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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消灭“托洛茨基匪帮”的整整“六条陈腐的理论”。他说，不能认为超额完成计划就能使暗害分子的活动化为乌有；他说，不能认为斯达汉诺夫运动本身就能消灭暗害分子；他说，一些人认为托洛茨基分子没有培养自己的干部，这些人的观点是错误的，等等。
第二部第六章 “人民公敌”（3）
如果说前面的报告人和许多发言人是引证暗害活动的具体事实，把注意力集中在具体存在的直观上，那么斯大林则和往常一样把一切都塞进一个硬性的公式中。他在３月５日的结束语中说，“有七个问题全会的参加者没有弄清”。在这些问题中，也有个别的正确的意见（例如，一些从前的托洛茨基分子站到了正确立场上来，“不应当责难他们”），有显然是领袖至上主义的意见（他说，有时需要听听所谓“小人物”的呼声），有“动员性的”意见（“我们将来打击敌人，就像现在和过去打击他们一样”）。斯大林喜欢用简单的警句和人人都明白的比喻。他在全会上说：“要打胜仗，可能需要几个军。但是要破坏这一胜利，只要有几个间谍就够了。要建筑一座大的铁路桥梁，需要几千人。但是要炸毁这座桥梁，只需要几个人就够了。”紒紤矠总之，“领袖”指出了即便是“个别间谍”的特殊危险性，从而鼓励人们更加卖力地揭露他们。
就斯大林报告通过的决议包括２７个命令式的论点。他的铅笔字使提纲具有了完整的形式：
——谴责忽视宣传战线的实践；
——谴责把全会变为炫耀成绩的手段的实践；
——谴责增补委员而把选举变成空洞形式的实践；
——谴责按劳动组合制分配党的力量的实践；
——谴责对党员个人命运漠不关心的实践等等紒紥矠。
骤然看来，很难不同意斯大林公设的主要内容，但非常不幸的是，这些宣告实际上没有对“党员个人的命运”发生任何影响，根本防止不了其他一些破坏联共（布）生活民主基础的现象发生。例如，在通过这个要求“谴责漠不关心”的决议之前两天，已经决定了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命运，而在一个月之前，已经宣布了对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以及其他“间谍”和“恐怖分子”（实际上是党内同志）的判决。经常言行不一已经成了斯大林的习惯。供大范围“使用”的东西，通常看起来都比较体面、民主、合情合理。用于小范围的东西，则严格保密。双重道德，双重标准，双重态度，在斯大林周围形成的关系体系中已经成了正常现象。这一点，从决定布哈林和李可夫命运的过程中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来。
在赞同强化反“托洛茨基派间谍和恐怖分子”的斗争方针的１９３７年２至３月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的决议，而布哈林和李可夫到全会开幕的时候还是中央候补委员。为了起草全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成立了由米高扬担任主席的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还有安德列耶夫、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叶若夫、施基里亚托夫、克鲁普斯卡娅、柯秀尔、雅罗斯拉夫斯基、日丹诺夫、赫鲁晓夫、亚基尔、贝利亚、埃赫、巴吉罗夫、布琼尼、丘巴尔、科萨列夫、波斯特舍夫、加马尔尼克以及其他一些中央委员（共３６人）紒紦矠。
布哈林为这个委员会的会议准备了一封详细的、充满激情的信，他在信中拒绝承认对他的全部控告。这位失宠的理论家还给斯大林写了几封信，企图使“领袖”相信，一批被捕的“人民公敌”提供的有关他本人的“证词”是授意假造的，他同恐怖、间谍及其他类似活动毫不相干。布哈林利用“转盘”（当时他家里还保留着电话机）给斯大林打通了两三次电话。斯大林安慰他说：“尼古拉，不必慌张。我们会弄清的我们相信你不是敌人。但既然索柯里尼柯夫、阿斯特罗夫、库利科夫和其他承认了暗害活动的两面派‘供出了’你，那就需要心平气和地弄清楚你放心！”
“怎么竟能认为我是‘恐怖集团的帮凶’呢！”布哈林脱口而出。
“沉住气，尼古拉，沉住气。我们会弄清的”斯大林放下了听筒。
布哈林和李可夫在委员会上的解释，实际上没有被当成一回事。主要的“论据”仍然是：“托洛茨基平行总部”的参加者一口咬定，说布哈林、李可夫和他们后来的“同案人”知道暗害和恐怖活动，并且帮助了这些活动。布哈林绝望了；李可夫比较冷静，他知道他们肯定会得到不久前被枪决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后来的皮达可夫、穆拉洛夫、德罗布尼斯、舍斯托夫及其他“卑鄙叛徒”那样的下场。只要是政治审判案，这样的帽子就会满天飞。布哈林宣布绝食，以抗议这种荒谬绝伦的控告。
２月２６日晚和２月２７日晨，波斯克列贝舍夫给布哈林来电话说，他和李可夫必须参加已经在进行的全会（虽然布哈林和李可夫还是中央候补委员，但是已经不是中央的每次会议都请他们参加了）。除了乌博列维奇和阿库洛夫，谁也没有同他们握手。全会设立的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委员会的会议开始了。叶若夫还没有开始报告，斯大林就向大家说：
“布哈林宣布绝食了。尼古拉，你向谁发出最后通牒呢？向中央委员会吗？向中央请求原谅吧。”
“可是你们要开除我的党籍”
“向中央请求原谅吧。”
像过去不止一次出现的情况一样，布哈林没有坚持住。他从斯大林的话中感到还有一线希望。不过他立即明白了，审理他的“案件”的根据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讯材料，而他的解释，不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完全被说成是企图“欺骗党”。布哈林和李可夫面对着的这堵墙不单纯是不理解，而且是有预谋的敌意，当时他是什么感受，现在只能猜测。委员会成员手中的材料所依据的是通过不能容许的方法从已经被判刑的人那里取得的“证据”和“供词”。
