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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里夫顿70号，人山人海。面对这些脸庞，贝娜齐尔激动地说：“不管我们是否同意我弟弟的方式，但他是反对暴政专制的勇士。在巴基斯坦经受苦难时，他的良心不允许他保持沉默。”
8月28日，贝娜齐尔在卡拉奇会见了各界人士的代表，并敦促他们要为实现佐·阿·布托总理提出的民主事业坚持斗争。29日，信德省C区军法管制副执行官宣布将她拘禁90天，指责她违犯了当局不允许她去“敏感地区”走访“恐怖主义分子”的警告。
在华盛顿，里根政府对贝娜齐尔被监禁表示“惊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巴基斯坦在恢复制宪政府的道路上正在迈出鼓舞人心的一步将布托小姐软禁在家中似同这种进程不相一致。”
在被软禁的日子里，贝娜齐尔一直想着的就是弟弟不明不白的死，她怀疑这与政府有关，因为她听说，在暗杀发生前一个月，一个男子走访了卡拉奇几家报纸，索取沙最近的照片。是不是有人想找他的像片以便对认27岁的沙？
10月22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法国警察在夏纳逮捕了沙的妻子利哈娜。她被指控“未能帮助一个处于危险中的人”。几天之后的报道称，法国当局曾给贝娜齐尔发来传票，要她接受沙一案的审讯，但她拒绝前往。
什么传票？贝娜齐尔莫名其妙。她立即给内务部写信说：“你们称我不愿意接受审讯是没有根据的，我确实想去，但是，决定权在你们而不是我的手中。请转告法国法庭，我希望能出庭，但是你们阻止我去。”
11月3日，贝娜齐尔终于获准回法国。
“今天我就要踏上艰难、悲伤的旅程。我将去异国为我亲爱的弟弟沙·纳瓦兹的死出庭受讯。”贝娜齐尔在给人民党党员的声明中写道，“我一定尽快回来。”“愿真主帮助我。我希望在三个月内回国不论后果如何。”
沙的死给布托全家投下了阴影。费芝亚和利哈娜是亲姐俩。沙死后，米尔和弗芝亚离婚了，萨希即沙的女儿同弗芝亚呆在一起。
1988年6月，经过两年的法庭调查。法国法庭判定利哈娜因未帮助一个生命垂危的人，根据法律可判1至5年监禁。法庭判定，贝娜齐尔等人关于沙·纳瓦兹是被人谋杀的指控由于证据不足。不能成立。这令布托一家人大失所望，他们深信沙是被谋杀的。1988年7月，法国当局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向利哈娜归还了护照。不久，利哈娜移居美国。
1985年是布托家的又一个不幸的灾难之年。对贝娜齐尔来说更是如此，她竭尽全力地企图挽救她的同志们的生命，但她未能做到；她失去了最可爱的弟弟，一个原来很完美的家庭倾刻间瓦解了。事业、亲情都在这一年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而即将到来的1986年又将是怎样的呢？
贝布托传第九章 贝娜齐尔旋风
第九章 贝娜齐尔旋风
1985年12月30日，巴基斯坦历时八年多的军法管制正式解除。在贝娜齐尔看来，这只不过是对西方进行的舆论欺骗。齐亚·哈克仍保留陆军参谋长和总统的职务，由此人们不可能说军队已脱离政治。尤其是许多臭名昭著的军管法令依然在发生效力。
