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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埃尔德曼的剧本《自杀》之后，他写信给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尊敬的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
我对剧本《自杀》（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评价不高。我最亲近的同志们认为，该剧本内容浮浅，甚至有害我并不排除剧院会达到目的。文化和宣传部（斯捷茨基同志）会帮助你办这件事的。会有一些懂艺术的人。我在这方面只是一知半解。
敬礼！
约·斯大林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９日紓紤矠
斯大林努力在创作界扮演“自由主义者”角色，同时故作姿态，说自己只是一知半解。然而我们知道，他不仅对剧本，而且对书、电影、音乐、建筑提出的意见是多么绝对。国家第一号人物的地位使他即使不是知道所有知识，也应该知道很多，这确实使斯大林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一知半解者”。有时他的一知半解是为了证明领袖的“无所不知”。
斯大林对国外出版的书籍也很注意。几乎所有托洛茨基写的东西都给他翻译出来（一份）。斯大林也浏览侨民的出版物。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中央委员会报刊出版部主任Б·塔尔通知政治局委员：
“请告知，在下列１９３６年白俄侨民的出版物中您订阅哪些：
１．《最近消息》
２．《复兴》杂志
３．《社会主义通报》
４．《俄罗斯旗帜》
５．《普罗柯波维奇经济办公室公报》
６．《哈尔滨时报》
７．《新俄罗斯言论报》
８．《现代纪事》杂志
９．《俄罗斯画报》”紓紥矠
斯大林看了这个目录后，对助手说：“全部，全部都订！”
在斯大林办公室的一个专门橱柜里存放着很多白俄的“反动”书籍。他确实保存了托洛茨基的全部书籍，并在书中夹着大量书签，划了着重号。托洛茨基发表在资产阶级报刊上的答记者问、声明等马上翻译出来并报告给斯大林。需要指出的是，他十分细心地注视着他的敌人在国外写的全部东西。
斯大林对反宗教书籍的态度惹人注目，他直言不讳地称其为“废纸”。不管怎么说，宗教教育对他一生都有影响。斯大林的书面和口头发言中经常流露出宗教的成分。让我们回忆一下１９４１年７月３日他在电台发表的动人演说，当时他用“兄弟姐妹们！”这样一句对许多苏联人来说不寻常的词句来称呼人民。１９２９年在庆祝完自己的５０大寿之后，斯大林亲笔给《真理报》写了一个便条，以《圣经》中的口吻对祝贺表示感谢：“我把你们的祝贺和问候看作是对伟大的工人阶级政党的祝贺和问候，因为是党按照自己的模式（黑体是我加的。——本书作者注）生育和培养了我。”紓紦矠１９４２年８月斯大林和丘吉尔在莫斯科谈论时谈到劳合…乔治——国内战争时期对苏维埃俄国发动武装干涉的倡议者之一。斯大林沉思了一下，喘了一口气，好像是在对目前来说已遥远的年代的回忆作总结，他说：“所有这些都已过去，而过去的事是属于上帝的。”純紛矠
当然，我并不认为，斯大林的世界观中宗教成分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智力上明显表现出来的教条主义有其宗教根源，这一点是完全可能的。
斯大林是公式和僵化定义的辩护士。他能花费数小时在经典作家那儿寻找需要的词句和说法，以便像他打算的那样，来“不容辩驳地训斥”并战胜自己的论敌。例如，在１９２９年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４月全会上，斯大林揭穿布哈林“不了解列宁”。这样做对他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布哈林作为理论家的声望是众所周知的。
布哈林在全会之前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一个合理意见：把资金过多地从农业投向工业，这对农民来说，将是“一项负担不了的贡款”。斯大林马上暗暗记下了关于“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剥削”、关于“贡款”的话，晚上同托夫斯图哈一起在他的图书馆翻了很长时间列宁著作。翻了一阵，找到了。他马上觉得找到了一些“可以致人于死命”的论据。斯大林在全会上发言时声明：“布哈林在这里‘大喊大叫’，说马克思主义文献不能容忍‘贡款’这个字眼。他对于党中央和一般马克思主义者竟敢使用‘贡款’这个字眼感到气愤和奇怪。但是，”斯大林得意地环顾一下大厅，“既然已经证明这个字眼在列宁同志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中早已广泛地使用，那还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他沉思了一会儿后，以胜利者的口吻补充道：“或许在布哈林看来，列宁不合乎马克思主义者的要求吧？”
斯大林在这里援引了列宁的著作《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论粮食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其实，列宁完全是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使用“贡款”一词的。当下边有人喊“反正对中农从来没有使用过‘贡款’这个概念”时，斯大林立即进行反驳：
“你是不是以为中农比工人阶级更靠近党？你真是一个糟糕的马克思主义者。（全场大笑）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既然对于工人阶级可以说‘贡款’，为什么对于不过是我们的同盟者的中农就不能这样说呢？”純紜矠
斯大林并不在意他已经把争论变得无内容了：只争论列宁是否讲过“贡款”一词，至于问题的实质方面，他已经认为是次要的了。
