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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象睡梦中着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
这班人中国学问是有底子的,外国文却一字不懂。他们不能告诉人“外国学问是什么,应该怎么学法”
,只会日日大声疾呼,说:“中国旧东西是不够的,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这些话虽然象是囫囵,在当时却发生很大的效力。他们的政治运动,是完全失败,只剩下前文说的废科举那件事,算是成功了。这件事的确能够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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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打开一个新局面,国内许多学堂,外国许多留学生,在这期内蓬蓬勃勃发生。第三期新运动的种子,也可以说是从这一期播殖下来。这一期学问上最有价值的出品,要推严复翻译的几部书,算是把十九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进来,可惜国里的人能够领略的太少了。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约二十年的中间,政治界虽变迁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个色彩。简单说,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
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恰值欧洲大战告终,全世界思潮都添许多活气,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出了几位人物,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
这三期间思想的进步,试把前后期的人物做个尺度来量他一下,便很明白:第一期,如郭嵩焘、张佩纶、张之洞等辈,算是很新很新的的怪物。到第二期时,嵩焘、佩纶辈已死去,之洞却还在。之洞在第二期前半,依然算是提倡风气的一个人,到了后半,居然成了老朽思想的代表了。在第二期,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到第三期时,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一躺一躺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伍了。这种新陈代谢现象,可以证明这五十年间思想界的血液流转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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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可以证明思想界的体气实已渐趋康强。
拿过去若干个五十年和这个五十年来比,这五十年诚然是进化了;拿我们这五十年和别人家的这五十年来比,我们可是惭愧无地。试看这五十年的美国何如,这五十年的日本何如,这五十年的德国何如,这五十年的俄国何如?他们政治上虽然成败不同,苦乐不等,至于学问思想界,真都算得一日千里!就是英法等老国,又那一个不是往前飞跑?我们闹新学闹了几十年,试问科学界可曾有一两件算得世界的发明,艺术家可曾有一两种供得世界的赏玩,出版界可曾有一两部充得世界的著述?哎,只好等第三期以后看怎么样罢。
四
“五十年里头,别的事都还可以勉强说是进化,独有政治,怕完全是退化吧。”这句话,几几乎万口同声都是这样说,连我也很难得反对。虽然,从骨子里看来,也可以说这五十年的中国,最进化的便是政治。
原来政治是民意所造成,不独“德谟克拉西”政治是建设在多数人意识之上,即独裁政治、寡头政治,也是建设在多数人意识之上。无论何种政治,总要有多数人积极的拥护——最少亦要有多数人消极的默认,才能存在。所以国民对于政治上的自觉,实为政治进化的总根源。这五十年来中国具体的政治,诚然可以说只有退化并无进化,但从国民自觉的方面看来,那意识确是一日比一日鲜明,而且一日比一日扩大、自觉。觉些甚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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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
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
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这两种精神,从前并不是没有,但那意识常在睡眠状态之中,朦朦胧胧的,到近五十年——实则是近三十年——却很鲜明的表现出来了。我敢说,自从满洲退位以后,若再有别个民族想钞袭五胡、元魏、辽、金、元、清那套旧文章再来“入主中国”。那可是海枯石烂不会出来的事。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不会卸下,任凭你象尧、舜那么贤圣,象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象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这种事实,你别要看轻他了,别要说他只有空名、并无实际。古语说得好:“名者实之宾。”凡事能够在社会上占得个“正名定分”
,那么,第二步的“循名责实”自然会跟着来。总之,在最近三十年间我们国民所做的事业:第一件,是将五胡乱华以来一千多年外族统治的政治根本铲除;第二件,是将秦始皇以来二千多年君主专制的政治永远消灭。而且这两宗事业,并非无意识的偶然凑会,的确是由人民一种根本觉悟,经了很大的努力,方才做成。就这一点看来,真配是上“进化”这两个字了。
