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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人格外奇怪，因为斯大林从来不喜欢对人表示温情、热情和善心。诚然，我知道还有一次，斯大林做了一件善事，那已经是战后了。“领袖”写了一封含有这种内容的信，寄往托木斯克州巴尔比格区普巧尔卡村：
Ｂ·Г·索洛敏同志：
收到了您在１９４７年１月１６日写的、通过齐钦院士送来的信。我还没有忘记您和图鲁汉斯克的朋友们，而且以后肯定也不会忘记的。现从我当代表的薪金中给您寄上６０００卢布。为数不多，但对您总会有用的。
祝您身体健康。
约·斯大林③
第一部第一章 正面和侧面（2）
在斯大林最后流放的地方，一位已经到了苏维埃时代还被流放到这个边远地区的老布尔什维克И·Д·彼尔菲尔耶夫告诉我说，斯大林同住在当地的一个女人发生过关系，她生了一个孩子。“领袖”本人无论何时何地当然都不曾提过这件事。我没有查明，斯大林是否关心过这个与他这位被流放的革命者萍水相逢的女人，抑或仅限于表示他“肯定不会忘记”图鲁汉斯克的朋友们。
斯大林的冷漠、沉着、工于心计和谨言慎行等特点，可能由于从１９０１至１９１７年一直被迫处于地下状态、经常被抓进监狱和送去流放这种职业革命家的艰苦生活而发展得更厉害了。所有当时了解斯大林的人都曾指出，他有一种罕见的控制自己、保持沉着、镇定的能力。他能在喧闹声中安睡，冷静地听从判决，坚强地忍受羁押站上宪兵队的管束办法。人们看到，他在精神上受到震撼大概只有一次，那就是１９０７年１１月他年轻的妻子患肠伤寒死去的时候。妻子给这位到处漂泊的丈夫留下了两个月的儿子雅可夫。孩子是由一位名叫莫纳塞利泽的富于同情心的妇女抚养大的。打这以后，斯大林变得更冷酷了。
斯大林在革命前的最后一次流放开始于１９１４年初，是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同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和其他一些革命者在一起，当时他表现得很孤僻、阴沉。斯维尔德洛夫在从流放地发出的好几封信中都把斯大林称为“日常生活中的大个人主义者”④。到流放地时，斯大林已经是党中央委员，当时那里还有三位中央委员，即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苏·斯·斯潘达良和菲·伊·戈洛晓金。斯大林总是孤独自处，不声不响。他感兴趣的似乎只有打猎和捕鱼，这是他酷爱的两项活动。诚然，有一段时间，他想学习世界语（一位流放者带来了一本教科书），但很快就对它失去了兴趣。他偶尔去看望住在修道院村的苏连·斯潘达良，只是这时才打破自己孤独的生活方式。在流放者举行的会议上，斯大林通常都不发言，只是即兴插上几句敷衍一下。当时给人一种印象，斯大林不过是在期待着什么，或者是被多次逃跑弄疲倦了。无论如何，革命前最后两三年，他在社会活动上的消极态度是令人吃惊的。
斯大林在这个流放地呆的时间很长，而且没有担负什么很重的任务，在此之前他曾写过《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这部成功的著作（１９１３年１月完成于维也纳），看起来，受到鼓舞的他该会利用现在的条件来写作了。他想必也知道列宁对他这篇论述民族问题的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⑤。但是，这并没有鼓舞斯大林继续深入地研究问题。这几年在创作上和社会活动上都没有取得成就（这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证明这位流放者情绪消沉。四年当中，在有图书馆和大量空闲时间的情况下，斯大林甚至没有试图写点什么有分量的作品。顺便说一句，在此之前，１９０８年和１９１０年，朱加施维里曾先后两次被流放到索利维切戈茨克，他那时的表现也是这样。好像不仅在完全脱离而且在部分脱离革命中心的时候，斯大林（在他不逃跑的情况下）都处于消极等待的状态。不过，当他成为一个大人物的时候，这种等待的本领已经不具有消极性质，而是一种精心策划了。
流放的和被捕的革命者，我们从他们的回忆中可以看出，通常都看很多书。监狱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特殊的大学。据格·康·奥尔忠尼启泽回忆，他关在施吕瑟尔堡要塞的时候，就曾看过亚当·斯密、李嘉图、普列汉诺夫、波格丹诺夫、詹姆斯、泰罗、贝克尔、克柳切夫斯基、科斯托马罗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布宁等人的作品⑥。斯大林看的书不少，但他总感到奇怪，为什么沙皇制度同自己的“掘墓人”作斗争是那么软弱无力，他们可以不干活，可以想看多少书就看多少书，甚至可以逃跑。只要想跑，基本上都能跑掉。说不定当时他已经得出了后来他曾不止一次宣告过的结论：坚强的政权应当有强大的“惩罚机关”。成为“领袖”并在国内组织了血腥的清洗之后，斯大林同意叶若夫关于修改政治犯关押制度的建议。在１９３７年中央２—３月全会上，正是由于斯大林的坚持，在就叶若夫的报告作出的决议中专门加了一条：“监狱制度要制订得让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社会革命党人等等）忍受不了。它现在与其说像监狱，不如说像强制休养所。可以交往，可以同外界通信，可以收到包裹，如此等等。”⑦“措施”自然是采取了。对那些不幸的人来说，现在根本谈不上什么“大学”了。在斯大林个人专权时期被关进遥远的集中营的人们，为了自己能生存下去进行了殊死的斗争。但决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达到目的。