委员会主席米高扬要布哈林坦白承认参加了反国家的活动，布哈林猛然站起来回答说：
“我不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我不会自我诽谤。”
“你们不承认，”莫洛托夫立即恶狠狠地回答他说，“就证明你们是法西斯的走卒，他们在自己的报刊上写道，我们的审判是挑衅。把你们逮起来，你们就招认了！”
“内务人民委员部里有人在借用党的威信恣意妄为。”布哈林继续说。
“好吧，我们就把你送到那里去，”斯大林插进来说，“你等着瞧吧”
完全了解伪造罪名的大概只有斯大林、叶若夫及其亲信。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一生大家都很清楚，他们不可能是敌人。斯大林感到看过布哈林书面声明的委员会成员发生了动摇，就急忙拿出事先商量好的决定来结束讨论。叶若夫建议：“把布哈林和李可夫从候补中央委员中和党内开除出去，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处以极刑——枪决。”开始对叶若夫的建议进行记名表决。但是第一个表态的波斯特舍夫说，他“赞成开除和送交法庭审判，但不枪决”。布琼尼、曼努伊尔斯基、什维尔尼克、科萨列夫——“赞成开除、审判和枪决”。安季波夫、赫鲁晓夫、尼古拉也夫、施基里亚托夫——“赞成开除和审判，不枪决”
斯大林看到已经不可能作出一致决定，于是像往常一样，老谋深算，走了一步独出心裁的棋。
“我建议，”他说，“开除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党籍，不送交法庭审判，而把这个案件送交内务人民委员部调查。”
斯大林知道，这同荒谬绝伦和无法无天的“开除、审判、枪决”毫无二致，但表面上他扮演了调解人甚至是“人道主义者”的角色。在斯大林建议后，布哈林和李可夫心中很可能又萌发了一线微弱的希望。自然，斯大林作了小结以后，大多数委员会成员表态就容易了：
“我赞成斯大林同志的建议。”这样说的有克鲁普斯卡娅、瓦雷基斯、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另外一些人（柯秀尔、彼得罗夫斯基、李维诺夫）像波斯特舍夫一样，赞成“审判，不枪决”。但是历史也不会忘记，科萨列夫和亚基尔这两位紧接着就成了不法行为牺牲品的人，在斯大林建议后仍然赞成“开除、审判和枪决”。我们看到，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在审判之前就宣布了判决；其他人讲了不同的意见，这种意见似乎并未预先注定可怕的结局。主持委员会会议的米高扬没有公开表态。经过逐个征求意见，决定再一次进行表决。现在已经是一致同意斯大林的建议：
（１）把布哈林和李可夫从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中和联共（布）党内开除出去；不把他们送交法庭审判，而把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送交内务人民委员部；
（２）委托由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叶若夫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根据通过的决定起草一个有论据的决议案。
委员会主席阿·米高扬
１９３７年２月２７日紓紛矠
斯大林明白，还需要再准备一次审判案。其结果如何，“领袖”是很清楚的。
会议结束后，布哈林和李可夫刚刚走出会议室就被逮捕了。从此开始了长达１３个月的时期，直到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悲剧终场，而同他们一起的还有许许多多可能潜在地反对“领袖”个人专权的人。
需要补充的是，就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通过了斯大林亲自作了大量修改和补充的决议。它实际上成了处理类似案件的政治指示和方法指南。全会不单单赞成斯大林关于当前阶段“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观点，而且上了一堂课，告诉人们应当怎样对“敌对”行为作出反应。决议包括三条。其简要内容如下：
（１）根据侦讯材料，中央全会认定，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至少了解托洛茨基总部的罪恶的恐怖、间谍和暗害活动，但是他们隐瞒了这一点，从而也助长了这一罪恶活动。
（２）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讯材料和对质，中央全会认定，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至少了解他们的学生和拥护者（斯列普科夫、莱伊特林、阿斯特罗夫、马列茨基、涅斯捷罗夫、罗金、库利科夫、科托夫、乌格拉诺夫、扎伊采夫、库兹明、萨波日尼科夫等等）组织罪恶的恐怖集团的情况，他们不但没有进行斗争，反而鼓励他们。
（３）联共（布）中央全会认定，布哈林同志给联共（布）中央的信按内容来说是诽谤性的文件，他在信中企图推翻上述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恐怖分子的供词。
鉴于上述情况并考虑到列宁在世时布哈林同志就进行过反对党和反对列宁本人的斗争（李可夫也是这样），现在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或意外的，因此（下面是斯大林亲笔写的。——本书作者注）“把布哈林和李可夫从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中和联共（布）党内开除出去。把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送交内务人民委员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