斯大林通过参加大量辩论，“磨炼”了自己的论战头脑。是的，他总是采用同一种办法，即总要把对手置于窘境，而他总是把自己“扮演成”列宁的“捍卫者”；他武断地认为，只有他能够正确地、准确地解释列宁的思想。几乎针对对手的任何论据，斯大林都能迅速找到列宁的引文、语录，有时这些话完全是针对别的问题讲的。斯大林早就发现，用列宁引文作的铠甲可以使他实际上无懈可击。季诺维也夫有一次同斯大林讨论共产国际问题（这时他同斯大林的关系已经彻底破裂了），在争论中他对斯大林说：
“对于您来说，列宁的引文是您绝对正确的护身符。但是应该看到引文的实质！”
“难道作社会主义的‘护身符’的想法不好吗？”斯大林立刻应付过去了。
斯大林的直率、攻势、好战、粗暴终于帮助他战胜了自己的对手。奇怪的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的那些往往更有力的、有时甚至精彩的论据得不到听众的支持！而斯大林那些密切与“捍卫列宁”、党的总方针、中央的统一等等相联系的有点粗暴的、浮浅的、常常是非常简单的指责性演说却会迅速被人们理解。他的头脑是实用主义的，他既不像托洛茨基那样关心体裁的“优美”，也不像季诺维也夫那样爱用格言警句；既不像加米涅夫那样善于作知识分子式的推理，也不像布哈林那样注重科学的论据。斯大林在无数次争论和辩论中所以能战胜他们主要是因为他们想“修正列宁主义”，而他是“捍卫”列宁主义的。这种解释从３０年代初起就成了官方的解释了。
斯大林的思维方式是公式化的。他喜欢把一切都摆在一个个小格子里，喜欢“反复咀嚼”，解释得非常通俗。如果论敌以不同的方式阐述自己的思想，斯大林会非常严厉地认为这是“非马克思主义态度”、“小资产阶级性的表现”、“无政府主义的烦琐哲学”。他的报告、讲话、决定总是严格限制在列举现象、讲明特点、划定界限、提出要求、指出方向、明确任务的范围。一切都非常简单明了，而这正是斯大林著作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基本的“特点”和“界限”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这种思维方式使斯大林思想很容易得以实现，但却严重束缚了人们的创造积极性。斯大林的这种简单化倾向所造成的后果是不能深入地分析、揭示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存性的。
盖尤斯·斯维托尼乌斯在自己写的《十二恺撒传》中指出，虽然尼禄童年时就学过“贵族科学”，但他拒绝掌握哲学，认为“这对未来的统治者来说是一种障碍”。斯大林未必这样想，但他僵化的智力使他无法在哲学方面达到哪怕是相对的深度。斯大林智力中最薄弱的环节是他不能掌握辩证法，“领袖”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长期以来一直想扩大自己哲学方面的知识。根据红色教授学院领导的推荐，斯大林邀请当时著名的苏联哲学家、老布尔什维克扬·斯泰恩来给他讲授“辩证法课”。斯泰恩当时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副院长，后来是中央机关的一位负责干部，多次当选党代表大会代表，是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有独到的见解。斯泰恩成了斯大林的“哲学老师”，制定了专门的学习计划，包括研究德国经典作家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费希特、谢林以及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布拉德莱的著作。斯泰恩每周两次按规定时间到斯大林住处，耐心地给身居高位的学生讲解黑格尔关于实体、异化、存在和思维的同一性——把现实世界理解为观念的表现——等概念。而抽象的概念使斯大林很恼火，但他克制自己，继续听着斯泰恩单调的嗓音，时而用不满的反问打断他：“这对搞阶级斗争有什么用？”“谁在实践中用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斯泰恩提醒，同其他德国思想家一样，黑格尔的哲学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他平静地继续讲道：“黑格尔哲学就其实质来说是‘头脚颠倒了的’唯物主义，因此，有很深的矛盾。哲学家的天才就在于，他把一些唯物主义原理吸收到自己的体系中来。但这实质上从总体来说还是唯心主义的。在他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天才地研究了辩证法。马克思说：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用头着地的，应该让它用脚着地，以便看清它的合理的内核”斯大林已经开始急躁了，他严厉地问道：“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什么意义？”
第二部第五章 斯大林的智力（3）
斯泰恩又继续耐心地加以解释，力图把“领袖”理解不了的哲学的深奥道理用最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斯大林只能断断续续地听懂一点量变转变为质变的规律，但是没能掌握辩证否定、对立统一的实质。尽管斯泰恩想尽一切办法，斯大林还是不能掌握关于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的统一的论点，对斯大林的“哲学著作”进行的分析表明了这一点。也许正因为如此，“学生”对“老师”只有一种恶感。斯泰恩同卡列夫、卢波尔以及许多其他哲学家——德波林的学生们一样，被宣布为理论上是“托洛茨基的走卒”，于１９３７年被捕并死去了。看来，等待着２０年代末同布哈林关系非常密切的德波林的，会是同样的命运。但是，斯大林只是长期让这位大学者戴一顶“好战的唯心主义者——孟什维克”的帽子，不让他从事积极的社会和科研工作。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共产主义科学院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关于哲学战线的分歧”问题。会议实质上是批德波林，批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列宁主义阶段的估计不足”。德波林拼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