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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两国贸易中的双重征税》协定主要涉及了空中货物运输的过境征税问题，对征税的定义、程序、幅度作了明文规定。
《加强双边文化交流》协定旨在促进双方在文化、教育、艺术等领域内包括人员交流在内的各种合作。
两国签定三个协定后，贝·布托总理和拉·甘地总理在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都表示，要为改善印巴关系尽自己的努力。拉·甘地对贝·布托说：“自从你父亲和我母亲签订西姆拉协定之后，这次是印巴之间第一次签约。我希望我的来访有助于实现印巴关系正常化。”贝·布托也说：“我们举行的会谈非常重要，我们已为改善印巴关系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步子。”
两位领导入没有回避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障碍，表示先从解决小的和不太敏感的问题入手。贝·布托认为，三个协定的签署象征着“和平的进程已经开始”。拉·甘地对此表示赞同。
两位年轻的总理对双边关系在1989年将取得更大的进展充满了信心。
拉·甘地说：“巴基斯坦民主制度的恢复及民选政府的产生给次大陆和印巴两国带来了友好、合作的曙光。”
贝·布托说：“排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建立起一代人的和平是两国新领导人的真诚愿望。”
经过磋商，印巴两国决定两国总理在1989年要进行互访，两国的内政、外交、国防、经贸等部门的部长级官员也将就双边关系中的有关问题进行比以往更频繁的会晤，以谋求合理地解决两国关系中的现存问题。
与此同时，两国领导人称他们“已注意到”发展双边经贸关系的“潜力很大”，表示愿为促进和扩大经贸关系做出积极的努力。
外国报刊纷纷评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在伊斯兰堡开幕。有的报道认为：“巴基斯坦总理贝娜齐尔·布托今天（12月29日）晚上满怀信心地进入了国际舞台。”有的新闻分析说：“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两位年轻的领导人充满高度乐观情绪的言词和16年前两国达成的协议，宣告巴印两国已迅速开始改善两国关系的新时代。”有的评论员写道：“在伊斯兰堡开幕的南亚地区合作联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将会成为解决争端、缓和气氛、发展该地区富有成果的多边合作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新年伊始，印巴两国的新闻媒介都在重要栏目中接连不断地以赞赏的口吻报道和评论了印巴首脑会晤，以往经常见诸报端的那些连篇累牍的彼此攻击之词看不到了。国际社会认为印巴两国关系在1989年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称两国将以新的姿态走向未来。
两国总理会晤后，根据口头协定，印巴两国在1989年初又举行了内政、外交和国防秘书级会谈，分别达成了一些协议并开始付诸行动。两国在旁遮普等“敏感”的边境地区实行了联合巡逻，在反恐怖和反毒品走私等方面开始了合作，就全面解决星峡冰川争端开始了谈判。两国在工业、农业、科技和民间贸易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也有了进展。
1989年7月16日，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对巴基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继尼赫鲁之后近30年来第一位正式访问巴基斯坦的印度总理，从而把印巴关系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7月16日和17日，拉·甘地分别同贝·布托总理、伊沙克·汗总统举行了会谈。拉·甘地此行虽然短暂，但通过两国首脑的会谈，着重就改善双边关系、加强南亚地区合作以及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众所周知，边界问题长期影响着印巴两国关系。星峡冰川问题是印巴克什米尔争端的一部分，两国军队在此严重对峙，时有冲突发生。在拉·甘地访问巴基斯坦前，两国已举行国防秘书和军事代表团会谈，双方同意成立联合军事委员会，按照1972年西姆拉协定，调整双方在星峡冰川地区的军队，避免武装冲突。会谈虽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双方都表现出解决问题的诚意。双方决定8月份再举行两国军事代表团会议，寻求解决办法。
在访问结束后发表的印巴联合公报中，两国强调将在“后撤军队以避免军事冲突的前提下”，努力实现“全面解决星峡争端问题”。在双边关系的其他领域，双方也都表示了积极态度。
为落实改善关系的具体措施，在贝·布托和拉·甘地举行总理会谈后的当天，两国部长级联合委员会就建立了四个小组，分别就经贸、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和领事等各个领域的合作进行探讨，并提出了具体建议。
在阿富汗问题上，两国的立场较过去接近。贝·布托和拉·甘地两位总理都强调政治解决的必要性，希望在阿富汗尽快建立一个能为人民所接受的、基础广泛的政府。
在南亚区域合作问题上，由于斯里兰卡要求印度撤军未得到响应，斯里兰卡抵制了不久前在巴基斯坦召开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外长会议，并称还将抵制年底的首脑会议。印斯关系陷入僵局。在拉·甘地同贝·布托的会谈中，拉·甘地专门就印斯关系向巴基斯坦方面通报了有关情况。他希望巴基斯坦作为本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会议执行主席居间调停。贝·布托总理答应为此将访问斯里兰卡。
这次首脑会晤，对促进印巴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和南亚地区局势的缓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两国积怨甚深，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不会迅速消弥。
首先，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仍将妨碍印巴关系的改善进程。
