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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很困难了。”停了停，陈毅又用恳切的语气说：
“我相信你的困难。可是，也要你相信，政府一定会帮助你们度过难关。工人也会体谅你们，这一次年终奖，不是普遍比去年少拿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吗？”
“是的”。
“知道你们章华厂很吃紧。毛料呢绒，目前不大有人买。
但章华是我们中国最好的毛纺厂，将来销路肯定好，还应该争取出口哪！”
听到这话，刘鸿生动容了。这正是他的宿愿啊——中国毛料打入国际市场！可是现在连资金都
“你算算看，目前需要多少钱才能维持？”
“要两百六十个亿呢！”（此为旧币，即现在的六十万）
“好”。陈毅很干脆，“请你回去和章华厂的工会商量一下，只要他们肯出证明替你担保，政府可以贷款给你。”
刘鸿生喜出望外，但旋即又怀疑这是不是真的。
“刘鸿生，你不用多顾虑。国家对于真正有困难又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是舍得出钱扶助的。国家搞财政统一，发公债、收税款、并不是‘看相’你们那点钱，要揩你们的‘油’。这是为了增强国家财力，从根本上稳定物价，同时也支持正当工商业发展嘛。”
近些日子来，陈毅耳中听到了各式各样的牢骚怨忿之声。
很明显，对于“二·六”轰炸后的上海工商业，每月四千亿的税收，加上公债交款，工资发放，负担是重的。工商业交税买公债完全应该，固定的财政收入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利益，绝不能马虎。但是，是否要得太急了呢？
“牛奶要挤，”陈毅对统战部的同志说，”可不能把牛挤伤了啊！”
陈毅深感有必要向中央主席报告。
这天，他去华东局开会，当时还担任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字斟句酌地对陈毅说：“目前的状况、要很好考虑。你是不是给中央发一个电报，汇报上海的情况？看来这很有必要。”
是啊！“很有必要”，这是一致的。但是，向中央汇报些什么事实，提出些什么建议呢？书记没有继续表露自己的看法。
一迭稿纸铺在面前，已经好一会儿了，上面还只写了开头的一行字：
“毛主席、中央并华东局：”在陈毅看来，“报喜不报忧”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态度。他决心如实反映情况。
主意一定，他笔下生风，很快把上述的种种经济困难，向中央和盘托出。最后，他写道：“我们认为：上海负担××亿元税收任务必须完成，但步骤上应作详细考虑：”
写毕，他在末尾署上了“陈毅3月12日”，用红笔在一角标上了“AAAA”（表示秘密等级的符号）交给秘书送有关同志阅后，即行抄发。
十天以后，在上海大厦十三层楼，市委统战部召开一个小会，陈毅得悉，也赶来参加了。
与会者记得，这一天的陈毅，完全没有往日谈笑风生的兴致。他眉头紧锁，讲话的时候既不坐也不站着，而是在会议室那头不停地走过来，走过去。
“现在群众牢骚很多啊！说：‘国民党虽坏，还有碗饭吃，共产党样样都好，就是没有饭吃。’这种现象，和我们进上海时万人空巷一片欢声的情况是完全不同了！”陈毅过走边说，忧心忡忡。他讲到，连日来，工厂商店还是一家接一家地停业倒闭，失业工人一批又一批地找到劳动局，向政府要工作，要饭吃。”
陈毅连日召开工商座谈会，上海各行各业具有代表性的大老板都应邀参加。陈毅请了谭震林代表华东局出席。
这可是一次“最踊跃诉苦”的会。开会毕，陈毅问谭震林有何观感，谭震林笑着说：“看来他们的叫苦还是有组织的咧！——不过，他们提出的具体困难，像代纺代织，必要的停工解雇，特别是改善税收，我们应当考虑。”
陈毅很赞同。他把这些情况如实写在3月28日发给中央的第二个报告里。
上海的税收情况确实令人惊讶。
三月份，上海因为要补足欠税，税额增加到五千亿元。但奇怪的是，在经济如此困难的情况下，税款竟收了五千八百亿，超额百分之十六完成任务！对此，有人喜，认为成绩巨大；有人忧，担心“杀鸡取蛋”。而税务局长本人，则很自信，似乎胸有成竹。
“资本家就是蜡烛，不点不亮。”税务局长毫不隐蔽自己的观点。“既然他们钻‘自报实缴’的空子逃税漏税，我就查他们的帐，出了问题，抓住了就重重地罚！”
有人提出异议：“这样做，不合乎政策。”
税务局长满不在乎：“什么政策不政策，任务就是政策，税收任务不完成可不行。把资本家搞光了，又有什么了不得？
把他们厂子拿过来，也不过是早点晚点的事”
“啪”！陈毅拍案而起了：“不许你这样胡说八道！你就用这种态度来执行党的政策吗？”隔了一会儿，陈毅说：“方才说到‘查帐查罚’的做法，很不对头。有人反‘右’很勇敢，就是不敢反“左”。括号里的‘左’，为什么不可以反对呢？我们党历史上，李立三路线和第一次王明路线的‘左’倾，不是使我们党吃过很大的亏吗？我认为；只敢反‘右’而不敢反‘左’，并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四月四日，陈毅给中央发了第三份电报。其中有一番话很耐人寻味：
“上海市第三次各界代表会将于灰（十日）召开。群众仍然在我们领导下，不会为别人领导去的。”
陈毅在给中央的电报里继续如实地“报忧”：三百个厂长经理逃去香港。失业职工人数已即要增加到20万人，连家属需要救济的将超过50万人。有的人还说什么：“可惜啊，共产党丧失了人心！”
如果在十个月以前，解放之初，开这样一次代表会议，会场上当然会响起一片对共产党的热烈欢呼。然而现在，会前就传出种种流言蜚语，有的人说是“遍地干柴，一点即燃”；
有的人还说要组织游行到市府请愿；不少好心的朋友为陈毅担忧。
陈毅倒反而显得从容不迫。会议临开幕那天中午，他安坐在办公桌前挥毫起草，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了第四份电报。
