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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８日托洛茨基致信中央委员们、对党的领导尖锐地提出批评的时候，斯大林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点，何况他反对自己的政敌的无理要求从客观上说基本上是正确的。
一批布尔什维克支持托洛茨基，他们签发了所谓的“四十六人声明”。这批人当中甚至有一些党内著名的人物，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可夫、柯秀尔、奥新斯基、萨普龙诺夫、拉法伊尔等。托洛茨基指责中央的主要论点是：“党没有继续前进的计划。”他重申了他所谓“工业实行硬性集中”（关闭一批大厂）、“收紧对农民的政策”的主张，再次坚持实行“劳动军事化”的政策。这个问题值得详细谈谈。
早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在发言时就宣称：“工人群众不能成为到处流浪的俄罗斯部族。他们应该同士兵一样，可以调遣，可以委派，可以指挥。这也就是劳动军事化的原则，没有这一条，我们就不可能认真地谈论在经济遭到破坏和饥荒流行的条件下按新的原则建设任何工业。”紗紝矠过了三年，托洛茨基仍然认为，在工业和农业中采用军事方法的主张基本上没有失去自己的意义。作为“兵营共产主义”的鼓吹者，托洛茨基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喜欢谈论党内缺乏民主，另一方面，他又坚持主张在过渡时期普遍采用军事化的方法。１９２３年秋天托洛茨基在列宁病重的条件下用某种方式挑起的关于经济问题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败坏了中央在经济问题上的政策的声誉，首先是败坏了担任总书记职务的斯大林的声誉。但是，结果适得其反：托洛茨基的威信下降了，而斯大林的声望却提高了。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体会议谴责了托洛茨基。参加会议的１１４人中只有两个人投票支持托洛茨基。实际上，早在争夺领袖地位的斗争在党内开始以前，托洛茨基就已陷于孤立。托洛茨基的失败是彻底的失败。于是，他企图依靠军队，在那里他还颇有威望。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他以前的拥护者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帮助下，托洛茨基打算利用武装力量来表示不同意中央的路线。但是，除了少数人以外，陆军和海军中的共产党员并不支持托洛茨基。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１９２４年１月）为这次争论作了总结，会议不仅谴责了托洛茨基，而且在经济政策方面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定。后来，托洛茨基承认，他对中央发起进攻，几次挑起争论，都抱有个人的目的——想当俄共（布）领袖。但是，一眼就可看出，托洛茨基每次都是在对他极端不利的时刻发起争论的，实际上他事先就知道自己必然遭到失败。托洛茨基一方面过高估计了自己在精神上的影响，另一方面对斯大林的“手法”及其利用一切手段来进行政治斗争的本领显然估计不足。
有象征意义的是，正是在托洛茨基１９２３年１０月点燃了党内斗争的内讧之火的时候，列宁最后一次访问了莫斯科。他好像感觉到了，他对党的领导会分裂的担心可能变成现实。他违反医生们的意愿，于１０月１８日乘汽车来到首都。列宁望着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那座建筑物，心里也许在想，托洛茨基的十月发难，就是党内争夺领袖地位这一斗争的新阶段。为什么这些人的个人野心会这样强烈？是什么东西培植了他们的权力欲？难道他们就不明白，只有消除专权的动机，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第二天，列宁以关注的目光从汽车里最后一次环顾了克里姆林宫的广场和大教堂、莫斯科的街道、农业展览馆。回到克里姆林宫后，列宁从图书馆挑了一些图书，然后就回哥尔克去了。没有同战友们见面。他对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所作的这次不声不响的、半秘密的访问，仿佛是领袖向首都告别，向把领袖同这个不平静的、纷乱的世界联系起来的一切告别
第一部第二章 是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2）
人们完全有权利问，托洛茨基这个在列宁逝世之后妄想充当第一把手的人的政治面目是怎么样的呢？大家知道，从第二次党代表大会起他就归附孟什维克派。１９１７年７月，托洛茨基作为所谓“区联派”（约有４０００人）的成员在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被接受加入了党的队伍并立即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十月革命那些日子里，托洛茨基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做了大量工作。斯大林也指出了这一点。他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中强调指出：“我决不否认托洛茨基在起义中所起的明显的重要作用是的，这是事实，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确实很会打仗。但是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的不只是托洛茨基一人”
的确，托洛茨基在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由于具有不同寻常的组织家和演说家的品质、政论家的技巧而迅速获得了很高的名望。大家知道，１９１７年秋天列宁也对托洛茨基作了很高的评价。列宁在谈到推选党参加立宪会议的代表候选人时说：“托洛茨基这样的人当候选人，谁也不会提出异议，因为第一，托洛茨基一回来就采取了国际主义者的立场；第二，他在区联派中为争取合并进行过斗争；第三，在七月事变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他能胜任工作，是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忠诚拥护者。”紗紞矠
