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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我们战国时代和欧洲希腊时代比较，彼此都不能说是有现代这种崭新的科学精神，彼此却也没有反科学的精神。
秦汉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中国者二千年；罗马帝国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于欧洲者也一千多年。两方比较，我们隋唐佛学时代，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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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准科学的”精神不时发现，只有比他们强，没有比他们弱。我所举五种病证，当他们教会垄断学问时代，件件都有；直到文艺复兴以后，渐渐把思想界的健康恢复转来，所谓科学者，才种下根苗；讲到枝叶扶疏，华实烂漫，不过最近一百年内的事。
一百年的先进后进，在历史上值得计较吗？
只要我们不讳疾忌医，努力服这剂良药，只怕将来升天成佛，未知谁先谁后哩！我祝祷科学社能做到被国民信任的一位医生，我祝祷中国文化添入这有力的新成分，再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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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３２４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
——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
（约１９２２年１２月）
前回已经把文化的概念和内容说过。文化史是叙述文化的，懂得文化是什么，自然也懂得文化史是什么，似乎不用再词费。但我觉得前人对于历史的观念有许多错误，对于文化史的范围尤其不正确，所以还要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一番。
第一 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
现代所谓科学，人人都知道是从归纳研究法产生出来。
我们要建设新史学，自然也离不了走这条路，所以我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极力提倡这一点，最近所讲演《历史统计学》等篇，也是这一路精神。但我们须知道，这种研究法的效率是有限制的。简单说，整理史料要用归纳法，自然毫无疑义。若说用归纳法就能知道“历史其物”
，这却太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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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
，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
，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
这又为什么呢？
因为史迹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
所以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倘若把许多史迹相异的属性剔去，专抽出那相同的属性，结果便将史的精魂剥夺净尽了。因此，我想归纳研究法之在史学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不能更进一步。然则把许多“不共相”堆叠起来，怎么能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学问？
我们常说历史是整个的，又作何解呢？你根问到这一点吗？依我看，什有九要从直觉得来，不是什么归纳演绎的问题。这是历史哲学里头的最大关键，我现在还没有研究成熟，等将来再发表意见罢。
第二 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
这条和前条，只是一个问题，应该一贯的解决。原来因果律是自然科学的命脉，从前只有自然科学得称为科学，所以治科学离不开因果律，几成为天经地义。谈学问者，往往以“能否从该门学问中求出所含因果公例”为“该门学问能否成为科学”之标准。史学向来并没有被认为科学，于是治史学的人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我就是这里头的一个人。我去年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内中所下历史定义，便有“求得其因果关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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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我近来细读立卡儿特著作，加以自己深入反复研究，已经发觉这句话完全错了。我前回说过：“宇宙事物，可中分为自然、文化两系，自然系是因果律的领土，文化系是自由意志的领土。”
（看《什么是文化》）两系现象，各有所依，正如鳞潜羽藏，不能相易，亦不必相羡。历史为文化现象复写品，何必把自然科学所用的工具扯来装自己门面？非惟不必，抑且不可，因为如此便是自乱法相，必至进退失据。当我著《历史研究法》时，为这个问题，着实恼乱我的头脑。我对于史的因果很怀疑，我又不敢拨弃他，所以那书里头有一段说道：“若欲以因果律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竟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则？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今必强悬此律以驭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曰不可能。
不可能而强应用之，将反失历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然则吾侪竟不谈因果可乎？曰，断断不可。（原著一七六叶。）
我现在回看这篇旧著，觉得有点可笑。既说“以因果律驭历史，不可能而且有害”
，何以又说“不谈因果断断不可”？