民国成立这十年来,政治现象诚然令人呕气,但我以为不必失望。因为这是从两个特别原因造成,然而这些原因都快要消灭了。第一件,革命时候,因为人民自身力量尚未充足,不能不借重固有势力来做应援。这种势力,本来是旧时代的游魂。旧时代是有二千多年历史的,他那游魂,也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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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精用宏”
,一二十年的猖獗,势所难免。
如今他的时运,也过去大半了,不久定要完全消灭,经过一番之后,政治上的新时代,自然会产生出来。
(不是委心任命的话,其实事理应该如此。)
第二件,社会上的事物,一张一弛,乃其常态。从甲午、戊戌到辛亥,多少仁人志士,实在是闹得疲筋力倦,中间自然会发生一时的惰力。
尤为可惜的,是许多为主义而奋斗的人物,都做了时代的牺牲死去了。后起的人,一时接不上气来,所以中间这一段,倒变成了黯然无色。
但我想这时代也过去了,从前的指导人物,象是已经喘过一口气,从新觉悟,从新奋斗,后方的战斗力,更是一天比一天加厚。在这种形势之下,当然有一番新气象出来。
要而言之,我对于中国政治前途,完全是乐观的。我的乐观,却是从一般人的悲观上发生出来。我觉得这五十年来的中国,正象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苦痛的事,那里能够轻轻松松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还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艰难苦痛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世界。
所以我对于人人认为退化的政治,觉得他进化的可能性却是最大哩。
五
此外,社会上各种进化状况,实在不少,可惜我学力太薄,加以时日仓卒,不能多举了。好在还有各位专门名家的论著,可以发挥光大。我姑且把我个人的“随感”胡乱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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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并且表示我愿意和我们老同年“申老先生”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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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梁启超文集
人生观与科学
——对于张、丁论战的批评
(1923年5月29日)
(一)
张君劢在清华学校演说一篇《人生观》,惹起丁在君做了一篇《玄学与科学》和他宣战。我们最亲爱的两位老友,忽然在学界上变成对垒的两造。我不免也见猎心喜,要把我自己的意见写点出来助兴了。
当未写以前,要先声叙几句话:第一,我不是加在那一造去“参战”
,也不是想斡旋两造做“调人”
,尤其不配充当“国际法庭的公断人”。我不过是一个观战的新闻记者,把所视察得来的战况随手批评一下便了。读者还须知道,我是对于科学、玄学都没有深造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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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观与科学34
人。我所批评的一点不敢自以为是。我两位老友以及其他参战人、观战人,把我的批评给我一个心折的反驳,我是最欢迎的。
第二,这回战争范围,已经蔓延得很大了,几乎令观战人应接不暇。我为便利起见,打算分项批评。做完这篇之后,打算还跟着做几篇:(一)科学的知识论与所谓“玄学鬼”。
(二)科学教育与超科学教育。
(三)论战者之态度等等。
但到底作几篇,要看我趣味何如,万一兴尽,也许不作了。
第三,听说有几位朋友都要参战,本来想等读完了各人大文之后再下总批评,但头一件,因技痒起来等不得了;第二件,再多看几篇,也许“崔颢题诗”叫我搁笔,不如随意见到那里说到那里。所以这一篇纯是对于张、丁两君头一次交绥的文章下批评,他们二次彼此答辩的话,只好留待下次。
其余陆续参战的文章,我很盼早些出现,或者我也有继续批评的光荣,或者我要说的话被人说去,或者我未写出来的意见已经被人驳倒,那末,我只好不说了。
(二)
凡辩论先要把辩论对象的内容确定:先公认甲是什么乙是什么,才能说到甲和乙的关系何如。否则一定闹到“驴头不对马嘴”
,当局的辩论没有结果,旁观的越发迷惑。我很可惜君劢这篇文章,不过在学校里随便讲演,未曾把“人生观”和“科学”给他一个定义。在君也不过拈起来就驳。究竟他们两位所谓“人生观”
、所谓“科学”
,是否同属一件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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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梁启超文集
西,不惟我们观战人摸不清楚,只怕两边主将也未必能心心相印哩。我为替读者减除这种迷雾起见,拟先规定这两个名词的内容如下:(一)人类从心界、物界两方面调和结合而成的生活,叫做“人生”。我们悬一种理想来完成这种生活,叫做“人生观”。
(物界包含自己的肉体及己身以外的人类,乃至己身所属之社会等等。)
(二)
根据经验的事实,分析综合,求出一个近真的公例,以推论同类事物,这种学问叫做“科学”。
(应用科学改变出来的物质或建设出来的机关等等,只能谓之“科学的结果”
,不能与“科学”本身并为一谈。)
我解释这两个名词的内容,不敢说一定对。假令拿以上所说做个标准,我的答案便如下:“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
因此我对于君劢、在君的主张,觉得他们各有偏宕之处。
今且先驳君劢。
君励既未尝高谈“无生”
,那么,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