甚至个别的逃跑事件都成了大事，要向斯大林报告。例如１９４８年６月３０日，内务部长向斯大林和贝利亚汇报：
苏联内务部报告：今年６月２３日，苏联内务部北方铁路工程局附属鄂毕河劳改营有一批犯人共３３人解除了看守他们的两个士兵的武装，抢了两支冲锋枪和４０发子弹，然后沿鄂毕河左岸朝上游方向逃跑
截至６月２９日，逃犯已有４人被击毙，１２人被抓获，其余的人在追捕中
Ｃ·克鲁格洛夫⑧
斯大林命令有关负责人员前往出事地点，设法把其余的逃犯抓回来，要求在“行动”结束后必须向他报告。他的惩罚机关是沙皇宪兵局根本无法比拟的。
未来的“领袖”在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库列伊卡村看那些到得很晚的报纸时，不能不感到即将发生重大事变。但当世界大厮杀爆发的时候，这位移民流放者参加社会活动的最后一点积极性也没有了。人们不由得想到，斯大林已经不想从流放地逃跑了（虽然起初有过这种打算），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战争期间他在地下状态会遇到许多困难，二是他不愿意在动员期间被征召入伍。实际上，当１９１７年２月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征兵委员会想让他入“伍”的时候，发现他身体有缺陷（一只手臂干瘦，一只脚有缺陷），认为他根本不适于服兵役。
这四年流放期间，紧张的阶级关系的暗流在社会的河床里逐渐上涨，人民对帝国主义战争越来越不满，斯大林似乎期待着什么。也许，已经到了这份年纪的他，对自己在２０年的革命生涯中一事无成感到了绝望？或者，斯大林预感到他很快即将进入生活和斗争中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一个阶段？也可能，他有不相信专制制度能够推翻的想法？这些，任何人任何时候也不会知道。关于这一时期的生活，斯大林没有写过只言片语，讲得也很少。
斯大林整整四年时间消极无为，实际上没有写任何东西，完全不像一个党中央委员的样子。在流放地，斯潘达良和斯维尔德洛夫成了实际领袖，流放者都集结在他们两人周围。斯大林孤独自处，虽然他并不掩饰自己对斯潘达良抱有一定的好感。性情暴烈的革命者苏连·斯潘达良命运不佳，没能看到革命的火光：１９１６年他在流放地病故了。
我想，斯大林在流放地长时间情绪消沉的时期，是他作出个人抉择的时期，是他回首往事、展望未来的时期。他那不知在什么地方的儿子该长高了，而他暂时还没有给过他而且也不可能给他任何东西。母亲的情况也很少知道。他已年近４０，而个人前途还很渺茫。斯大林没有任何专长，他什么也不会干，实际上从来没有干过活。顺便说一句，领导我们党和国家３０年的这个人不曾有过任何职业，如果不算多少懂得一点神甫这种职业的话。如果说，斯克里亚宾（莫洛托夫）毕业于实科中学，大学没有毕业的马林科夫在青年时期是某机构一个勤恳工作的事务秘书，而卡冈诺维奇是一个手艺不坏的鞋匠，那么斯大林连他父亲当的鞋匠也不是。警察当局在调查表中“会不会手艺（职业）”这一栏里给他划上一道杠，要不就填“办事员”。斯大林本人在党代表大会和党代表会议前夕填表，每次回答职业种类和社会出身的问题都感到为难。例如，在俄共（布）“十一大”代表调查表上（他以拥有发言权的代表资格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对“属于何种社会集团（工人、农民、职员）？”这个问题，斯大林就不敢具体回答，而把这一栏空起来⑨。
未来的总书记虽是职业革命者，对工人、农民和职员生活的了解还不如一个流放犯或囚犯。可能，这在当时的活动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但却是他个人一直也没有改变的一个特点：斯大林对劳动人民的生活似乎了解得很多，但都是道听途说，很肤浅。诚然，总有一天，他会“无所不知，无所不会”的。图鲁汉斯克时期长时间保持沉默，可能是以一种特殊方式对他的很长一段生活进行“反思”。一切情况表明，斯大林要脱离革命道路已经晚了。关于彼得格勒反战情绪高涨和革命运动出现新高潮的消息使斯大林逐渐恢复了信心，使这位移民流放者恢复了往日的“战斗”姿态。
诚然，关于斯大林这一段经历也有另一种证明材料。例如，老布尔什维克维拉·施韦泽１９３９年写的一本小册子《斯大林在图鲁汉斯克流放地——一个地下工作者的回忆》断言，斯大林从帝国主义战争一开始就表现积极，当时就专门发了一封信谴责“护国主义”。据该书作者说，斯大林很快就采取了国际主义立场。但是这封信不仅没有保存下来，而且在遥远的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受苦受难的人们当中谁都从来没有提到过和听说过。维拉·施韦泽曾如实地描写过流放者的生活，她在进行血腥清洗的高潮时期这样介绍斯大林未必是出于自愿。例如，她写道：“列宁的提纲肯定了他（指斯大林。——本书作者注）关于战争问题的观点”；还在当时，斯大林跟同志们谈话时就曾告诫说加米涅夫不可信赖，说他“会背叛革命”；“斯大林在流放地把罗莎·卢森堡的一部著作译成俄文”；斯大林同志始终在“紧张地工作”，“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心同德”，如此等等⑩。这种证明材料的吹捧性质是一目了然的。但在那个年代根本不可能出现客观介绍斯大林的著述，这是勿庸置疑的。
翻阅一下档案材料，分析一下当时呆在图鲁汉斯克流放地的那些人（到了最后，那里能凑“一大帮”，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