我那时候的病根，因为认定因果律是科学万不容缺的属性，不敢碰他，所以有这种矛盾不彻底的见解。当时又因为调和这种见解，所以另外举出历史因果律与自然科学因果律不同的三点（原著一七七至一七九叶）。
其实照那三点说来，是否还可以名之为因果律，已成疑问了。我现在要把前说修正，发表目前所见如下：因果是什么？
“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命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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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
（科学上还有所谓“盖然的法则”
，不过“必然性”稍弱耳，本质仍相同。）
“必然”与“自由”
，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其理甚明。
再检查一检查事实，更易证明。距今二千五百年前，我们人类里头产出一位最伟大的人物，名曰佛陀。为什么那个时候会产生佛陀？试拿这问题考试一切史家，限他说出那“必然”的原因，恐怕无论什么人都要交白卷！这还罢了，佛陀本是一位太子，物质上快乐尽够享用，原可以不出家，为什么他要出家？出家成道后，本来可以立刻“般涅槃”
，享他的精神快乐，为什么他不肯如彼，偏要说四十九年的法？须知，倘使佛陀不出家，或者成道后不肯说法，那么，世界上便没有佛教，我们文化史上便缺短了这一件大遗产。
试问：有什么必然的因果法则支配佛陀，令其必出家、必说法？一点儿也没有，只是赤裸裸的凭佛陀本人的意志自由创造！
须知，不但佛陀和佛教如此，世界上大大小小的文化现象，没有一件不是如此。欲应用自然科学上因果律求出他“必然的因”
，可是白费心了。
“果”的方面，也是如此。该撒之北征雅里亚（今法兰西一带地）
，本来为对付内部绷标一派的阴谋，结果倒成了罗马统一欧洲之大业的发轫。
明成祖派郑和入海。
，他正目的不过想访拿建文，最多也不过为好大喜功之一念所冲动，然而结果会生出闽粤人殖民南洋的事业。
历史上无论大大小小都是如此，从没有一件可以预先算准那“必然之果”。为什么呢？
因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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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自由意志最是不可捉摸的，他正从这方向创造，说不定一会又移到那方向创造去；而且一个创造又常常引起（或不引起）
第二、第三个创造。你想拿玻璃管里加减原素那种顽意来测量历史上必然之果，岂不是痴人说梦吗！
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
，不能说是因果。
互缘怎么解呢？
谓互相为缘。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
，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联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我们做史学的人，只要专从这方面看出历史的“动相”和“不共相”。倘若拿“静”的“共”的因果律来凿四方眼，那可糟了。
然则全部历史里头，竟自连一点因果律都不能存在吗？
是又不然。我前回说过，文化总量中，含有文化种、文化果两大部门。文化种是创造活力，纯属自由意志的领域，当然一点也不受因果律束缚；文化果是创造力的结晶，换句话说，是过去的“心能”
，现在变为“环境化”。成了环境化之后，便和自然系事物同类，入到因果律的领域了。这部分史料，我们尽可以拿因果律驾驭他。
第三 历史现象是否为进化的
我对于这个问题，本来毫无疑义，一直都认为是进化的。
现在也并不曾肯抛弃这种主张，但觉得要把内容重新规定一回。
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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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旧史家之共同的观念。
我向来最不喜欢听这句话，（记得二十年前在《新民丛报》里头有几篇文章很驳他。）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但近来我也不敢十分坚持了。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
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
说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进化，董仲舒、郑康成一定比孟、荀进化，朱熹、陆九渊一定比董、郑进化，顾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陆进化，无论如何，恐说不去。说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但丁比荷马进化，索士比亚比但丁进化，摆伦比索士比亚进化；说黑格儿比康德进化，倭铿、柏格森、罗素比黑格儿进化；这些话都从那里说起？又如汉、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较，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亚历山大、该撒、拿破仑等辈人物比较，又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所以从这方面找进化的论据，我敢说一定全然失败完结。
从物质文明方面说吗，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乃至如现代所有之几十层高的洋楼，几万里长的铁道，还有什么无线电、飞行机、潜水艇等等。都是前人所未曾梦见。
许多人得意极了，说是我们人类大大进化。
虽然，细按下去，对吗？第一，要问这些物质文明，于我们有什么好处？依我看，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第二，要问这些物质文明，是否得着了过后再不会失掉？中国“千门万户”的未央宫，三个月烧不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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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城，推想起来，虽然不必象现代的纽约、巴黎，恐怕也有他的特别体面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