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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上旬与贺龙等乘船到达香港。
11月由香港到达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南昌起义的有关情况。
本月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学习军事。
12月经海参威到达莫斯科，入高级步兵学校学习。
1928年36岁
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继周恩来作军事问题报告后，作《对军事问题补充报告》。在报告中分析了中国现存军阀制度产生的原因、性质及其必然崩溃的趋势，提出了在军阀部队里进行军事运动的基本方针、方法和策略。
会议期间，被大会指定为南昌起义委员会委员。在关于南昌起义的研究会上，作《南昌暴动始未记》的报告。简要地叙述了南昌起义的经过，总结了起义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着重指出没有形成共产党对军队的坚强领导，没有对部队实行有力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没有把军事斗争与工农运动结合起来，是南昌起义“根本的弱点”，同时指出了作战指挥不统一、组织纪律松散、财政政策动摇不定等方面的问题。
8月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29年37岁
春跟同学屈武交谈国内革命斗争情况，认为毛泽东、朱德依靠农民、武装农民，走红色割据的道路是完全对头的，表示很想立即返回国内，同毛泽东、朱德一起战斗。
1930年38岁
7月底由苏联经东北回国，到达上海，被委任为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
8月在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部署南京、武汉等中心城市的暴动工作时，委婉地建议应放弃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较强的东方发展，而改向他们统治较薄弱的北方发展。同时提醒李立三即使中心城市暴动成功也很难巩固，象南京，据提供的力量计算，最多“可固守一个月”。但这些意见未获采纳。
9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到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兼参谋长。在长江局主席团会议上，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对长江局工作的指示，停止了武汉暴动的计划。
9月24日至28日由武汉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31年39岁
协助周恩来举办短期军事训练班，训练中共盛特委负责人和中央机关干部，增强他们开展武装斗争的能力。负责为训练班讲授暴动方略和游击战、运动战战术。
为中共中央军委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校译了《苏军政治工作条例》、《游击队怎样动作》等材料。这些材料发到各革命根据地，促进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早期建设。
1932年40岁
1月由上海经香港、汕头转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
2月l日主持红军学校第二期开学典礼。
5月组织教员编写教材，提出编写战术教材的根据是：目前红军的编制、现在的火器装备、红军作战的对象，学员的文化程度、作战区域的地理条件，以及数年来开展游击战争所取得的宝贵经验等。
5月25日向中革军委发出红军学校的工作报告，强调学校的训练要紧密联系战斗实际，不能本本主义地全套应用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和军事教程，而反动的军队的典范和教程，更不能照搬照用。
6月6日奉中革军委命令，兼任瑞金卫戍司令。
10月发表《永阳战斗》一文，介绍了红军地方部队结合游击队，在永阳地区彻底、干净地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个团的模范战例，总结了这一仗的成功经验，在于对敌采取了先疲后打，突击与包围相结合的正确战法。
10月3日至8日列席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支持了中央局多数人不同意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的错误意见。
10月10日主持召开红军学校第三期毕业典礼，并发表了讲话，鼓励学员把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带到红军中去，改进红军的工作，创造铁的红军，以英勇战斗的精神领导红军战士去消灭敌人。
10月中旬调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1933年41岁
2月至3月协助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指挥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在黄陂、草台岗两战两捷，歼敌近3个师共万余人，取得了反“围剿”的巨大胜利。
6月摘译苏军教材《骑兵的奔袭和抄袭》，以提高红军骑兵的战术水平。
7月在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革命与战争》报上发表《论战术战略的时代性与我们红军目前对于战术战略的认识问题》一文，系统地阐述了战术战略概念的历史发展，介绍了苏联红军关于战术战略的理论，提出红军各级干部应加强战术战略的学习与修养。
10月摘译苏军教材《退出战斗》。把撤退也是一种作战样式的观点介绍给红军指战员，纠正在红军中存在的忽视撤退动作，不会按作战要求部署撤退的现象。
11月翻译发表苏军的一篇理论文章《战术、战役、战略在理论上的范畴》，介绍军事学上这三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概念，使红军干部明了这三者各自研究的对象及其对战争各层次的指导意义，以促进红军干部在军事学术上的提高。
1934年42岁
5月写出《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一文。针对红军游击队在实际斗争中缺乏统一的指导方针和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等问题，就游击队的性质、任务、组织、编制、战术、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等，提出了二十条系统而具体的意见，强调了游击队“向敌人远后方，特别向其策源地开展游击战争”，“有战略上的意义”。
9月写出《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一文，针对游击战争实施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十项原则和方法。主要是要加强游击队的领导，游击队要敢于深入敌军后方活动，配合正规军粉碎敌军对根据地的“围剿”，以及游击队在敌后活动的种种办法。
