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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也。中国与法国民情最相反，法国之民最好动，无一时而能静；中国之民最好静，经千年而不动。故路梭诸贤之论，施之于法国，诚为取乱之具；而施之于中国，适为兴治之机。如参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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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６梁启超文集
之药，投之病热者，则增其剧；而投之体虚者，则正起其衰也。而先生日虑及此，弟子窃以为过矣。且法国之惨祸，由于革命诸人，借自由之名以生祸，而非自由之为祸。虽国学派不满于路梭者，亦未尝以此祸蔽累于路梭也。
执此之说，是以李斯而罪荀卿，以吴起而罪曾子也。且中国数千年来，无“自由”二字，而历代鼎革之惨祸，亦岂下于法国哉！然则祸天下者，全在其人，而不能以归罪于所托之名。且以自由而生惨祸者，经此惨祸之后，而尚可有进于文明之一日；不以自由而生惨祸者，其惨祸日出而不知所穷，中国数千年是也。
苟有爱天下之心者，于此二者，宜何择焉！
至欧人文明与法无关之说，弟子甚所不解，不必据他书，即《泰西新史揽要》，亦可见其概。英国为宪政发达最久最完之国，流血最少，而收效最多者也。而其安危强弱之最大关键，实在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议院改革案。而此案之起，乃由法人影响所及（英民闻法人争权之事而兴起）
；此案之得成，亦由执政者惮于法之惨祸，而降心遽许之。此《新史揽要》所明言也（他书言之尤详）。欧洲中原日耳曼、奥斯马加、意大利、瑞士诸国，皆因并吞于拿破仑。时拿氏大改其政治，而自予人民以自由，人民既得尝自由之滋味，此后更不能受治于专制民贼之下，故历千辛万苦而争得之，以至有今日。观于拿破仑第一次被放，而维也纳会议起；拿破仑第二次被放，而俄、普、奥三帝神圣同盟兴。维也纳会议，神圣同盟，皆为压制民权而设也。
但观于此，而知法国革命影响于全欧者多矣。
弟子谓法人自受苦难，以易全欧国民之安荣，法人诚可怜亦可敬也。泰西史学家无不以法国革命为新旧两世界之关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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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康有为书３８６
纯甫难是说，然则此十九世纪之母何在也？
（弟子以为法国革命即其母，路得政教其祖母也。）
若夫“自由”二字，夫子谓其翻译不妥或尚可，至诋其意则万万不可也。自由之界说，有最要者一语，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是矣。而省文言之，则“人人自由”四字，意义亦已具足。盖若有一人侵人之自由者，则必有一人之自由被侵者，是则不可谓之人人自由。以此言自由，乃真自由，毫无流弊。要之，言自由者无他，不过使之得全其为人之资格而已。
质而论之，即不受三纲之压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缚而已。夫子谓今日“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
，弟子见此二语，不禁讶其与张之洞之言甚相类也。
夫不兴民权，则民智乌可得开哉？其脑质之思想，受数千年古学所束缚，曾不敢有一线之走开，虽尽授以外国学问，一切普通学皆充入其记性之中，终不过如机器砌成之人形，毫无发生气象。
试观现时世界之奉耶稣新教之国民，皆智而富；奉天主旧教之国民，皆愚而弱。
（法国如路梭之辈，皆不为旧教所囿者。
法人喜动，其国人之性质使然也。）无他，亦自由与不自由之分而已。
（法国今虽民主，然绝不能自由。）故今日而知民智之为急，则舍自由无他道矣。
中国于教学之界则守一先生之言，不敢稍有异想；于政治之界则服一王之制，不敢稍有异言。此实为滋愚滋弱之最大病源。此病不去，百药无效，必以万钧之力，激厉奋迅，决破罗网，热其已凉之血管，而使增热至沸度；搅其久伏之脑筋，而使大动至发狂。经此一度之沸，一度之狂，庶几可以受新益而底中和矣。然弟子敢断中国之必不能佛，必不能狂也。虽使天下有如复生（复生《仁学》下篇荡决甚矣，惜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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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今西哲之真理耳。）及弟子者数十百人，亦不必能使之沸、使之狂也。弟子即尽全力以鼓吹之，而何至有法国之事乎？
至“自由”二字，字面上似稍有语病，弟子欲易之以“自主”
，然自主又有自主之义，又欲易之以“自治”。“自治”二字，似颇善矣。自治含有二义：一者不受治于他人之义，二者真能治自己之义。既真能治自己，而何有侵人自由之事乎？
而何有法国托名肆虐之事乎？
故有自治似颇善矣。
而所谓不受治于他人者，非谓不受治于法律也。英人常自夸谓全国皆治人者，全国皆治于人者，盖公定法律而公守之，即自定法律而自守之也，实则仍受治于己而已。盖法律者，所以保护各人之自由，而不使互侵也。此自由之极则，即法律之精意也。抑以法国革命而谤自由，尤有不可者。盖“自由”二字，非法国之土产也。英之弥儿，德之康得，皆近世大儒，全球所仰，其言自由，真可谓博深切明矣。而夫子引隋炀、武后以比之，似未免涉于嫚骂矣。弟子欲辩论此二字，真乃罄南山之竹，不能尽其词；非有他心，实觉其为今日救时之良药，不二之法门耳。现时所见如此，或他日有进，翻然弃之，亦未可定。但今日心中所蕴，不敢自欺，故不觉其言之长。其谓涉于不敬，非对长者之体者多多，惟因文曲折，随笔应赴，不自检点，深知其罪。
又自由与服从二者相反而相成，凡真自由未有不服从者。
英人所谓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是也。但使有丝毫不服从法律，则必侵人自由。
