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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后，我与隔壁班的一个女孩儿一起去了少年宫。在路上我问何老师有没有要带她去校长室，她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从学校到少年宫差不多要走四十分钟，我那个时候爬六楼都喘得厉害，等见到何老师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挑了个最近的椅子坐下，拿出垫板肆无忌惮地扇了起来。“这位同学的名字叫胡歌，今天第一次来上课。”直到何老师向大家介绍我的时候，我才注意到所有人都在乐呵呵地看着我。我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低下头一句话也不敢说了。这是我第一次在何老师的课上表现得那么害羞，一是因为环境陌生，二是班上的同学都比我大，他们戴的是红领巾，而我脖子上挂的还是绿领巾。
那天上课的内容是单人无实物小品练习，题目是去医院探望母亲。那些戴着红领巾的哥哥姐姐个个训练有素，都演得很好，轮到我的时候都快干了的衣服又被汗水浸湿了。为了不被抓去校长室，我硬着头皮上了场。在众目睽睽之下，我语无伦次地对着空气说完了准备了很久的台词，僵硬地完成了一连串前后不接、毫无逻辑的动作，最终换来了持续不断的哄堂大笑。那个时候真想地上有条缝可以钻进去，不过我想自己那么胖估计也会被卡住，还是会被大家笑话。
在经历了那次失败的表演之后，我很多年都没去过少年宫，对于校长室的恐惧也随着季节的转换而渐渐淡忘了。
五年级的时候上海教育电视台面向全市招聘“六一”节目的小主持人，何老师是考官，我是考生。那次见面很短暂，我仍然以胖子的姿态出现，不过艺术表现力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我问她还认不认识我，她说，不就是那个被她吓跑的胡歌嘛。
三年后我们又一次相遇，从那时起，我与何老师的联系不再中断，并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初二那年，我是学校的文艺骨干，为了能够在舞台上更好地展现新有一代中学生的风采（老师曰），我又回到了少年宫，报名参加了主持人辅导班，由于想要展现风采的同学比较多，我们上课的地点被安排在面积较大的卡拉OK室——也是何老师和她的学生排练话剧的地方。
那天，高昂的学习热情让我比上课时间早到了几分钟，推门而入看见几个人正在那里排练话剧。当我认出何老师的时候她正在向我招手，示意我过去。
似乎某位同学的表演达不到何老师的要求，使排练的进度受到了影响。
“想不想来试试？”
“好啊！”在确定现场没有当年观看我表演“探母”的“红领巾”之后，我爽快地答应了。
试戏很顺利，我加入了何老师的话剧团，还认识了好朋友庞云和孙捷。
我们排的第一台戏《红手绢的故事》在当年的上海市第二届学生艺术节上获得了一等奖。从那时起，我对表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开始明白“演好戏要先做好人”的道理，我在话剧度过了学生时代最快乐的时光。除了在少年宫排练，我们也是何老师家里的常客，就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何老师的老公小周叔叔——一个不平凡的男人。
这种不平凡的感觉最早是在何老师关于他的言谈中建立起来的，我们知道他是位医术高超的胸外科大夫，对艺术有非常专业而独到的鉴赏力，还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然而很多年后，当我听他说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我对他的“不平凡”才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白布已经盖到她身上了，医生给出了死亡的结论。我摸了她的手腕，发现还有脉搏，知道还有救。我叫来医院各科的大夫想组织抢救，可是没有人愿意配合，因为他们都没有信心可以把她救活，又怕要承担责任。我对他们说：‘你们按照我说的做，一切后果我来承担！’”凭着这份坚不可摧的信念和难以想象的镇定，他把何老师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
去年5月的某个晚上，一辆闯红灯的警车向一辆正常行驶的出租车拦腰撞去，出租车在空中翻滚了三百六是度后重重地咂在地上，而何老师正做在副驾驶的位置。经检查，她颅腔大量出血，内脏器官有不同程度的破裂，还有多处骨折。恢复意识后发现视神经断裂导致左眼失明，记忆部分丧失，语言和算术能力都有一定的障碍。
在得到了医生和小周叔叔的许可后，我约了庞云一同去探望何老师。虽然有人做伴，我们还是在病房外站立了许久，谁都不知道何老师会变成什么样子，更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和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迎接我们的是小周叔叔，他看起来有些疲惫，人也瘦了。