10月因不满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专横跋扈和对自己的排斥，与李德发生争论。被撤销红军总参谋长职务，降为第五军团参谋长。
同月在第五军团长征动员会上讲话，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进行了婉转的批评。指出：一年来的战争证明，我们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善战的，但是我们的战略战术有问题，需要改变。
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10月至12月随第五军团行动，担负红军长征的殿后任务。协助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制订后卫行动计划，并具体组织实施。以部队轮番开进和交替掩护的战法，指挥第五军团顺利地通过了国民党军设置的四道封锁线，完成了后卫任务。12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后，调回到中革军委恢复总参谋长职务。
1935年43岁
1月6日奉中革军委命令兼任红军军委纵队司令员。
1月7日指挥第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利用俘虏诈城智取遵义。
1月8日指挥第二师第四团攻占娄山关。
1月9日率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奉命兼任遵义警备司令。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发言，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与聂荣臻一起提出中央红军下一步应打过长江去，向川西发展的建议，得到会议的采纳。
1月19日军委纵队奉命改为中央纵队，仍兼任司令员。
5月4日指挥干部团利用俘虏巧夺皎平渡，组织工兵就地取材，用竹、石等搭建浮桥，使红军主力顺利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
5月上旬致信川军旧部、驻守德昌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军刘文辉部旅长许剑霜，劝说其不要阻击北上的红军。许剑霜借口红军势大，率部由德昌撤往西昌。红军得以顺利通过德昌。
5月中旬致信驻守西昌南部的刘文辉部旅长、彝族事务指挥官邓廷秀，晓以利害，说明与红军作对只能徒损实力，劝其给红军让道。邓廷秀见信后率部撤往冕宁。红军顺利绕过西昌。
5月20日被中革军委任命为红军先遣司令，负责指挥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等进行战略侦察，并准备抢渡大渡河。
5月22日与先遣队政委聂荣臻率先遣队和第一军团工兵连进入大凉山彝族居住区。正确执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冕宁彝家海子边与沽基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民区。
5月24日与聂荣臻指挥第一团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通路，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堵歼在大渡河以西的阴谋。
5月26日至29日率第一师第一团、干部团等沿大渡河东岸向北急进，与河西的第二师等夹河并行，一路打垮国民党军的阻拦，直扑泸定城，掩护第二师第四团抢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泸定桥。中央红军全部安全转移到大渡河以东地区。
6月26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北上甘肃南部，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决议。会后参与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以红军主力进击川西北松潘地区。
6月30日与李富春、王稼祥、李维汉等组成中共中央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帮助传达、贯彻两河口会议决议。
7月21日参加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的会议，听取四方面军的工作汇报。
会上，批评了张国焘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并向党争权的错误。
8月初出席中革军委在毛儿盖召开的军事会议。因松潘地区敌驻有重兵，凭垒固守，红军屡攻难克，会议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改为实行夏（河）洮（河）战役计划，突破敌军的包围，进军夏河、洮河地区，创造甘南根据地；同时决定红军分两路行动，以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军及军委纵队的大部分等编为右路军，以红四方面军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红一方面军的第五、三十二军及军委纵队的一部分编为左路军。
本月与朱德、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准备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9月初为揭穿张国焘借口葛曲河夏季涨水不能通过而要拖着左路军南下的阴谋，亲自渡过葛曲河，向指战员们表明左路军改北上为南下的方针，不是由于葛曲河的天然障碍造成的。
9月中旬参加张国焘在阿坝召开的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在会上发言，支持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方针，陈述全国形势和左路军面临的困境，说明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本月为《苏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条令》译文写了前言。
10月5日参加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抵制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主义行动，在发言中强调红军面临的形势相当困难，只有加强团结，集中力量，才能战胜敌人，争取好的前途。
1936年44岁
2月被张国焘撤销总参谋长职务，降为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6月奉朱德命令任先遣司令，率第三十二军一部与第六军团先头部队在理化以南的甲洼寺会合。
7月初到第二方面军给干部作打敌人骑兵的战术报告，提出了提高信心、按敌处置、利用地形、武器运用等方面的基本要则，讲解了打骑兵的队形、追击、有组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