拉·甘地在1989年3月对外国记者说；“印巴之间要改善关系，有三个难题必须解决：最大的难题是巴基斯坦的核计划问题：其次是巴基斯坦支持恐怖主义活动；第三是星峡冰川地区的紧张局势。这些问题我不认为很快就能解决。”贝·布托总理则强调：“克什米尔问题是印巴关系的核心，在该问题解决之前，印巴之间的持久和平关系的全面正常化是不可能的。”
为了消除这些障碍．双方已举行了一系列谈判，并取得了一些一进展、最大的成果是签署了《互不攻击对方核设施协定》。但是，在关键的星峡冰川问题上，双方分歧较大，至今未达成协议。至于旁遮疾的恐怖主义问题，由于巴基斯坦提出印度也在支持巴基斯坦信德省的骚乱活动，双方难以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连拉·甘地也承认“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这些最根本最敏感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自然要影响到两国改善关系的进程，甚至还有可能在缓和过程中出现波折以致诱发新的对抗。
其次，军事上的对抗将是印巴关系向前发展的一大障碍。
印度、巴莱斯坦经过40名年的军备竞赛，都已建成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在边境地区一直保持着严重的军事对峙。两国之间相互指责，都说对方的军事力量超过了防御需要。双方仍在竞相采购先进武器、军备竞赛并未停止。更为重要的是，两国都未从根本上放弃把对方作为自己的假想敌国。特别是印度，在很大程度上把印巴和解作为一种“缓兵之计”，以便争取时间发展综合国力，为下一世纪争当世界强国打下基础。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为了彻底缓和紧张关系，主动提出两国签定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印度却一口拒绝。看来，两国之间的军备竞赛难以停止，军事对抗也无法消除。这必然要为印巴和解蒙上一层阴影，成为两国关系发展中潜在的破坏因素。
再次，政治上的限制因素将使印巴两国领导人对改善关系持谨慎态度。
目前，印巴两国国内都存在一股以军方为代表的反对印巴和解的势力。拉·甘地欲参加1989年大选，不得不照顾反巴势力的情绪，在改善印巴关系时采取国内各派都容易接受的立场。贝·布托在上台后并未取得议会绝对多数的信任票，为了谋求军方支持也不得不对军方作出让步，在处理印巴关系问题时谨慎从事。
既然印巴两国的矛盾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么，要融化三尺厚冰，也非瞬间可解。印巴关系将由长期对立向既合作又对抗的方向发展。即使走到这一步，对于年轻的贝·布托和拉·甘地来说，也已经相当不容易了。至于完全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贝布托传第十四章 发展巴中友谊
第十四章 发展巴中友谊
1989年2月11日，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国际机场。
一架银矾腾空而起，飞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
对于年仅36岁的巴基斯坦女总理贝·布托来说，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出国访问。她把自己担任总理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定在中国，是有着特殊意义的。
繁忙的国事，使这位年轻的女总理略有倦意。飞机里，贝·布托缓缓地合上了双眼，想稍事休息，因为再有两个小时就要到达目的地了。但她的思绪却飞回了1964年的春天。
1564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与陈毅副总理出访巴基斯坦。当时贝娜齐尔·布托的父亲佐·阿·布托担任巴基斯坦的外交部长。在周恩来总理访问期间，作为外交部长的佐·阿·布托全程陪同中国政府代表团，并且在国事活动之余，特别设家宴款待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和夫人，还把自己的家人介绍给周恩来与陈毅夫妇。当时，身为长女的贝娜齐尔·布托才11岁，梳着齐眉的短发，两只明亮的大眼睛一闪一闪的，十分招人喜爱。家宴后，佐·阿·布托全家与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夫妇合影留念。贝娜齐尔就站在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中间，陈毅副总理还亲切地用两只手环抱着她与她的大弟弟米尔。贝·布托至今还保存着这珍贵的照片。
进入70年代，随着佐·阿·布托成为巴基斯坦政府首脑，巴中友谊进一步加强，布托一家与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也与日俱增。
1972年7月20日，刚刚与父亲佐·阿·布托总统一起赴印度西姆拉与印度总理英·甘地举行首脑会谈并签署了《西姆拉协定》后回国不久的贝·布托，又利用暑假率领大弟弟米尔·穆尔塔扎、妹妹萨娜姆·西玛、小弟弟沙·纳瓦兹应邀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贝·布托当时年仅19岁，是一名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的大学生。她的父亲常常对他们谈起中国的革命和悠久的历史，告诉他们如果对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家没有第一手的认识，那么他们所受的教育将是不完整的。所以佐·阿·布托除了自己多次访华外，还非常高兴送子女们来中国见见世面。
在北京期间，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亲切地会见了贝·布托姐弟四人，这是他们继1964年2月后第二次见到中国的这位伟人。贝·布托虽然与父亲一起参加政治活动，见到过许多世界上著名的政治家，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与周恩来相比。周恩来总理博闻强记，思维敏捷，亲切和蔼，谈笑风声。虽然作为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总理要日理万机，但周恩来总理却还能准确地叫出贝·布托姐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