何老师斜靠在病床上，身上绑了石膏，手上插着各种管子。她的头发被剃光了，脸色很差，没有一丝血色。她轻轻唤着我和庞云的名字，无力的眼神中透射出牵挂和 喜悦。她脸上始终挂着微笑，她说自己大难不死是上天的恩惠，她叫我们不要流泪，不论什么时候都要坚强。她最惦记的是她现在的学生，他们正在准备一台话剧展示，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使整个计划都搁浅了。何老师说他们的戏已经排了一大半，有些学生今年就要毕业离开话剧团了，她很想完成大家的心愿，不希望让他们留下遗憾。我坐在床边默默看着眼前这个亲切又陌生的何老师。我被她深深感动，我看到了生命的顽强和存在的意义，我坚信她一定能在以后的生活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有小周叔叔的细心照料，何老师恢复得很好。在她的关心和支持下，话剧展示如期举行。那天去了好多人，当然也包括拖着病体的何老师。她坐在轮椅上坚持看完了整场演出，我隐约看见了她湿润的眼眶。学生优异的表现是对她最大的鼓励，可惜她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地去感受，因为她的一个眼睛看不见了。但我知道此刻何老师的心里更多的是欣慰和幸福，因为她回到了学生中间，回到了她热爱的地方。那天我代表全体学生发了言，我说无论多大的灾难都不会影响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渴望。
去横店拍摄〈〈射雕〉〉之前，我又去探望了一次何老师，为了进行高压氧舱的治疗，她被转去了另一个病区。由于身体状况逐渐好转，前去探望何来势的人越来越多了，大部分都是她的学生，我和庞云进屋的时候，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了。
何老师已经可以大声和我们说话了，虽然口齿还不是很清楚，她自嘲说，醒过来以后突然发现自己变成台湾人了。她的乐观使她看上去精神很好，脸色红润，人也胖了一些。她和我们讲了许多关于她儿子的有趣故事，逗得在场所有人都捧腹大笑，我很高兴看到一个那么积极开朗的何老师。小周叔叔坐在一边不怎么说话，他始终微笑着看着她，眼神中充满了无限的爱意。我跟何老师说，这次多亏了小周叔叔呢。她望着身边那个不平凡的男人，幸福地2说，她的第二次生命是他给的，她会用一辈子去报答。
“我一直跟你们何老师说，不用报答我，不论是作为丈夫还是作为医生，那都是我应该做饿。爱是不求回报的，你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大家的关爱，以后等你好了，你可以把这份爱传递出去，传递给需要帮助的人。”小周叔叔因为不好意思，说话的时候一直看着床单，可是他的话却深深印刻在了我的心里，那是一种多么伟大的情操，我又一次被他的不平凡所折服。“何老师现在身体恢复得不错，但更重要的上心理的恢复。”他看着何老师意味深长地说，“人不能脱离社会，你还是要回到原来的生活里，到时候会面临很多现实的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小周叔叔说的每一句话都成了我脑海里最清晰的记忆，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种善意的暗示，将它们化为一种力量植入了我的体内。
不久之后，命运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了交集，同样的灾祸降临在了我的头上。朋友们都为我的无畏和豁达敢到骄傲，我明白那都是我认识一位好老师，还有她那位不平凡的男人。
回到上海后，我接到庞云的电话，他说要过来揍我一顿。我说自己都出车祸了，怎么他还要揍我。他责怪我出事后不给他们打电话报平安，还把何老师急哭了。我赶紧给何老师打了电话，告诉她“名师出高徒”。她要来看我，我行动无碍，坚持去探望她。
再次见面真可谓白感交集，眼前的何老师已与常人无异，只是体质还比较虚弱。我感谢她和小周叔叔在无形中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她说在我身上看到了奇迹，让她相信未来会很美好。谁都没想到师生之间会以这样的形式去验证教学相长的益处。何老师说住在家里的感觉和医院的很不一样，一个人回到显示要独自去面对很多东西，包括无孔不入的寂寞。她开始写作，可以帮助她审视心灵，并记录下可贵的感悟与收获。“灾难对于愚蠢的人是无底深渊，对于聪明的人是巨大的财富。”这是友人送给何老师的话，现在她有转赠给我。
我见到了他们可爱的儿子周可人，小家伙才念五年级，却有着与这个年龄不符的成熟。他在病房忍着眼泪给妈妈唱歌，他独自一人去广州参加台拳道比赛，只为了去发泄埋藏太旧的悲伤，他很少在妈妈面前哭，因为他要比妈妈更坚强。
小周叔叔说车祸前他们都忙于各自的工作，给家庭的关爱和时间都太少了。这次不寻常的经历让他们意识到了什么才是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他们现在更懂得生活，更热爱生活了。
每一次与何老师见面都让我感到自己活得更加深刻了。很感谢上天把我们两个都留了下来，虽然留下来意味着要去面对和承受更多的苦难，但生命却赋予了我们更多的内涵，让我们并肩前行。
最近我们成立了一个“腐败俱乐部”，口号是“将腐败进行到底！”何谓“腐败”？腐伪志，败虚像也！内心的清澈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个真实的世界。
歌者莫姓胡？
我对唱歌从来就没有什么自信，可是偏偏从小到大还一直在唱，不仅如此，甚至在不久的将来还有出专辑的打算
胡乱唱歌
念小学的时候，音乐老师把我拽进了合唱团，她说我叫这个名字怎么可以不唱歌！？但她忘了我姓“胡”，不姓“高”。正好那时侯语文老师给我们讲了“滥竽充数”的故事，让我在合唱团找到了合适自己的位置，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混”！反正是合唱，几十号人我随便动动嘴巴唱得不好也没人知道。不可思议的是两年后，学校老师推荐我去报考上海少儿电声合唱团，更出人意料的是我居然考上了，估计又是名字的缘故。从那以后，我便开始接受“正规”的声乐训练，所谓“正规”，也就是每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