贝娜齐尔对齐亚·哈克的宗教法庭颁布的“限度法令”尤为不满，这个法令充满了对妇女的歧视。该法令运用对《古兰经》和《圣训》中规定的法律进行最严厉的阐释来惩罚诸如偷盗、通奸、强奸等犯罪行为。根据“限度法令”，需要4个穆斯林男人作证才能证明一个女人被强奸的控告。没有这么多的证人，女人不仅控告不成，反而会被指控为通奸。一位双目失明的女仆被雇主及其儿子强奸后生了孩子，两个男人都不承认，她又找不到4个目击者，结果两个男人逍遥法外，而女仆被指控为通好，被判处当众鞭答和三年徒刑。妇女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受到排斥。在一些正式场合；客人开始被以性别划分，甚至身居高位的妇女也得同她们的男同僚们分开。在电视上，女新闻广播员需要用头巾罩头，否则就会被解雇。在作证人资格上，一个女证人仅抵得上半个男证人。因而在赔偿案中，一个被害妇女的家庭所得到的赔偿费比被害男人的家庭所得的赔偿费少一半。
贝娜齐尔很赞赏父亲制定的1973年宪法。1973年宪法中明确规定不准歧视妇女，并给妇女受教育权和工作权。贝娜齐尔也为妇女们为反对齐亚·哈克军政府对妇女的歧视所作的斗争表示赞赏。尽管军法管制宣布取消了，但许多军管法令依然存在，所以，贝娜齐尔决心继续战斗。
“我在考虑回家。”1986年1月贝娜齐尔回到巴比凯恩公寓后对人民党骨干说，“我可能首先飞抵拉合尔或白沙瓦。”
从惊愕中清醒的人民党骨干纷纷表示愿同贝娜齐尔一起回去。这个重大决定是否正确？多年的被拘禁和流放后，贝娜齐尔已无法准确把握巴基斯坦的政治气候，所以，她召开了人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我认为，现在该是回去的时刻了，”贝娜齐尔态度鲜明地表示，“但这由你们决定。我回去很可能有所作为，但被捕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党该怎么办？是不是为了争取实行充分的民主向齐亚进行抗议和施加压力的时机已成熟了？还是我应该推迟回去？你们大家决定吧。”
“你必须现在回去。我们将和你站在一起。”党的领导们表示，“如果齐亚对你采取行动，那就是对我们所有人采取行动。”
贝娜齐尔很兴奋，他们坐在一起研究她的旅行路线，演讲的内容以及在国内开展活动的计划。
贝娜齐尔即将回国的消息传回巴基斯坦，许多人民党的支持者表示出了极大的担心。
“告诉她不要回来”，一个支持者转来信德省一位军官的口信，“他们正谋划要杀她。”贝娜齐尔的电话也时常响起警告，如“一个从政的女人比你了解的更易受攻击。不要回来。”
在国内长期的斗争中，贝娜齐尔没有人身自由，流亡国外也忙于挽救国内政治犯的生命，没有机会也没有可能考虑和从事党的组织建设，因而人民党内自布托被处死后一直矛盾重重。1983年8月齐亚·
哈克巡视信德省时，尽管贝娜齐尔要求人民党议员不要去迎接齐亚·哈克，但他们还是去了。这令贝娜齐尔痛心疾首，她要求开除这些人的党籍。当她在伦敦流亡期间，党内众多元老纷纷“逼宫”，要她封他们的官。
“我并非注定要跟随她父亲，然后她母亲，现在又是他们的女儿干一辈子。”刚到伦敦时，党内元老中就有人这样说。
“你必须决定你站在哪一边。”党内各派别都以长者的口吻对贝娜齐尔说。
“我不站在任何人一边”，贝娜齐尔说，“如果党是联合的整体，而不存在各派互挖墙角的行为，我们可以做的事更多。”
“你根本不应该去美国，美国人是齐亚的朋友。我们应同苏联联合起来推翻他。”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分子责备说。
“你是信德人。你应该代表信德的利益，否则信德人是不会原谅你的。”地方主义分子攻击说。
一天，一位元老来到巴比凯恩，要求贝娜齐尔任命他为旁遮普省人民党主席和承认他挑选的班子。
“我不能任命你。”贝娜齐尔态度坚决。