盖法律者，除保护人自由权之外，无他掌也。而侵人自由者，自由界说中所大戒也。故真自由者，必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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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乱之制度与太平之制度，多有相类者，然其渊源来历，全然不同，似不可以彼病此。
（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一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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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康有为书（节录）
（１９０３年１１月１８日）
办事之难，万方同概。先生前来书，以南洋人易摇动不可恃，谓弟子好运气，处处得意。孰知其中之曲折，固一辙耶。以表面言，则先生之受欢迎，或尚过于弟子；至其内情甘苦，此间殆亦不让南中也。即如款项一事，弟子等方指望尊处可大得手，而岂意尊处反日待此区区之款，为荆聂计耶。
弟子等在此间日日下气，柔色怡声，以敷衍种种社会之人，真有如所谓公共之奴隶者。然问其有益于办内地实事者几何？又有益于该本埠之社会改良者几何？清夜自思，真觉不值，厌倦久矣。徒以既来此地，岂能舍去，而既做焉，又不能不用狮子搏兔之全力，穷精敝神于此间，至可痛亦可怜也。不宁惟是，且担受一虚名，如近日港沪各报纸，谓保记款若干十万，尽为某某吞噬者，日日以“吸国民之血，吮国民之膏”相诟詈。虽自问不愧，无恤人言，而所谓各埠之同志者，亦日相与窃窃私议，议之久而心滋冷矣。而我辈亦实未能做成一二实事，足以间执其口者，则诟詈之来，亦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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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直受之。故弟子往往清夜自思，恨不得速求一死所，轰轰烈烈做一鬼雄，以雪此耻，但今未得其地耳。弟子革论所以时时出没于胸中者，皆此之由。
先生责其流质，斯固然也，又乌知乎外界之刺激，往往有迫之于铤而走险之路者耶？昔唐绂丞之死，死于是，弟子自计将来其亦必死于是而已。阅世既多，厌世念自起。畴昔常以此责人，今亦不自知其何以与此途日相接近也。
革义难行，先生之言固也。然樱田之事，弟子以为舍钱买侠士者，其人必不可用，故力不主张，非谓此事之不宜行也。如现在所谓林侠者，弟子未见之，不能断其人，而何以数月不往，惟日日挥金如土，致使先生苦于供养。然则此等人供养之，果能为用乎，非弟子所敢言矣。数年来供养豪杰之苦况，岂犹未尝透耶？
日日下气柔声，若孝子之事父母，稍拂其意，立刻可以反面无情。故弟子常与勉、云等言，今之供养豪杰，若狎客之奉承妓女然，数年之山盟海誓，一旦床头金尽，又抱琵琶过别船矣。故用钱以购人之死力，此最险最拙之谋也。今先生所供养之人，或与前此不同，而弟子则入世愈深，机心愈甚，真有不期然而然者。故弟子之沮是议，非沮其宗旨也，沮其手段也。虚无党之为此也，皆党魁自为之。今党魁既不能为，欲仰仗于下等社会之人，以数万金冀饱其溪壑，弟子所不敢附和矣。
先生之非坐待复辟，弟子等宁不知之？特此亦不过偶尔有激而言耳。然尝细思之，即那拉死矣，苟非有兵力，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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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行其志？面今日求得兵力又如此其难，外国侵压之祸又如此其亟，国内种种社会又如此其腐败，静言思之，觉中国万无不亡之理。每一读新闻纸，则厌世之念，自不觉油然而生，真欲瞑目不复视之也。先生于意云何？
今会款若先生移以办秘密，弟子亦不能强争，但弟子等真益无面目见人耳。先生责弟子及勉专擅行事，特又未知其间之苦况何如耳。日劝人入会，人问会款作何用，无以名之，秘密之事非可尽人而语也。而新开会之埠，新入会之人为尤甚。革义既不复言，则不得不言和平；言和平又安得不言教育，故不得不提倡公学；且欲为将来地步，亦非此不可也。
先生以此相责，乌知乎非用此名，将此区区数千金之会款，恐亦难收集耶！先生观各处汇款来之书，可以知其概矣。夫先生在南洋各处如此欢迎，其人又皆如此大力，而先生运动彼等亦只能以学校报馆等事，而秘密费一无所得。人情不甚相远，先生亦可以会此间甘苦矣。今公学事由公使领事及各会馆提倡，或亦可得多少，若先生南洋兴学之款，果有实际能移若干于广东，同则会款移为他用，似尚易为，不然恐无以对人耳。
但此区区之款，无论作何用，亦不能成多大气脉，又奈之何？
念此真令人气结。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三十日《与夫子大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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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孙逸仙书
（１９００年４月２８日）
足下近日所布置，弟得闻其六七，顾弟又有欲言者：自去年岁杪，废立事起，全国人心悚动奋发，热力骤增数倍，望勤王之师，如大旱之望雨。今若乘此机会，用此名号，真乃事半功倍。此实我二人相别以来，事势一大变迁也。弟之意常觉得通国办事之人，只有咁多，必当合而不当分；既欲合，则必多舍其私见，同折衷于公义，商度于时势，然后可以望合。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古人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弟以为宜稍变通矣。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
何必故划鸿沟，使彼此永远不相合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