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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蒙在鼓中昏昏应变。”王安石最后召来了御史中丞邓绾、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同判太常寺李定，询问谏院、御史台和朝廷百官的动静。
邓绾，字文约，时年四十六岁，四川成都双流人，原为宁州通判。熙宁二年“变法”开始，他上书王安石，极力赞颂“变法”，被王安石调至京都，由集贤院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同知谏院、侍御史杂知事而迅速迁升为御史中丞。
邓绾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
“千万流民涌入京都，已动摇了朝廷百官对‘变法’六年来所有成就的信赖，把三年前关于均输法‘官商勾结’和青苗法‘抑配贷款’的老帐又翻弄出来了。谏院、御史台一些原来支持‘变法’的年轻官员，已流露出对司马光、苏轼的怀念，人心在变！而藏匿于心底不露于言表者，只怕大有人在。现时的情状是，只要有一点儿火星迸溅，就会燃起一场大火。俗话讲‘家贫出孝子，国难见忠臣’，可历朝历代的事实是：家贫孝子少，国难奸佞多”
王安石静听着，默然不语。
李定，字资深，扬州人，时年四十七岁，原为秀州判官。熙宁二年“变法”开始，进京谒见王安石，极言“变法”之必要，被王安石荐于皇帝赵顼，由集贤院校理、检正中书吏房、直舍人院，而迁升为同判太常寺。
李定在王安石皱着眉头时，开口就说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前天深夜，翰林学士承旨韩维，悄悄驱车去了洛阳”
王安石神情悚然。
舒亶神情紧张地询问：
“消息可靠吗？”
“绝对可靠。”李定望着沉思的王安石，严肃地说：
“韩维的洛阳之行，肯定是奉旨而出。这似乎表明，圣上的心已悄悄转向司马光了。天灾不足虑，哪个朝代都有旱涝螟蝗之灾，执政者应尽力补救，以减轻黎庶之苦，实在无力，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老天爷总归是要下雨的。流民入京不足虑，万八千人喝的稀粥，朝廷还是供得起的。拿出几万斛粗粮碎米，也够打发几个月了。实在不行，拿京城里的几个大户开刀，也能榨出几万斛粮米来。朝廷百官的弹劾参奏也不足虑，现时的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还没有出现像司马光、苏轼那样令人敬畏的人物，就是让他们放开嗓子喊，只怕也喊不塌天。现时最可虑的，是皇上遇灾慌神，遇乱思迁。如若司马光再不甘于寂寞，借机图进，落井下石，朝廷形势就很难说了”
王安石的神情显得更为忧郁、阴沉了。
舒亶，字信道，浙江明州慈溪人，时年三十三岁。原为临海县县尉，因勇于任事，政绩颇佳，“变法”伊始，被王安石调进京都，授予监察御史里行之职。
舒亶此刻似有意与李定相呼应，立即从怀中取出一部《钱塘集》，双手呈于王安石面前，言词激烈地道出了一个更为可虑的现实：
“朝廷这场纷争的出现，表面看来，是由十月不雨的天灾引起的，其根子，可能是来自后宫。这本《钱塘集》在前几天突然接版行世，而且很快哄响京都，朝廷百官、文人墨士立即唱和叫好，并借其诗集中的一些诗句，发泄对新法的不满，决不会是偶然的。我们千万不可忘记，这部《钱塘集》是驸马王诜出资按版印刷的。而这个王诜，正是苏轼的密友，正是司马光道德文章的崇拜者，而且上通后宫，下达文坛。现时的一切迹象表明，韩维的洛阳之行和这部《钱塘集》的行世，可能都是有人在暗中策划”
