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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乐主喜，司马光频频举杯，司马康频频添酒，范祖禹频频敬客，老仆吕直也以主人的身分与老马夫猜起拳来。这一切都似乎在暗示韩维：“独乐园”之乐，是上下无隔之乐，是人心交融之乐，是天籁祥和之乐，也是远离朝政忧患之乐。如此人间仙境，司马光能舍而远行吗？
可是，米酒清淡、芳香、柔和，既消解了韩维的劳累，也使韩维的神思空前活跃：司马君实兴致之好是从来不曾见过的，也许猜知了自己的来意，猜知了皇上的意图，也许在为皇上的回心转意、迷途知返而暗自庆贺吧？他举杯畅饮，思索着与司马光即将开始的面谈，思索着司马光可能提出的种种话题，思索着消除司马光疑虑的办法。“李白斗酒诗百篇”，韩维饮酒已有五升之多，一个征服司马光的方案已在思索中形成。
“司马君实，饭饱矣，酒足矣，我俩该作竟夜之谈了”
夜深了，“独乐园”里的一切景物，都隐于夜幕与宁静之中，唯“弄水轩”留有一扇明亮的烛窗。深邃夜空中的楚楚银河和灿烂繁星似乎都在远眺着“独乐园”内这次神秘的会晤，聍听着从“弄水轩”传出的隐约细语。
韩维礼节性地了解了《资治通鉴》的进展情况，并应对着司马光对老友王安石的殷切询问，粗略地谈了王安石著作《三经新义》的辛苦，随即逗趣说：
“京都文坛，近有四言趣谈一则，公愿闻否？”
司马光点头。
韩维拊掌击节吟出：
“至和年间，黑白两友，一高一矮，一胖一瘦，风急雨骤，岁月悠悠，高者低头，矮者昂首，瘦者变胖，胖者变瘦，分居西东，注‘经’治‘史’，殊途同归，人文泰斗，莘莘学子，高山仰止”
司马光大笑摇头：
“昨日种种，若在眼前，但不敢回首了。光所治《资治通鉴》，乃故纸堆中之物，以尽愚忠之志而已，平庸之才敢吃冷板凳之苦者，均可成其事。介甫所著《三经新义》，乃九天揽月之举，非介甫无人敢为。以介甫资赋之高、志趣之锐、才学之博、见识之远，必将超越前代经学大师马融、许慎、郑玄、贾公彦、孔颖达诸辈而翻新经学一页，为究道德性命之义开拓一条新路。光居洛阳独乐园，为介甫高兴，为大宋祈福。”
韩维称赞了司马光与王安石相借相爱的友谊，便把话题转向自己所需。
“请教司马公，此园精巧自然，质朴典雅，观者悦目，居者舒心，书局设此以品评古人，老仆作歌而耕于苗圃，何取名为‘独乐园’耶？”
司马光看得出来，韩维是在作试探。他微微一笑，回答：
“‘初时被目为迂叟，近日蒙呼作隐人’。‘独乐园’者，独乐而已。”
韩维笑而诘之：
“孟子曰：‘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公何违孟子之语而为之？”
司马光摇头：
“孟子之语诚善，那是王公大人之乐。光乃贫贱之人，不能及也。”
韩维再诘之：
“若公所语，乃求颜回之乐耶。孔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司马光拱手告谢：
“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那是圣贤之乐，光愚昧之人，不敢及也。”
韩维三诘之：
“那么，公之‘独乐’者何义？”
司马光捋须而语：
“鹪鹩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各尽其分而安之，乃光之所‘独乐’也。”
韩维大笑，暗思之：“各尽其分而安之”，此公要端出闭门羹了，急忙紧逼：
“公有植可栖，有水可饮，独乐其分，故无憾矣！然天下流民，栖无枝，饮无水，食无米，公能独乐其分吗？司马公，十月不雨，旱灾肆虐，哀鸿遍野，嗷嗷待哺。近几日来，流民成千上万涌入京都，哭声塞巷蔽街，哀不忍闻，惨不忍睹，市民惶惶不可终日，怨声鼎沸于宫墙之外。联想前年西岳华山崩塌之异，‘上天示警’之说已弥漫京都，朝廷群臣亦为之惶恐颤栗。司马公对此有何见教？”
司马光知道，韩维要奔正题了。他敏锐地察觉到：现时纷扰朝廷君臣的动乱根源，也许就是这十月不雨而引发的种种“上天示警”！王安石和他的“变法”，正在经受着这“上天示警”的声讨和判决。而这不以人力为转移的“上天示警”，又要把自己拖入政争的旋涡吗？唉，历代哲人贤士对“天”、“人”关系的探索寻觅，终于营造出一个“天命难违”的神话，左右着天下君臣黎庶的心灵，这也是一大悲哀啊！
司马光与同时代的许多学者一样，对皇权和皇帝的忠贞带有浓厚的“天命观”，但在对待世俗和朝政上，他却不是“天命观”的奴隶。现时，为了替王安石辩解，也为了自己不再陷入纷争，他娓娓而语：
“持国公请谅。光治《资治通鉴》，有自律一条：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怪之事吾不信也。光认为：天力所不及者，人也，故有耕耘敛藏；人力所不及者，天也，故有水旱螟蝗。十月不雨，乃人力所不及，故曰‘天灾’，非人之祸。若以此责怪介甫，则不公不平。西岳华山阜头峰崩坍，覆峰下一岭一谷，越四十里平川，毁七社民家，死者万人，坏田七八千顷，乃物之自毁。世人怪异，怪其少见，异其不解而已，与人无关。若以此归咎于‘变法’，则荒诞可叹。‘上天示警’之说，诞怪之论，光不敢信而从之。”
