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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大大削弱了它们的道义力量。它们也失去了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斗争所具有的神圣性。心甘情愿在一定的场合下奴颜婢膝地屈服于同伙中的某几个人的人，拱手交出自己的意志、甚至思想由他人控制的人，怎么能奢谈他希望自由呢？
美国人也在他们的社团中建立统治组织，但是，如果我可以用和平一词的话，那都是和平的统治组织。
在社团中，承认个人的独立，每个人就象在社会里一样，同时朝着一个目标前进，但并非都要循着同一条路走不可。没有人放弃自己的意志和理性，但要用自己的意志和理性去成就共同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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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美国的民主政府
我知道我在讨论中将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这一章的每句话，都要在某些方面刺痛使我国分裂的各个政党。尽管如此，我还要说出我的全部想法。
在欧洲，我们很难判断民主的真理性和不变性，因为欧洲有两个互相对立的主义在斗争，我们无法准确地判断哪些争论是来自主义本身，而哪些争论又是来自争论所引起的激情。
这与美国的情形完全不同。在那里，人民毫无阻碍地统治着国家，他们既没有什么危险需要担心，又没有什么损害需要报复。
因此，在美国，民主是任其所好而行事的。它的表现合乎自然，它的一切活动不受限制。只有在美国，才能对民主做出正确的判断。
这项研究对我国比对任何国家都有用有益，因为我们每天都在一种不可抗拒的运动的驱动下盲目地前进。我们在向何处走呢？也许是在走向专制，也许是在走向共和，但社会情况必定要走向民主。
普 选 权
我在前面说过，全美国都承认普选权。不管社会地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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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美国的民主政府１５２
低，人人都有这项权利。
我在一些不同的地区，在因语言、宗教和风习的差异而彼此形同外国人的一些种族之间，在路易斯安那和新英格兰，在佐治亚和加拿大，都有机会看到普选权的实施效果。我曾说过，普选权在美国远未产生人们期望它在欧洲产生的一切善和一切恶，它在美国的实施效果一般也与想象的不同。
人民的选择和美国民主在这种选择中的本能
在美国，一些最出名的人很少出任公职——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法国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所怀的嫉妒心不是法国人特有的感情，而是一种渴望民主的感情——在美国，为什么一些最优秀的人往往本人远离政界
在欧洲，许多人不是口上不说而心里相信，就是心里本不相信而口上却说：普选权的最大好处之一，在于吁请最受公众信任的人出任公职。
他们认为，人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但人民衷心希望国家富强；人民的爱好决不妨害他们推选同他们怀有同样愿望和最能胜任的人去主持政务。
至于我，必须说我在美国看到的，使我无权认为他们也是如此。我到美国后，就吃惊地发现，被治者中间真正人才荟萃，而统治者当中却很少有名流。今天，在美国，最卓越的人士很少去当官，乃是一个常见的现象。
而且必须承认，这也是随着民主超出其原来的一切界限而产生的结果。显而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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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政治家世家大大减少了。
可以指出这个现象的数个成因。
尽管做了许多工作，但仍未能使人民的文化高达一定的水平。简化人们的学习内容，改进教育方法，使学习走上正确道路，这些都好办；但用于学习的时间不够，人们仍不能学到知识和发挥学到的知识。
因此，人们不需劳动而能生活的空闲时间的长短，就决定着他们获得知识的必要时间。在某些国家，这个时间比较宽裕；而在另些国家，这个时间就不够宽裕。而如果完全没有这个时间，人们就不得不尽为生活的物质方面而操劳，即不能作为真正的人而生活。同样，既难于想象在一个社会里人人都博学多闻，又难于想象在同一个国家里每个公民都家财万贯。这两种不可能是彼此相关的。我欣然承认，广大公民都衷心希望国家富强；我还愿意更进一步承认并曾讲过，社会的下层阶级在这个愿望中掺杂的私念，一般说来少于上层阶级。但是，他们却总是不同程度地没有本领去判断达到他们衷心希望的目的所用的手段是好是坏。为了彻底认识一个人的性格，必须进行长期观察和各种分析。一些伟大的天才在这方面都有失误，而普通人就能办到吗？人民没有时间和办法去做这项工作。他们的判断总是匆匆忙忙做出的，并且是只看事物的表面特点。因此，各种骗子能够施用他们取悦于人民的花招，而人民的最忠实友人却不能取信于人民。
另外，人们并不是总能按民主方式去选择值得他们信任的人，有时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和不想这样做。