邓绾、舒亶、李定这三个人物，是“变法”六年中涌现出的一代“俊彦之大”的代表，他们都以敢于冲锋陷阵的勇气，赢得了王安石的青睐，现时已成为“变法”派中仅次于吕惠卿、曾布、章惇、吕嘉问的重要成员。由于近一年来吕惠卿、曾布、吕嘉问之间的内争日益显露，舒亶、邓绾、李定对王安石的影响也就日益增强。也由于他们都是在“变法”大潮中随着潮流浮上来的，在这六年“变法”与“流俗”的生死相搏中，他们似乎都不曾精研“变法”的宗旨和内涵，而是热衷于争斗方式上的陶冶。他们已习惯于以“流俗”为对象，以司马光、苏轼等人为靶子。
邓络、舒亶、李定离开之后，他们留下的答对和进策，猛烈冲击着王安石。
“根子在后宫”。这个分析有道理。王安石认真思索：“变法”已有六个年头，各地机构已经完备，州府官吏已明宗旨，九项新法已经推行，天下人心已经习惯，朝廷之内“流俗”已被逐尽，“变法”不可逆转之势已经形成。朝臣中些微的风吹草动，是不足以动摇“变法”根本的。唯一能够造成“变法”逆转的力量，只能是来自后宫。后宫，毕竟是皇权最高的操纵者啊！
王安石想着后宫的主要成员：年轻浮躁的岐王赵颢，沉湎于宫中燕乐，虽一直不满“变法”，但人望不高，声大而无人听闻，皇上素来对其反感，起不了什么作用。年轻聪颖的嘉王赵君页，生性淡泊，沉醉于琴棋书画，特喜医书，对朝政兴趣不大，将来也许会成为一代名医，在政见上也不会起大作用的。染有文人积习的驸马王院和处事填密的贤惠公主，虽然是皇太后、太皇太后的掌上明珠，但毕竟身居外戚，在朝廷人事上可能有所影响，但在朝政大事上，作用是有限的，而且，皇上早已对这对夫妻与后宫密切的关系有所戒备。整日目不转睛看视着儿子的皇太后，在处理外戚的关系上是聪慧明敏的，但在朝政的决断上，尚且缺乏把握全局的能力，她整日地忧虑、愁苦、担心、训示，只是护着儿子的母爱罢了。整日陪着皇上提心吊胆的皇后，仅是一个心底善良的女人，一个姻淑柔情的妻子，一个全心随着皇上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的可心人。而整日嘻嘻哈哈、城府深沉的大皇太后，才是皇室真正的神明！这个女人，有着一双敏锐的眼睛，既能看到“变法”会给大宋江山带来中兴，也能看到“变法缺失”可能会给大宋社稷带来危害，眼睛里是揉不得沙子的。这个女人，有着一颗深邃难测的心，开口说出的话，几乎都是用欢愉轻松的彩纸包裹着，寓深意于不经意之中，使听闻者三思之后始能得其奥旨。这个女人，有着老辣独到的谨慎，思多于言，大智寓于拙愚，在“变法”六年中，很少对“变法”的推行和朝政纷争表示明确的态度，但却有力地影响着朝廷的稳定，支持着“变法”的进行。可现时，在这场十月不雨的特大灾害面前，这位皇室之神，另要策划一场“变法”逆转的悲剧吗？皇上呢？现时确实如李定所语：“遇灾慌神、遇乱思迁”，对“变法”又一次动摇了。这种“动摇”，已经通过“避殿”、“减膳”、罪己的“广求直言”等过分谦恭的举止，显露在群臣面前，从而加剧了朝廷的慌乱，下一步只怕他真地要以新法作为敬天赎罪的祭物
王安石深思之后，情不自禁地又想到了朋友司马光和苏轼。按照邓绾、舒亶、李定所论，子瞻和君实都是后宫策划的这场纷争前后两个关键环节的关键人物，子瞻已以其诗作掀起舆论大波，搅乱了人心；皇上派翰林学士承旨韩维去洛阳，君实返回京都收拾局面。王安石痛苦地闭上眼睛，三年前那夜在司马光府邸与君实、子瞻相聚话别的情景，蓦地复现在眼前。司马光举杯吟诵的和苏子瞻起舞歌吟的诗句，随而复响于耳边，沸腾着的友谊情愫，也随而浸漫了他的身心。