“这将遭到党的反对，破坏我们根据功绩和一致意见决定任用的原则。”“你实际上没什么选择余地。”他得意地说，“马克思主义分子对你不满，地方主义分子已成立了他们自己的组织。你不能再失去我。”
“但这是违背党的原则的。”贝娜齐尔严肃地说。
“原则，”他嘲笑说，“原则是很不错的，但是从政的人都是为了权力。如果你不任命我为主席和批准我的班子，那我恐怕也得另寻出路了。我或许甚至成立自己的党，我将成为你最大的反对派。”
党内派别林立，矛盾重重必将削弱党的战斗力。因此在即将回国前，贝娜齐尔用了三四个月时间，制订了党的组织建设和未来发展的蓝图。尽管如此，贝娜齐尔最终未能阻止人民党在10年后发生分裂，甚至她与母亲也分道扬镳了。
为了引起西方尤其是美国对自己回国的关注，贝娜齐尔飞抵华盛顿，会见了佩尔参议员、肯尼迪参议员等高级官员。美国新闻界也对贝娜齐尔发生了兴趣，他们甚至把她同菲律宾的科拉松·阿基诺夫人进行比较。
“我们和你一起走，”几位记者对贝娜齐尔说，“外国的新闻界是最好的保险。”
回到巴比凯恩，贝娜齐尔在门下发现纸条，上面写道：“记住阿基诺。”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贝尼格诺·阿基诺，是菲律宾反抗费尔迪南·马科斯专制统治的民主斗士。当他结束在国外的流亡生活，刚刚踏上菲律宾的土地时便在机场被当局安排的刺客暗杀了。
贝娜齐尔对这种恐吓嗤之以鼻。
1986年3月25日，人民党向外界透露，贝娜齐尔将于4月10日返回巴基斯坦。各国新闻界人士闻知此讯抢先云集到伦敦。
4月9日，贝娜齐尔同几位密友巴希尔·利亚兹、纳希德、萨夫达尔以及其他很多人从伦敦出发。在临行前，贝娜齐尔对记者说：“我希望成为菲律宾科·阿基诺总统那样的人、”
1984年1月，当贝娜齐尔获准出国治病抵达伦敦后，即发表声明，指出：“人民党争取民主的目标没有变，我们将比人们预料的要早地返回巴基斯坦。”如今，她终于实现了对巴基斯坦人民的诺言，“会有多少人在拉合尔迎接我们？”贝娜齐尔揣惴不安地问人民党旁遮普省主席杰抗基尔·巴迪尔。
尽管国际新闻界对人民党向齐亚·哈克进行的成功挑战作了大量报道，但贝娜齐尔对回到巴基斯坦后会遇到什么情况一直忐忑不安。雅各博·蒂默曼在《没有名字的囚犯，没有号码的牢房》一书中认为，被压迫者要经历三个阶段：愤怒——恐惧—一麻木不仁。多年的镇压可能已经削弱了很多人的斗志，人民还会对人民党的号召作出反应吗？要知道整整一代人生活在军法管制的阴影下，1977年7月军管开始时10岁的儿童现在已成了19岁的成人，他们对自己的基本权利一无所知，他们想获得从未得到过的权利吗？
“50万人吧！”杰抗基尔·巴迪尔回答说。
“这个数字估计得太大了吧。”贝娜齐尔提醒道。
“至少有50万。我们已经得到报告，群众早已潮水般地涌入拉合尔了。”
贝娜齐尔谨慎地说：“可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切把握，如果新闻界问你，你就说我们预计会有10万，不要说50万。这样的话，即便是能有47万人，也不会有人说比我们估计的数字要小。”
其实，贝娜齐尔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4月10日清晨7点钟，飞机上传来了机长的声音。“飞机现在开始向拉合尔降落，我们欢迎贝娜齐尔·布托小姐回到巴基斯坦。”
一位女服务员走到贝娜齐尔面前，说道：“机长刚刚从地面得到消息说，现在机场上有100万人正等候你的到来。”
“纳希德、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