如果我们说，在某一个特定阶段——在十月起义前后，在国内战争过程中以及战争刚刚结束以后——托洛茨基在声望上仅次于列宁，看来会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他是十月革命最著名的领袖之一。当时列举人们的姓名没有采用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原则，托洛茨基总是（或者说差不多总是）排在列宁之后，居第二位。在１９１８到１９２１年期间历次中央全会的记录中，参加会议的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员的排列顺序通常是这样的：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鲁祖塔克、托姆斯基、李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布哈林、加里宁、克列斯廷斯基、捷尔任斯基、拉狄克、安德列耶夫例如，在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２０至２１日召开的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上，中央委员就是这样排列的紗紟矠。但是，托洛茨基的声誉并不表现为他个人有大量的拥护者。结果我们看到一种离奇的情景：斯大林虽然个人名望不高，但是体现了党的“路线”。而显然更有名望的活动家托洛茨基早就带有“派别分子”的烙印，这就不可能使他获得大量的志同道合者。而且，正如杰伊切尔所写的，“托洛茨基过于相信他在党内国内的地位，相信他比对手强，以致很长时间不想卷入争夺继承权的公开斗争”。他坚信，在列宁身后，党一定会选中他。
但是，仔细分析一下托洛茨基的著作就可以看出，列宁的许多根本思想他并不是始终都赞成的。例如，在列宁逝世以后爆发的他同斯大林的斗争中，他企图利用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但仍然崇奉独裁方法。人们有一个印象，跟他更合拍的是波拿巴主义、恺撒主义、军人独裁作风，而不是真正民权政治的思想。他和斯大林是同龄人（两人都生于１８７９年，相差一个半月），但是托洛茨基的智力更敏锐、更突出、更丰富。正如了解他的人和许多给他写传的作者所证明的那样，他的特点是思维敏捷，有坚实的欧洲文化素养，精力充沛，学识渊博，有出色的演说家才能。但是，由于过高估计个人的作用，托洛茨基对所有的人（除列宁外）都很傲慢、自负、专横、独断、不能容忍不同意见。因此，人们自然不喜欢他。托洛茨基是一个不合要求的政治家，也远非始终都是一个深刻的理论家。由于没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他成了“昙花一现的英雄”、天真的预言家、未能成功的独裁者。
斯大林逐渐摸透了托洛茨基天性中的弱点，并且在同他作斗争的时候彻底地利用了这些弱点。托洛茨基不太考虑对自己的大量言论、意见、主张的“推敲”和斟酌，想得更多的是它们是否像警句，是否违反常理，是否形象。有一次，他在同列宁谈话时脱口说了一句“惯用语”：“布谷鸟不久就将用鸣叫声宣告苏维埃共和国的死亡。”这句话被斯大林知道了。还有一次，在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代表谈话时，他说，如果欧洲或亚洲不爆发革命，“俄国的火炬可能熄灭”。从此以后，斯大林就有了“铁”证，可以谴责托洛茨基缺乏信心和没有骨气了。后来托洛茨基越是辩解，在别人眼里就越黑。还在那时，斯大林已经表现出是一位非常善于适应环境的和十分机灵的斗士，在他面前，政治对手或思想对手要不败下阵来是很不简单的。
如果说对托洛茨基在革命年代和国内战争年代的实践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应当给予肯定（诚然，要作若干重大的保留）的话，那么在政治方面，这个“杰出的领袖”追求的则只是一己私利和名利地位。他主张在前线采用强硬办法、高压手段和死刑。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他这样阐述自己的信条：“不采用高压手段就无法治军。要率领大批的人冒生命危险，指挥武库中就不能没有死刑。必须让士兵们感到，前进可能送命，而后退必死无疑。”紗紡矠
列宁同党的其他许多领导人一样，在指出托洛茨基的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写作才能、极端的虚荣心的同时，认为他在政治上有局限性、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极其重要的思想作左的理解。这一缺点特别强烈地表现在托洛茨基的名著《不断革命》中。
高尔基回忆说，他对列宁高度评价托洛茨基的组织才能感到惊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出了我的惊奇补充说：
“是的，我知道，关于我同他的关系，多少有一些谣言。但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我也知道。您瞧，他是善于组织军事专家的。”
沉默了一下，他怀着不愉快的心情低声补充说：
“他追求功名。他还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来自拉萨尔。”紗紣矠
的确，托洛茨基以罕见的顽强精神贯彻执行了列宁关于为了革命的利益而利用旧专家的思想。正是在他的倡议和建议下，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２５日中央委员会开会通过了释放所有当作人质加以逮捕的军官的决定。中央的决定指出，他们当中凡是没有发现有参加反革命运动的问题的人，可以被接受参加红军。诚然，这里还附带说明，他们“应该提交自己家属的名单”，并且向他们指出，“如果他们投奔白卫分子，家属将被逮捕”。斯大林记得中央的这次会议。当时大家都支持托洛茨基关于前沙皇军官的建议，而斯大林关于把南方战线司令、军事委员会委员交付军事法庭审判的草案遭到否决。斯大林把这两个决定评价为“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特别是在对旧军官的态度上。
拉狄克在他的《群像和檄文》第一版中所收的《列夫·托洛茨基》一文中写道，托洛茨基“凭借他的毅力征服了以前的基干军官他能赢得专家中那些优秀分子的信任并把他们从苏维埃俄国的敌人变成它的坚定的拥护者。我记得有一个夜晚，已故的海军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