不可否认，民主制度使人们心中的嫉妒感情发展到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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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点。这与其说是因为民主制度给每个人提供了使自己与他人拉平的手段，不如说是因为人们总是觉得不能得心应手地使用这些手段。民主制度唤醒和怂恿了永远无法完全满足的要求平等的激情。这种完全的平等，总是在人们以为得到它的瞬间，便从他们的手中溜走和消逝了。用帕斯卡尔的话来说，就是永远消逝了。人们经常热中于追求那种近得足以使人摸到，而远得又使人取不到的重大利益。成功的可能性大时，人们高兴；成边的不确性大时，人们懊丧。他们有时高兴，有时灰心，有时发怒。凡是在某一点上超过他们能力的东西，都被他们视为使他们的愿望不能实现的障碍。
因此，不管上司如何合法，他们都一概不理。
许多人认为，这种引导下层阶级把上司从领导公务的职位上拉下来的隐秘本能，只见于我们法国。
但这是一个误解。
我所说的这个本能，不是法国人所固有的，而是一种民主的本能。特殊的政治环境虽然可以使这种本能带有使人感到严厉的特点，但它不能创造这种本能。
在美国，人民并不憎恨社会的高层阶级，只是对他们不太欢迎，设法不让他们当权。人民不怕人们有天才，但对这种人不够器重。一般说来，凡是没有天才而发迹的人，都难于得到人民的好评。
一方面是这种天然本能在使人民排斥卓越人物当权，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力量也不亚于这种本能地在使这些人远离政界，因为他们在政界的竞技中难以保全自己和免于堕落。衡平法院首席法官肯特就十分坦率地流露过这种思想。我提到的这位著名作家在盛赞联邦宪法授权总统提名法官的条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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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说：“最称职的人，也许为了不在普选中当选，而在行动上不十分积极，在精神上保持十分严肃。”〔肯特：《美国法释义》第１卷第２７３页〕。这是在１８３０年发表于美国而且没有人反对的见解。
我只想用这些话证明，那些认为普选权能够保证人们做出最佳选择的人，完全是在幻想。
尽管普选权有许多优点，但并不在这里。
能够部分纠正民主的这种本能的因素
巨大的危险对国家和人民产生的不良效果——为什么５０年前美国有那么多卓越人物主持政务——教育和民情对人民的选择发生的影响——新英格兰的例子——西南部各州——某些法律是怎样影响人民的选择的——两级选举制度——这种选举制度对参议院的结构的影响
当巨大的危险威胁国家的时候，人民往往能成功地选出最能拯救国家的公民。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在面临危险的时候，很少能保持常态，他不是居于常态的水平之上，就是居于这个水平之下。
国家的情形也是如此。
极端的危险不但没有使一个国家振奋，有时反而把它吓倒。这种危险虽能荡起人民的激情，但没有对激情加以引导。
它虽能触及人民的头脑，但没有使之清醒。
犹太人就曾经在他们的硝烟弥漫的神殿废墟上互相厮杀。但最常见的，是一些国家和个人在危险临头的时候，反而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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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冷静，做出非凡的克服危险的行动。这时，一些伟大的人物突起，就象耸立在黑夜中的大厦，顿时被一场大火照亮。
天才不再犹豫，挺身而出；苦于灾难的人民，也会暂时忘却他们的嫉妒感情。这时，从选票箱里检出伟人名士的名字，并不罕见。我在前面说过，今天的美国国务活动家，远远不如５０年前主政的人物。
其原因不仅来自法律，而且来自环境。
当美国在为独立这一正义的事业而斗争时，它是一个要摆脱另一个国家的奴役的国家；而当它以一个新国家的身分进入世界时，它的全体人民的精神品质已经达到他们的努力目标所要求的高度。在这样的举国欢腾声中，卓越的人物走到人民的前面，而人民也举手欢迎他们，并把他们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但是，这样的事情毕竟少见，还必须从事物的另一侧面去做判断。
转瞬即逝的事件有时会抑制民主的激情；而人们的知识水平，特别是民情，将对激情的发展趋势发生不仅强大而且持久的影响。在美国，就常见这种情况。
在新英格兰，教育和自由完全从属于道德和宗教，很早以前就建立的长期存在下来的社会，已形成一套道德准则和习惯，所以人民在轻视财富和门第向来可以在人们中间造成的优势的同时，却习惯于尊重知识和道德的优势，并毫无怨言地加以服从。因此，民主在新英格兰比在其他各处可做出最佳的选择。
但是，往南一走，就看到不同的情况。
在南方的各州，社会纽带形成得较晚和不够牢固，教育不够普及，道德、宗教和自由的原则还结合得不够令人满意。因此，在那些州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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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里，有德，有才或德才兼备的人极为罕见。
当进入不久以前才建立社会组织的西南部各州，人们看到的全是冒险家和投机家的庄园。在这里，我们深为管理社会的大权被几个人所控制而大吃一惊，并在心中思忖：除了立法机构和人的独立以外，有什么力量能使国家发达和社会繁荣呢？
有些法律具有民主的性质，但它们也曾部分地纠正了民主的危险本能。
当你进入华盛顿的众议院大厅时，你会为这个大会议厅里的粗俗举止感到吃惊。尽管你在大厅里一再环顾，依然看不到一个著名人士。几乎全部议员都是无名之辈，他们的姓名没有在我的头脑里留下任何印象。他们大部分是乡村律师和商人，甚至是属于最下层阶级的人士。在这个教育几乎普及的国家，据说人民的代表并非都是能够写字无讹的。
仅隔几步，就是参议院大厅的大门。但在这个不大的会议厅里，却聚集了大部分美国名人。
你在这里见到的每个人，都会使你想起他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