临上车前，他又读了一遍，交给秘书发出。这份电报中说：
“多年来的毒到目前已到迸发的时候，其困难和紧张是自然的。我们力争转得好一些，力争痛苦少一些。按你的指示精神去办，可以办得下去的。”
原来毛泽东已经对上海的工作作了原则的指示。指示的精神就是要对目前十分紧张的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加以调整，切实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
开会了。礼节性的鼓掌之后，大家洗耳恭听，陈市长将说些什么——国际国内？华东上海？成绩巨大？领导英明？
不，陈毅的武器是说真话，毫不粉饰。
“各阶级各阶层的痛苦我们要先说，要说得比他们更多，更洞见肺腑。”他事先开过好多个座谈会，集中了大量的材料。
他才敢讲。他这放开一讲，比代表们想说的更多、更完全，更彻底。
那些带了满肚子意见来开会的人，受感动了，心平气顺了：
“陈毅比我们讲的还透嘛！”
这时候，陈毅再给大家算细帐：旧上海如何治不好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新上海又怎样迅速稳定了物价。除病根、剜毒疮，免不了要忍受“一刀之苦”。他特别强调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中央已经开始调整部署，对上海给予极大的关心和全力的支持。他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特别有力。他的讲话时常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陈毅在四月二十一日向毛主席、党中央发去了第五份电报，汇报了这次各界代表会议胜利闭幕的情况和经验。毛主席拆阅后，亲笔批示：将报告转发子恢、小平、德怀诸同志，“请加注意”。
至此，上海的这一次严重局势似乎已安然度过，好消息多起来了。
陈云决定召开“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以上海、天津为重点，研究调整关系的政策措施。
许涤新临去开会前来向陈毅请示，许涤新问：“对上海困难，讲到什么程度好？”陈毅肯定地回答：“实实在在讲，一五一十讲。我在几封信上已经反映过了，你去讲也不要打折扣，否则我们自己不讲，资本家心里有数，让他来讲就被动了。如果他也装哑巴，那就等于不开会，大家解决不了问题。”
许涤新深有所悟，欣然而陈毅还在考虑一个重要的建议，一个“冒昧”的请求。
这个请求如被照准，对上海的经济能起休养生息、加速恢复的作用；但是对于中央来说，却增加了一点暂时的困难。
陈毅和华东、上海负责财经的同志反复研究，认为退一步可以进两步。陈毅就在五月十日给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第六份电报。
电报里，他综合汇报了三、四月份的情况，又写道：“税收问题在上海目前来说，暂时表现出政策与任务不协调的现象，三、四、五三个月的四千亿（每月）比较重了些，以致走到超过实际利润去征税如果六月份上海能从四千亿降到三千亿左右，对稳定情绪，减少商店关门即起大作用。不知对整个货币回笼作用有否影响，请陈、薄考虑电示。”
这一回，毛主席亲自拟定了复电。毛主席在复电中用了“甚好甚慰”四个字，对陈毅五月十日的报告，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他为加速恢复上海经济”所取方针是正确的”。关于税收问题，复电说，待研究后，由陈云、薄一波给予答复。
毛主席还在复电中告诉陈毅，六月中旬将召开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通过土改法令，并讨论调整工商业问题。毛主席这样写道：“你不是全国委员会委员，但有些问题须事先和你商量，请你于六月一日来中央一次，留两三天，即可回去”。
写完后，又加上一句：“如果你觉得马上来为好，亦可以马上就来。”言辞中充满着信赖，尊重和亲密之情。
减税一千亿，后来如何呢？
5月17日陈云、薄一波答复说：
“如你认为上海六月份税收须从四千亿减为三千亿左右，我们同意。具体减多少，如何减，请与华东财委商定。”
与此同时，上海十五万失业工人，得到了全国的支持和关注。
从五月起，上海工商界“倒风”渐止，学校开课，失业减少，情况开始全面好转了。
2．5 霜重色愈浓
一九六六年深秋，陈毅来到北京西山，写下了《题西山红叶》这首光彩夺目的诗篇：
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
革命亦如此，斗争见英雄。
诗如其人。陈毅的这首诗，正是他自己英雄本色的写照。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陈伯达、“四人帮”一伙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就对陈毅进行了种种迫害。
在那动乱的年代里，陈毅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挺身而出，横眉冷对，同林彪、“四人帮”作了英勇的斗争，坚决地捍卫了人民的利益，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和胆略。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陈毅就是一棵在大雪中傲然挺立的青松。
1966年10月1日，直立在天安门城楼检阅台正中的麦克风，向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