夜深之后，王安石处置完公务，拿起苏轼的《钱塘集》翻阅起来。这部诗集，确实是子瞻写的。但子瞻远在杭州，能有分身之法参与后宫的谋划吗？子瞻是个口无遮拦之人，若借人搭桥参与其事，或领受其后宫所使，何不写奏表、举弹劾，有恃无恐地图个痛快呢？何必苦心孤诣、用写诗的辛苦、拐弯抹角地在字里行间露其所思？况且，一部诗集的镂版印刷也需要时日，纵然是驸马王诜，也不会在三五十天内用气吹出一部精致的诗集来。唉，晦气未消的苏子瞻，只怕是糊里糊涂地又撞进了一股更为晦气的漩涡
难道是身居洛阳的司马君实参与了后宫的这场策划？邓绾、舒亶、李定等人作如此猜测，也许是出于纷争中的警觉，自己若轻信这般猜度，那就是对友谊的读亵了。司马君实，刚正坦直之人，光明磊落之士，断不会依从权势而屈毁名节的，即使皇太后、太皇太后谕示其所为，君实也会以屈原为楷模，明来明往。可现时韩维确实去了洛阳，君实纵然不会“借机图进、落井下石”，但君王圣旨，却不能不依从。司马君实毕竟是一位誉满朝野的“朝臣典范”！君实，君实，“政争”真是一个难以摆脱的怪物，相距几百里之遥的你我和远在杭州的苏子瞻又将乱作一团啦！
王安石思毕，重读苏轼的《钱塘集》。他对苏轼歌咏杭州山水和西湖波光之作，一览而过，对其被视为反对新法和借吟民间疾苦而诽谤朝政之作，则注目细览，静心细嚼，明其全诗旨意，探究苏轼心境中的酸甜苦辣和仰抑离合。
他读着苏轼熙宁五年写的一首《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
蚕欲老，麦半黄，
山前山后雨滚浪。
农夫辍耒女废筐，
白衣仙人在高堂。
这就是人们传诵的那首所谓的反对朝廷执权者的诗作吧？王安石喟然叹息：讽刺之意，溢于言表，责备观音菩萨，颇居匠心，苏子瞻确是有感而发。然而，水涝伤农害蚕，民处苦难之中，居于高位者漠不关心，枉受香火之福，讽刺何妨？若以此而判定子瞻反对新法，叛逆犯上，则今后诗将绝于凡尘。诗能这样读吗？读能这样解吗？解能这样评说吗？
他又读苏轼熙宁五年写的《吴中田妇叹》，感慨良多：子瞻的诗风在变，变得沉重，变得辛辣，变得实在，情感也变得真挚动人。这哀叹稻熟苦迟、秋雨成灾、官吏相逼、民苦不堪，以至愿于投河求安的惨情，触目惊心，分明是一步一步走近诗圣杜甫了。这才是诗人的神圣归宿啊！这首诗中，子瞻也许带有对新法的不满和偏见，唯其如此，才赋予了这首诗的魂灵，但毕竟不是以讽刺新法为目的，而是以同情民间疾苦为基调啊！京都浅薄的文人墨士和那些心中有妓的高官大吏，硬是把这首诗誉为苏轼讽刺“虐政害民”之作而哄传张扬，真是奸污了子瞻的诗魂，歪曲了子瞻的为人！唉，一首诗行世，读者千百，解者千种，评说者尽其心曲，一切都归功、归咎于作者，不公啊！
他再读苏轼熙宁六年写的《山村五绝》，这也是京都哄传的一首“反诗”。读着读着，王安石不禁吟诵出声：
烟雨濛濛鸡犬声，
有生何处不安生。
但令黄犊无人佩，
布谷何劳也劝耕。
老翁七十自腰镰，
惭愧春山筍蕨甜。
岂是闻韶解忘味，
迩来三月食无盐。
杖藜裹饭去匆匆，
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言好，
一年强半在城中。
王安石拍案叫绝：
“直截了当，不施掩饰，令人汗颜，这才是苏子瞻的本色啊！讽官吏轻农，讽盐法过苛，讽青苗钱用而不当，调侃戏榆，活灵活现，无怪京都文人墨客借其发泄对新法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