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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深秋季节，我跟着当时省科委的一位领导，乘吉普车离开了西安。汽车从蓝田一带穿过秦岭，径直奔往陕西省最南面的一个县位于大巴山中的镇巴县。古代有“巴蛇吞象”之说，可以想象古代巴山的蛇有多么大，也可以想象古时这里的山有多大，林有多深。但是，我的这次巴山之行却成了一次考察童山秃岭的水土流失之行。沿途所听和所见到的全是关于环境问题，水土流失问题，粮食减产问题。
至今我还保留着当时拍摄的几张照片，那是巴山一片起伏的山峦，这里的山并不陡峭，坡度比较平缓，绵延起伏几百里地。但是在这片山岭上，到处是被开垦出来的坡度在25度以上的“补丁”田，森林植被在这里已经见不到踪影。当我们路过一个村边时，发现了一棵粗大的松树，粗的三个人都搂不过来。我象发现了宝贝似的和科委领导在树下照了一张像。没想到一旁的村民说，这样的树在解放初期漫山遍野都是，比这粗的树多得是。同车的一位当地科委工作人员透露说，大巴山的植被仅仅是在最近20年内消失的。50年代时，这里一出门就是树林。自1958年大炼钢铁开始，一场大规模的砍林运动便开始了。也就这短短的20多年，大巴山就变成了童山秃岭。
我听了之后简直难以置信。由于植被消失，乱采乱伐和乱开荒，很快就造成水土流失。农民种的庄稼往往一场暴雨就被冲光。有些山坡被雨水冲蚀得已经露出了石头。当地的同志特地领我查看了一处地方，情形确实已经非常严重。 但即使如此，我们一同前去的这位省科委领导依然在县里的会议上强调要不遗余力地多产粮食，严重的水土流失和生态破坏问题似乎并没引起他的注意。
当时我在会议上也发了言，我的意思是镇巴县那些陡坡地已经不能再耕种了，要尽快地退耕还林，省里要制定政策扶植这些山区县，把粮食从汉中地区运进来，让这些山区通过搞副业如种植木耳等手段来脱贫。我意见与那位科委领导的观点显然不同，肯定搞得那位领导听着不高兴。但那时我是太天真了。在今天看来，中国当时从哪里能抽出多余的粮食来搞退耕还林啊！不仅是当时，就是在以后的十几年里，中国的发展也是以环境代价为基础的。
从大巴山出来后，我又去了秦岭中部的一个林业局。这个林业局坐落在秦岭南坡佛坪县的境内，是真正的秦岭腹地。佛坪是大熊猫的保护区所在地。这里山高林密，人迹罕至，但却驻扎了一支上千人的砍树大军。当我来到这个林业局时，其总部所在地已移至海拔2000多米的高度。此时的秦岭，海拔2500米以下的森林已基本砍光，作业面统统在海拔2500米以上。我从佛坪上来，一路基本见不到树林。第二天，吉普车拉着我开到2500米高的地方，这里仍然没看到树林和采伐者们的踪影，作业面还在上边。陪同的同志对我说，再往上走危险，在这里看看就行了。但我还是坚持到上面的作业区望了一眼。只记得那是一片稀疏的树林，山地坡度相当陡，采伐难度已经十分大。
秦岭已经快没有树木可采了，这是我这趟采访的基本感觉。不仅我这样想，林业局的领导也忧心忡忡。这么庞大的一支队伍，树林采完后干什么？秦岭东部的那个林业局基本已经将所在地区的林木砍光，只剩下中部这个林业局和西部长白林业局还在开采。现在回想起来，秦岭林业局可能是全国最先停产转行的森工企业，秦岭山地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无林可采的山地。
但据当地的干部和老乡讲，秦岭植被的消失也是在50年代以后。据当地干部讲，50年代初，森林就在山脚下，整个秦岭山脉，从山脚到山上，全是茂密的森林。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自此，秦岭的森林遭上了厄运。砍树炼钢铁，全民总动员，小钢炉、小铁厂一起上，森林资源遭到了大肆破坏，接着便是国家森工部门连续不断的专业采伐，仅仅不到25年的时间，秦岭无林可采。
那是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冬日里，我冒着严寒，再次采访秦岭林场。这次去的地方是秦岭西部的太白林业局。从宝鸡坐着一辆运送木头的大卡车来到林业局所在地太白县。第二天驾驶着吉普车到山顶看作业面，一开就是上百里地，最后爬到了2500多米高的山腰。这时的秦岭，银装素裹，寒气袭人。在那皑皑的白雪中我看到了一片白桦林。下车走进这片树林，金丝猴在树上跳跃，阳光将树林照射得五彩斑斓，落叶和枯草遍地。我望着这稀疏的林木，心里不禁问到：这哪里是茂密的大森林？这样的林木还值得开采吗？还值得开山劈路，为了取得这么一点价值而耗费那么多成本吗？
同车的林业局生产科长说，是啊，越往高处，难度越大，采伐成本越高，从经济角度来说就越不合算，从保护生态角度讲更不合算。但没办法，这一带的水杉林已经采光，2500米以上的山地只生长白桦林。我当时的思想是既然白桦林的经济意义已经没有多大，那就趁早停采，留下这点白桦林发挥它们的生态价值。后来的结果怎样，我不知道。林业局的电锯响到几千米的高度我也不清楚。反正这是一部中国生态破坏史。自从秦岭南坡的林木被砍光之后，汉中盆地上的水灾便接连不断。夏天大雨过后，百川汇流，立刻便在安康一带汇成洪峰。自80年代以来，安康的水患便没有一天停止过。2000年夏天，安康又遭受了一次惨重的洪灾。
直到今天，中国才开始了对森林的重视。但是在80年代初，象我写的那种环境报告，新华社内参，根本不被注意。人们注重的是产值、产量。各地领导包括宣传部门，所不遗余力倡导的是经济增长，脱贫致富。至于说如何科学的脱贫致富，在那个饥不择食的年代是没时间考虑的。尽管当时政府已开始抓水土流失治理，有关部门已经开始注意环境保护，但是，在整个80年代这一内容没有被摆到重要的位置上。直到90年代末，直到中国的国土进一步遭到破坏之后，环境警钟才在中国敲响。
