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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有所瞻顾,不敢悍然径废其名,遂复换面改头,指鹿为马,此其为弊,殆更甚焉。夫作法于真,其敝犹伪;作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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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梁启超文集
伪,敝将若之何?今凡百设施,多属创举,即非夙习,运用倍难,苟诚心以赴,期于必成,使当事者怀靖共毋忝之心,使社会作拭目观成之想,其庶黾勉,日起有功。今也不然。于其本所不欲之事,阴摧坏其实而阳涂饰其名,受其事者曰,此敷衍吾侪耳,吾毋宁以敷衍应之。而自爱之心与践职义务之观念,日趋薄弱。社会亦曰:某项事业,所以敷衍某类人耳,先怀一种轻蔑之心以对此事业;甚者从而掎之,而进行乃益以艰;及其挫跌,则抚掌称快,曰:吾固谓此种制度之不可采,今果如是也。呜呼!凡今之所以应付各种新政者,何一非尔尔耶?则旁观者嚣然以复古为疑,亦何足怪!
以言夫用人耶,鼎革之交,万流杂进,羊胃羊头,见者呃逆,谋澄叙之,宜也。而一矫其弊,遂乃以前清官历为衡才独一之标准。问其故,则曰尊经验也。夫前清官吏中,其洁白干练通达治理者,原大有人在,吾诚不敢挟主奴之见,漫为抵排。虽然,其中大多数,锢蔽龌龊,憸黠偷靡,晚清之败坏,岂不以此辈?革命之局,宁非此辈实助长之?其尤无耻者,则朝失清室之官,暮入同盟之会,极口骂项,胁肩美新,及事势一迁,又反颜下石,第其品质,宜在豺虎不食之班,即予优容,亦惟高阁束之已足。而今皆弹冠联翩,专城相望,且俨然以挽回风习、主持大化自命,为上游所器赏,为社会所欢承,不旋踵而赃证狼籍,对簿跄踉,而败落相寻,继踵犹昔。叩其所谓经验,则期会簿书,钩距掊克,对面盗贼,暮夜苞苴,乃至以财政厅长而不解预算之字义,以兼理司法之知事而不知有新刑律其物。类此笑柄,更仆难罄,犹且能名鹊起,一岁屡迁,俯睨新进,视如无物。呜呼!凡今日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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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古思潮平议104
庸人才之标准,岂不如是耶?则旁观者嚣然以复古为疑,又何足怪!
甚矣国人之善忘也。
《记》有之:不知来,视诸往。“彼晚清以来之陈迹,岂不犹历历在人耳目耶?使其所操术而可以措国家于治安,则清室其至今存矣。二十年前,而所谓旧法者,已失其维持国家之功用,国人不胜其敝,乃骇汗号吁以求更新;今又以不胜新之敝也,乃更思力挽之,以返于二十年前之旧。二十年前所共患苦者,若全然忘却;岂惟忘却,乃更颠倒歆慕,视为盛世郅治而思追攀之。
(此非吾过言,试以一年来所规画之政策,与二十年前政象比较,其刻意追攀之点不知凡几,吾他日更当为文列举评之。)
夫目之于色,有同美焉。
二十年前共指为甚恶者,二十年后忽能变为甚美,此宁非天下大可怪之事!
而或者曰:清之亡,非亡于其恋旧也,而实亡于其鹜新。使清廷非惟新是鹜,而坚持其旧者以相始终,夫安得有今日?
若此论者,微论其言之终不能成理也,借曰事理或然,尤当知清廷之鹜新,本非其所欲也。
非所欲而曷为鹜之?
则以旧制之作用已穷,事势所驱,不得不出于此。
譬诸行旅,所遵之路,荆棘已塞,乃始改从他涂。夫在今日,彼路之荆棘,是否能刈除?能否不为事势所驱,更折而出于骛新之举?终已不能,则将来几经波折之后,卒亦取清廷所回旋之覆辙而次第一一复蹈之,可断言耳。夫清廷曷为以骛新而得亡?正以其本不改新,非徒以大势所迫勉趋于新。虽勉趋于新,而于新之性质、新之价值,实未有所了解,常以恋旧之精神牵制于其间,故新与旧之功用两相消,进退失据,而一败涂地也。今以恋旧责当局,而当局决不肯自仞。虽然,试静气一自勘其心理,其有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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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二十年前老辈之心理者几何?凡所设施,又何一非新与旧功用相消者?此复古之疑,所以虽晓辩而终无以自解于天下也。
或曰:病斯有待于药,药求已病而已。复古论虽曰可议,然以药数年来骛新太过之病,安见其不可?应之曰:斯固然也,然在一二年前病象颇剧之时,服之或不失为良药,今则病征已变,犹服之不已,则药反成病矣。大抵一时偶感之病,来势虽勇,而祛除实易;积年蟠结之病,不甚惹警觉,而绵久遂不可复救。夫恋旧者人类之通性也,当其一时受刺激于外,骛新太过,就令任其自然,不加矫正。非久必为惰力性作用所支配,自能返其故态。然此惰力性作用猖獗之后,欲更从而振之,恐非加以雷霆万钧,莫之能致。夫惮于趋新而狃于安旧,圆颅通性,固已有然。况我民族尤以竺旧为特长,而以自大为夙禀,而坐谈礼教,吐弃学艺,又最足以便于空疏涂饰之辈,靡然从风,事有固然。
若详推其利害之所届,则此种方严广漠之门面语,其于矫正末俗,实际上收效能几,殊未敢知;而惰力性或且缘此大增,率国人共堕入于奄奄无生气之境,此则吾所为睊睊而忧者耳。
若夫蓝君所论之诡激,吾既已不惮辞而辟之。要之此两者,皆社会心理之病征而已,而其病则不能相尅而常相生。
蔑古论昌,则复古论必乘之;复古论昌,则蔑古论又必乘之。
以极端遇极端,累反动以反动,则其祸之中于国家社会者遂不可纪极。
孟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
是以君子慎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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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复辟论304
