱朝廷的帝王对战争有着天生的恐惧，何况他尚忍受着前朝战败后割地赔款的痛苦。
老谋深算的韩琦觉得此刻该向皇上指点迷津了。他知道，一不能像司马光那样偏执一词，尽谈新法之弊，那会引起皇帝的反感，因为新法是经皇帝恩准的；二更不能像苏轼那样口无遮拦、信笔舒意，为图痛快，语出惊人，那是文人的毛病，是最讨人嫌的。他要在皇上可能听谏的限度内，轻轻地而又深深地在皇上心底的疑窦上下针，引导皇上作出变更新法的决定。
韩琦在皇帝尚为战争而惶恐的慌乱中开口了：
“臣现任河北四路安抚使，所忧心者，乃民心不协，军心恍忽。‘青苗法’推行于广大农村的利弊如何？臣不敢妄言。但推行于河北四路的街镇城廓，实属荒唐。街镇城廓不种稻谷，不事农稼，却散发青苗钱以收利，不是活见鬼吗？”
赵顼惊异：
“有这样的事？”
韩琦离座跪倒回答：
“臣不敢妄言。圣上创制“青苗法”，本欲益于农事，造福万民，可现时已在许多地方离其正道而泛滥于街镇城廓。市人逐利，商贾蝇营，唯利是图成风，淳朴之俗已变，黎庶利欲成癖，不再关心边事。士卒薄衣饥肠，执戈守边，望身后逐利之众而寒心。圣上，老臣不忧西夏兵马之凶蛮骄横，而忧军民之离心啊！”
皇帝赵顼猛然立起，神情激愤，以拳击案：
“又是‘青苗法’！朕始以为‘青苗法’可以利民，今乃行之以害民，且滥于街镇城廓，何人所为”
韩琦急忙叩头称罪。但他心里明白，小皇上开窍了，点到为止吧！不论年老或年轻的皇帝，都是厌烦臣子把话说透的。该让这个娃娃自己琢磨决定了。
半个月后，朝廷里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了：
二月十日，皇帝赵顼发出第一道谕旨：诏令苏轼以直史馆权开封府推官。
群臣大惊：苏轼被降职，这就是皇帝对苏子瞻呈《上皇帝书》的回答。于是，群议纷起，昼夜不停。有人认为，苏轼虽未离开京都，但已下降为开封府推官，其事务仅限于审理开封府案件，实际上已被逐出朝廷。有人认为，这是王安石的阴谋，欲借开封府推官这一繁忙职务，耗尽苏轼的时间和精力，封住苏轼爱管闲事的嘴巴。也有人认为，这是皇上对苏轼的警告，若再舞笔弄墨、多嘴多舌，下一步就该离京外任了。还有人认为，这是皇帝“爱才惜才”的表现，留其在京，也含有“待机重用”之意。但有一点众人认识相同：皇上决意推行新法，逆者必贬，愕者必罚。
二月十一日，皇帝赵顼发出第二道谕旨：诏令王安石、王珪、陈升之、韩绛等议停“青苗法”。
群臣大惑：皇上意欲何为？昨天贬罚了苏子瞻，今天却怎么向王安石问罪了？难道“变法”要然车吗？据说，诏令下达到东府中书门下，王珪、韩绛瘫软在座椅上，王安石呆若木鸡，陈升之正在品茶，惊得魂飞魄落，茶杯坠地而碎。吕惠卿、曾布、章惇等闻得消息，也如火燎蜂房，全杀羽了。
二月十二日，皇帝赵顼发出了第三道谕旨：诏令司马光为枢密院副使。
群臣全然糊涂了：这是干吗啊？皇上既欲罢停新法，为什么要把司马光调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的职位，剥夺其议政谏奏的权力呢？枢密院副使之职是主管军队事务的，看来是个实职，但却没有实权。军队的调动权归皇帝，枢密副使只不过是兵马草料总管罢了。而且司马光不谙军队事务，这种明升暗降的办法，等于置司马光于闲散之位优而不用啊！这不是成心乱来吗？君心难测啊！
其实，皇帝赵顼的心思是明摆着的。他需要苏轼的“才”，需要司马光的“忠”，需要王安石的“锐意进取”，更需要韩琦所谓的“民心”、“军心”，以对付西夏人随时可能发动的战争。他不愿因苏轼、司马光的反对而罢停新法，新法是他“富国强兵”希望之所在。也不愿因新法的推行而伤害司马光和苏轼，以免再次造成朝廷的动荡。更不愿因朝廷的再次动荡而引起“民心不协”、“军心恍惚”，从而激起“晋阳之甲”。他在痛苦的矛盾中，希望用左右平衡的权谋，达到朝廷高层的稳定。
“诏令苏轼为开封府推官而保留直史馆这个贴职，是朕再三思虑作出的决定！朕要告诫‘天下奇才’苏轼，朕断不会因新法推行中的缺失就罢停新法的。朕要暗示群臣，苏轼所呈的《上皇帝书》，虽然被朕拒绝搁置了，但苏轼在朕的心里，仍然占着重要位置。苏轼，你理解朕的心意吗？
“诏令宰执大臣议停‘青苗法’，是朕精心刻意的决定啊！这是一种姿态，也是被迫作出的让步。不如此，不能平息朝野的不满；不如此，不能安慰司马光、苏轼的忠心；不如此，不足以告诫王安石、吕惠卿等人。王安石、吕惠卿啊，勿执拗专断，勿漠视缺失，勿曲高和寡，勿唯我独尊，你们理解朕的苦衷吗？
“诏令司马光为枢密院副使，也是朕劳心之得啊！西府枢密院，掌管军务的最高机构，正是忠贞尽职之臣当居之所。司马光，你居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之位，职在谏言，势必掣肘，朕不愿挥臂而降罪于你啊！若居枢密院，职责之所在，必能使朕明于军务边情，且与政务无涉，可以超脱地处世处人了。司马光啊，你能体谅朕之用心吗？”