1983年元旦过后的一天，我乘坐一架苏式伊尔18飞机从延安起飞返回西安。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当飞机飞上高空，我被下方的景象陶醉了。这就是黄土高原啊，那被雨水切割的千沟万壑简直美极了。这幅画面能使你完全忘记沟壑中严重的水土流失。我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雕刻出的艺术作品。尽管如此，这一次黄土高原之行，使我加重了对生态环境的忧患意识。从此，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一直成了我在研究经济工作中一个决不忽视的方面。我之所以对当前经济问题有那么多不同观点，主要是我有着那么多的切身经历和独特看法。这也许是我与一些学者们最根本不同的地方。
6，中国经济为何难以继续高速发展？
1992年和1993年，是我写环境问题文章最多的几年。当时社会上开始关心生态和环境问题的还有原人民日报社的徐刚同志、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梁从诫先生。日本当时对中国的环境问题也很关心。为了关心自己的利益，1993年11月，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中日两方召开了一个高层次的环境保护研讨会。我在那个会议上的发言受到日本记者的追踪采访。1994年春天，我接到日本的一个环保组织的邀请，与其他几位中国官员学者去东京参加他们举行的研讨活动。一同前行的有一位国家环保局的领导，人民大学的刘大椿教授，再就是我和梁从诫教授。他当时成立了一个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叫“绿色之友”。这可能是中国第一个绿色组织。后来才有了廖晓义、李皓等成立的环保组织。
在东京的半个月期间，我领略了日本全民性的环保运动，环境保护观念已经深入日本国民人心。人们开会讨论生产方式问题，更讨论生活方式问题。虽然当时日本经济受到股市破灭的影响，80年代的傲气已经消失，但日本仍是当时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但越是在这样的富国，人们越在讨论如何过一种简朴的生活，节约的生活。日本有着大量的民间组织，许多民间组织都在举办各种环保教育。我和梁从诫教授就参观过一个青年会举办的晚间环保知识教育课。
日本国民的这种简朴精神，与当时中国的社会风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当时刚经过了两年经济高增长，两年的经济过热，使社会上流行着一种暴发户心理。在短短的几年里，突然变富了的人们对金钱一时不知所措。特别是外资大量涌入所产生的财富效应，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许多富裕假象。超前消费、夸富比富、贪污腐败等想象在这几年里大量发生。许多干部就是在这几年里经不住金钱的腐蚀栽倒了。
反思这几年中国人对国民待遇的追求，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财富。物质主义成了一切，一个原先排斥物质享受的社会突然在追求物欲的大坑中陷得这么深。或许是中国人穷得时间太长，穷得程度太厉害，一旦有了机会，便暴露出强烈的贪婪性和享受性。但在这一场物欲大追求过程中，中国的生态环境和资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透支。在去年《中国与世界》网上杂志传来的一篇文章中，里边有这样一个数字：近2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了6倍，而资源的消耗却增长了40余倍。如果我们继续以这样的方式发展和追赶，那么今后的生存便面临着巨大挑战。
但是，在那样一个社会风气之中，发展方式的问题，环境保护的呼声，在社会上十分微弱，根本引不起人们的注意。这时我才意识到，人类是需要教训的，环境灾难不落到人们头上，是不会引起注意的。你过早地敲响环境警钟，人们会以为你精神有毛病。这种现象现在被称为“半夜鸡叫”。所以，这些年来，我总是避免充当前卫人物，总是在社会潮流中踽踽跟行。
其实人们应当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越向大自然索取，大自然就会变得越吝啬。如果你过度地索取了大自然，那么你就会遭到大自然加倍的惩罚。恩格斯早在一百年前就指出了这种现象。中国人应当清醒地了解自己的资源情况和环境情况，从现在开始就要树立一种“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思想方式。我一家三口至今居住在一套狭小的居室里，但对此我没有任何怨言。就象孔子说家徒四壁的颜回一样，“回也不改其乐”。不仅如此，还要居安思危，准备迎接过度环境破坏带来的大自然报复。中国人如果没有这种意识，那么等待我们的的确不是一个美妙的前景。
1998年末，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再一次下降，我写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关卡”一文。这篇文章被社会广泛转载，社科院经济所写的“‘九五’以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