辟 复 辟 论
(1916年5月)
余在军中既月余,外事稍梗绝,顾闻诸道路,谓海上一二耆旧,颇有持清帝复辟论者,以为今日安得复有此不详之言,辄付诸一笑。既而谉果有倡之而和之者,于是乎吾不能无言也。
就最浅近最直捷之事理言之:今兹国人所为踔厉奋发,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以相争者,岂不曰反对帝制乎哉?反对帝制云者,谓无人焉而可帝,非徒曰义不帝袁而已。若曰中国宜有帝,而所争者乃在帝位之属于谁何,则是承认筹安会发生以后,十二月十三日下令称帝以前,凡袁世凯所作所为,皆出于谋国之忠,其卓识伟画,乃为举国所莫能及。而杨之F《君宪救国论》,实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然则耆旧诸公,何不以彼时挺身为请愿代表,与彼辈作桴鼓应?至讨论帝位谁属之时,乃异军突起,为故君请命,此岂不堂堂丈夫也哉。
顾乃不然,当筹安会炙手可热,全国人痛愤欲绝时,袖手以观望成败;今也数省军民为“帝制”二字断吭绝脰者相续,大憝尚盘踞京师,陷贼之境宇未复其半,面逍遥河上之耆旧,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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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与众为仇,助贼张目。吾既惊其颜之厚,而转不测其居心之何等也。
夫谓立国之道,凡帝制必安,凡共和必危,无论其持之决不能有故,言之决不能成理也,就让十步、百步,谓此说在学理上有圆满之根据,尤当视民情之所向背如何。国体违反民情而能安立,吾未之前闻。今试问:全国民情为趋向共和乎,为趋向帝制乎?此无待吾词费,但观数月来国人之一致反对帝制,已足立不移之铁证。今梦想复辟者,若谓国体无须以民情为基础耶,愚悍至于此极,吾实无理以喻之;若犹承认国体民情当相依为命耶,则其立论之前提,必须先认定恢复帝制为实出于全国之民意。果尔,则今日国人所指斥袁世凯伪造民意之种种罪状,应为架空诬谤,袁固无罪,而讨袁者乃当从反坐。故复辟论非他,质言之,则党袁论而已,附逆论而已。
复辟论者惟一之论据曰:共和国必以武力争总统也,曰:非君主国不能有责任内阁也。此种微言大义,则筹安六君子之领袖杨者,实于半年前发明之。杨之言曰:“非立宪不F F能救国,非君主不能立宪。”吾欲问国人,杨“非君主不能F立宪”一语,是否犹有辨驳之价值?然则等而下之,彼拾杨唾余以立论者,是否犹有辨驳之价值?以此种驳论费吾笔F墨,笔墨之冤酷,盖莫甚矣。但既已不能自己于言,则请为斩钉截铁之数语,以普告新旧筹安两派之诸君子。
(复辟派所著论题曰《筹安定策》,故得名之曰“筹安新派”。)曰:国家能否立宪,惟当以两条件为前提:其一问军人能否不干预政治,其二问善良之政党能否成立。
今新旧筹安派之说,皆谓中国若行共和,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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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复辟论504
致常以武力争总统,而责任内阁必不能成立。其前提岂不以今后中国之政治,常为武力所左右,而国会与政府皆不能循正轨以完其责也。如其然也,则易共和而为君主,而国中岂其遂可不设一统兵之人?在共和国体之下,既敢于挟其力以争总统;在君主国体之下,曷为不可挟其力以临内阁?彼固不必争内阁之一席也,实将奴视内阁而颐使之。彼时当总理大臣之任者,其为妇于十数恶姑之间,试问更有何宪法之可言?
是故今后我国军人之态度,若果如筹安两派之所推定,则名虽共和,不能立宪固也,易为君主,又岂能立宪者?复次,责任内阁以国会为性命,国会以政党为性命。
政党而腐败耶,乱暴耶,在共和国体之下,其恶影响固直接及于国会,而间接及于内阁,易以君主,结果亦复同一。彼时当总理大臣之任者,等是穷于应付,而又何有宪法之可言?是故今后我国政客之程度,若果如筹安两派之所推定,则名虽共和,不能立宪固也,易为君主,又岂能立宪者?反是而军人能戢其野心,政客能轨于正道,在君主国体之下,完全责任内阁固能成立;在共和国体之下,完全责任内阁又曷为不能成立?君主国宪法可以为元首无责任之规定,共和国宪法独不可以为同一之规定耶?若谓宪法之规定,不足为保障,则共和宪法固随时可成具文,即君主宪法又安往不为废纸?
信如是也,则我国人惟当俯首贴耳,伫候外国之入而统治,此乃我国民能否建国之问题,而非复国体孰优孰劣之问题矣。
抑吾更有一言:今之倡复辟论者,岂不曰惓怀故主也?
使诚有爱护故主之心,则宜厝之于安,而勿厝之于危。有史以来,帝天下者,凡几姓矣,岂尝见有不覆亡之皇统?辛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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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前清得此下场,亦可谓自古帝王家未有之奇福。今使复辟论若再猖獗,安保移国之大盗不翦除之,以绝人望。又不然者,复辟果见诸事实,吾敢悬眼国门,以睹相续不断之革命。死灰复燃,人将溺之。诸公亦何仇于前清之胤,而必蹙之于无噍类而始为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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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正公嘉言钞》序704
《曾文正公嘉言钞》序
(1916年)
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