三道“谕旨”发出了，皇帝赵顼身居福宁殿，焦急地等待着苏轼、司马光、王安石领旨谢恩的奏表，他希望从上呈的谢恩奏表中，看到朝廷政争的消失与安定局面的出现。
谁知道皇帝赵顼的三道“谕旨”，竟然引起了三堆冲天的大火。
儒家忠君思想培育的苏轼、司马光、王安石都以“守道不移”、“九死不悔”的精神，不愿让步、不愿妥协、不愿沉默，以异曲同工的方式，与皇帝赵顼展开抗争。
苏轼“狂狷”得令人惊异！他接到皇帝“谕旨”的第二天，就一声不吭地到开封府理事去了。在推官的职位上，克尽职守地审理案件，半个月内很快的以“清正严明”赢得了黎庶细民的赞扬，被誉为开封府“包拯第二”。但在审理案件之余，又送上了一份《再上皇帝书》，对新法进行了更为激烈的弹劾。奏表中放肆地写道：
“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日民，二
日军，三日吏，四日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则足以
生变。今陛下一举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行，则农
不安，均输之令出，则商贾不行，而民始忧矣；并省
诸军，迫逐老病，至使成兵之妻，与士卒杂处其间，贬
杀军分，有同降配，迁徙淮甸，仅若流放，年近五十，
人人怀忧，而军始怨矣；内则不取谋于元臣侍从，而
专用新进小生，外则不责成于守令监司，而专用青苗
使者，多置闲局，以摈老成，而吏始解体矣；陛下临
轩选士，天下谓之龙飞榜，而进士一人首削旧思，示
不复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怅恨者，以陛下
有厌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渐消进士，纯取
明经，虽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权，自以为功，更相扇
摇，以谓必行，而士始失望矣！民忧而军怨，吏
解体而士失望，祸乱之源，有大于此者乎？”
更为甚者，苏轼竟借担任开封府科举试官之机，出题策问：“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荷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啥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以历史上胜败兴亡之事，在学子中影射王安石之专断和皇帝的用人不当。
王安石也“执拗”得惊人！他接到皇帝的“谕旨”后，由沉默而转为愤怒，不仅没有议停“青苗法”，反而闯进大内，与皇帝赵顼一阵争吵，竟以“青苗法若行之有利，施于街镇城廓有何不可”的执拗言论，与皇上对抗。并上章请求外任，随即以病告假，不再临朝理事，撂挑子了。陈升之、王珪、韩绛等人，或出于胆怯，或出于无能，或出于避责，或出于配合，也都以种种理由龟缩不出。吕惠卿、曾布、章惇等虽临朝而不视事，为王安石的“撂挑子”而张威。谢景温等借风作雨，策划于密室，把诬陷苏轼借其父苏洵病亡、扶丧归蜀“往复贾贩”，做投机生意的弹劾奏表送到皇帝案头。朝廷混乱，以至朝政瘫痪。赵顼紧张了，几次派人请王安石临朝视事，王安石借病闭门不出。赵顼不得不专赐诏谕，向王安石说小话，“今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处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所望将以诿谁？”但王安石执拗到了极端，他不仅对皇帝的诏谕抗章自辩，而且断然表明：皇帝不收回“议停青苗法”的谕旨，他是不再当副宰相的。
司马光的“迂阔”也令人惊叹！他接到皇帝的“谕旨”后，拒绝担任枢密院副使，并呈表禀奏说：“臣以受陛下非常之知，不可全无报效，是以乞罢条例司及常平使者。若陛下果能行此，胜于用臣为两府；若言无可采，臣独何颜敢当重任”，并贴黄上奏：“臣今未受恩命，则犹是侍从之臣，于事无不可言，况二事并是向年已曾上言，以其无效，所以不敢当今日新命。”同时继续利用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之职权，弹劾王安石和吕惠卿，请求罢停新法。皇帝赵顼九下谕旨，促其出任新职，司马光九上“辞呈”，坚不就任，使皇上下不了台。韩琦等老臣怕把事情弄僵，纷纷写信劝司马光妥协退让，并为其出谋划策说：“主上倚重之厚，庶几行道，道或不行，然后去之可也，似不须坚让。”司马光接信后抚信叹息：“自古被这般官爵引坏了名节为不少矣！”他和王安石一样，也走到了极端：皇帝不罢停新法，他是决不当枢密院副使的。
在福宁殿御堂深夜惨淡的金莲烛烛光里，年轻的皇帝赵顼，黯然垂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