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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拉斯博士正坐在布奇逊中心医院自己宽大的办公室里。他是美国极负盛名的心脏移植专家，这家医院的心脏科主任。他翻开助手刚刚送来的—个新进院病人的病历。“坎贝尔，三十二岁，血型：O型”。病历详细记载了坎贝尔心脏病病史，并诊断他最多只能活四个月。麦克拉斯拿起坎贝尔的心肌X光图，看到坎贝尔已经扩大的心脏，不禁轻轻叹息。全美每年有一千多人需要进行心脏移植，而心脏的来源又是这么少，如果在四个月内没有一个因为意外事故而死，而其家属又同意捐献心脏的人，坎贝尔必死无疑。
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麦克拉斯的思绪。他拿起话筒，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麦克拉斯博士，我是凯琳·布尼，我是代表总统给您打电话的，”她的声音尽管柔和，但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我们要给您送来一个新病人，弗尼斯先生，您知道他是总统的高级顾问。我们希望您能给他第一流的治疗，通过心脏移植挽救他的生命。”最后，她还加了一句：“您知道他对国家的重要性。”
“我恭候弗尼斯先生的到来，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给他最好的治疗。”白宫的电话，引起麦克拉斯高度的重视。
第二天下午，两辆豪华的大轿车驶进医院，弗尼斯在几名助手的陪同下，住进了布奇逊中心医院609室。弗尼斯六十二岁，涉足政坛多年，虽然深受病痛折磨，但两眼仍炯炯有神。陪同前来的白宫医生告诉麦克拉斯，弗尼斯最多只能活五个月，他迫切需要进行心脏移植手术。麦克拉斯阅读了他的病历，发现他和坎贝尔身材相当，而且血型也相同，他的心不由得颤动了一下，他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是否有资格接受心脏移植手术，还要对病人进行一系列的常规检查。弗尼斯和坎贝尔的检查报告很快都出来了，弗尼斯身体由于受心脏的影响，肾脏和肝脏的受损程度已超过了标准，而坎贝尔的受损程度没有超过标准。肾脏和肝脏的受损程度如果超过—定的标准，就不能进行心脏移植手术。他决定首先通过积极治疗，恢复弗尼斯肾脏和肝脏的功能，以达到心脏移植所规定的要求。
一晃三个月过去了，弗尼斯和坎贝尔离死神越来越近，但还是没有适合他俩的心脏。而最让麦克拉斯感到担忧的是，虽然经过三个月的治疗，弗尼斯肾脏和肝脏功能的损害并没得到多大的恢复。麦克拉斯觉得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白宫三天两头打电活询问弗尼斯的病况。全院上下眼睛都盯着他。说实话，他并不希望在这几个月内有新的心脏。因为那样他才不会面临困难的选择，即使两个病人都死了，他也没有什么责任。但作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他的天职，他对自己会闪过这种想法感到可耻。
正当弗尼斯和坎贝尔的生命之火渐渐熄灭的时候，从美国全国心脏服务中心传来消息，在八百英里之外洛基山旁的一个小村庄，有一个年轻人因车祸意外死亡。据送来的资料表明，这个年轻人的身材和弗尼斯与坎贝尔相仿，而且血型也是O型。
院长布里奇知道这个消息后，迅速来到麦克拉斯的办公室。一走进办公室，他就高兴地叫道：“麦克拉斯，我刚才已将这个消息告诉白宫了，总统得知后非常高兴。”“可是我还没决定谁先接受心脏移植，”麦克拉斯有点不高兴地答道。
布里奇对麦克拉斯的回答感到惊讶，“那你现在就必须决定。”院长大声说道，接着头也不回地走出麦克拉斯的办公室。
院长走后，麦克拉斯坐在桌前陷入沉思，他反复翻阅放在他面前的两份病历，谁先做？弗尼斯还是坎贝尔，坎贝尔还是弗尼斯，选择一个就可能给另外一个判了死刑，这太残酷了。他知道如果救活弗尼斯，那会给他们这个医院、他本人带来巨大的好处，毕竟弗尼斯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而坎贝尔是一个花匠，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即使不治而死，对医院和他本人也没多大影响。但弗尼斯并不符合心脏移植手术的要求，如果给他移植，最多也只能活一年半载的，而另一个可以靠这颗心脏多活十年、二十年的年轻人就必须死去。想到这里，麦克拉斯使劲地摇了摇头，不，不！这是他———一名医生的良心所不容的。怎么办？作为一个心脏移植专家，麦克拉斯素以雷厉风行、大胆果断著称。而这在外人看来非常简单的决定，却难住了麦克拉斯，他正面临严峻的挑战。选择良心，他将失去一切；放弃良心，他将拥有一切。麦克拉斯一时难以决定，他来到609病房，惊讶地发现弗尼斯整个人变了，有心脏的消息似乎已给他注入了一剂兴奋剂。弗尼斯高兴地对麦克拉斯说：“博士，这一消息太令人鼓舞了，当然我对那个不幸死去的年轻人也深感遗憾，但是我要活，我要活！”弗尼斯已经认为这颗心脏非他莫属了，虽然他也知道隔壁的坎贝尔也在和他等候同一颗心脏。
607病房，坎贝尔无神的大眼呆呆地望着天花板。这个消息并没有带给他任何喜悦，有没有心脏对坎贝尔来讲都是一样，他知道白宫要人弗尼斯和他等待同一颗心脏，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讲，这颗心脏医院都会优先照顾弗尼斯。反正他已做好死的准备，一切都无所谓了。看见麦克拉斯走进病房，坎贝尔挣扎着从床上仰起身子，苍白的脸上现出一丝痛苦的微笑。他吃力地说道：“博士，不要为我担心，我还没死，我”他喘了一口气，用劲说道：“我还可以等。”麦克拉斯扶他躺下，什么也没说，转身走出了病房。
从607病房出来，麦克拉斯看了看表，晚上八点三十分，再有三个半小时，负责运送心脏的医疗小组就要回来了。时间紧迫，他要赶快做手术前的准备工作。他飞快地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发现院长布里奇已经等候在那里。他把决定告诉了布里奇。布里奇高声叫道：“你知道你这个决定对这家医院、对国家、甚至对你个人的前途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吗？”
“我知道，我们已对弗尼斯进行了最好的治疗，可惜他的身体状况并没达到手术的要求。我是一名医生，不是一名政治家，对任何病人我一视同仁，不管他的身份的高低。现在，我的职责就是让极其宝贵的心脏能在病人体内最好地发挥作用，让他们活得更长，所以我选择了坎贝尔。”麦克拉斯直视着院长回答着，字字句句斩钉截铁，掷地有声。
“你不能这么做，你简直疯了，你犯了一个大错误。我已经答应白宫了，你叫我怎么向他们解释？”布里奇声嘶力竭地喊起来。
“我会向他们解释一切并承担一切后果，”他拿起话筒，“通知坎贝尔，他明天凌晨一点开始进行手术。”生命之光将在坎贝尔身上重现。
一个月后，609病房弗尼斯那颗疲惫不堪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弗尼斯的死成了一条轰动全国的新闻，医院董事会迅速做出了解雇麦克拉斯的决定。麦克拉斯早就料到会有这样的结局，但他对自己的决定并不后悔。尽管失去了一切，但他却在巨大的压力下，始终坚持住了自己生活和行医的准则：公正和良心。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