韩维碰了一个软钉子，勉强颔首：司马君实，果非庸人庸众可比。看来，是要费一番口舌了。他要用苏轼与司马光“青山一道同云雨”之友谊，回转司马光回避之意，遂即从怀中取出一部诗集放在司马光的面前：
“司马公不信‘天命’，当信人言，此亦不信‘天命’之作，请公一览如何？”
司马光拿起一看，惊喜出声：
“《钱塘集》，苏子瞻之新作！大宋文坛又生辉了。”他禁不住翻开诗集，急急拜读。不知看到了哪一篇，他的目光突然迟疑了。
韩维忙以话语相勉：
“子瞻此集之诗，现已哄动京都，流传于书肆、酒楼、学舍、官府，文人学士以先睹为快，真是纸贵京都。”
司马光神情黯然，缓缓合上诗集，轻轻置于几案之上，似乎在自语：
“三年前与子瞻、介甫飞盏流觞话别，子瞻曾以‘纵饮座中遗白帖，幽寻尽处见桃花’的诗句相赠。苏子瞻自己毕竟不是桃花源中人啊。”
韩维又忙为苏轼辩解：
“此诗集乃驸马王诜镂版而出，跋中已有申明，是从友人之手集苏子瞻近两年来在杭州部分诗作而成，恐怕苏子瞻此时尚不知此诗集已行世。”
司马光苦笑摇头：
“王晋卿重于友情，只怕是多事了。”
韩维不以为然：
“苏子瞻此诗集中，并无天命诞怪之句，而以饱满之情，赞江南风光之丽，抒民情纯朴之欢，哀民间疾苦之深，发人事不修之怨。华章似锦，字句成珠，已为京都黎庶吟诵成谣，听说亦得皇上赞赏。”
司马光喟然叹息：
“此正是苏子瞻之悲哀啊！”
韩维惊愕地望着司马光，一时懵懂。
司马光肃穆而语：
“持国公知道，天下丰晏，诗文繁茂，文网不张，百家争鸣，此文坛之春。天下艰危，言归一统，文网覆地，百家暗瘖，此文坛之秋。秦、汉至今，律而成规，此形势使然，非贤人圣人所能变也。其中情理，如日月行空，江河经地，因文附于道，非道附于文也。三国时魏文帝曹丕说过，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着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是有意抬高诗文的地位，安抚天下的读书人。东晋道学家葛洪说过，‘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铨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难一焉，故吾舍易见之粗，而论难识之精。’此公竟把诗文的功能凌驾于道德之上，若不是有意给天下文人喝迷魂汤，便是吃多了仙丹说昏话。可惜苏子瞻被贬杭州之后，仍不识时务，恃才以哀民间疾苦，逞性以怨人事不修，只怕是太相信曹丕、葛洪之辈的甜话、好话、大话、空话和昏话了。”
韩维听明白了，司马光不仅在为苏轼今后的处境担忧，也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关上了“独乐园”的柴门。看来皇帝欲召司马光入京的期望落空了。他不禁神情颓然。
司马光从几案上捧起《钱塘集》，恭敬地放回韩维面前，极其坦然地说：
“持国公鉴谅。三年前，光与介甫相约，不再议论朝政。三年来，光蛰居书局，目蔽耳塞，不闻墙外之事，亦不吐有关朝政之语，言而有信，足自慰矣。现时，‘十月不雨’困扰介甫，‘上天示警’逼压介甫，光决不敢掣介甫之肘以添乱，决不敢毁介甫之所为以图快，此出于私人之情谊，亦出于朝廷安定之大局，介甫现时处境艰难，光唯有遥祝安顺而已。光之政见，也许会在《资治通鉴》的著述中以‘臣光日’之插话而阐明，不求有知于现在，只想求教于未来。公之所企，恕光不能从命。光深知苏子瞻之忠耿慧敏，亦深知苏子瞻之侠肠柔心，三年前介甫曾执酒赠子瞻‘直寻’两字，以期苏子瞻立业文坛。现苏子瞻‘直寻’于山村、街坊、民间，可‘寻’得山川之灵气，可‘寻’得时代之新风，可‘寻’得千古文化之底蕴，也可‘寻’得民间疾苦之泪痕。他是口无遮拦之人，又以诗魂词韵为生命，要他什么也不说会憋死他的。愿持国公以伴随天子之便，以缓子瞻它日之危。光叹服子瞻才气，常为大宋文坛有此百年人物而庆幸；光珍惜子瞻诗词，常吟诵以陶冶性情，但此诗集，光惶恐而不敢领受，亦不敢拭目拜读，个中情理，持国公自当深知。光怀疚谢罪了。”
司马光说罢，向韩维深深一揖。韩维周身一凛，为司马光与王安石、苏轼神交的友谊深深感动。“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从这位败落而蛰居于园林之内的“陕西子”身上，他看到了人世间坦坦荡荡、诚不欺友、义气相扶、危难相济的高贵。也似乎看到了王安石那颗执拗不移的忠耿之心和苏轼那颗狂狷不羁的火烫之心。人生交契，若能达到如此神韵相知之境界，当无怨无憾了。
韩维挽着司马光的双手，什么话也不想说了。若再勉为其难，以语相逼，确有很亵于天理人情之尊贵了。但如此返回汴京，何以向皇上交代？何以消解朝廷即将出现的混乱？看来，只能借助皇上本身的权威了。他急忙从怀中取出皇帝赵顼的《广求直言诏》，拱手一礼，神情怆然地说：
“司马公心洁如冰，韩维拜服。但圣命在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