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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里，看见肥硕得像只白蛆的他嫂子，气喘吁吁地压在瘦得像捆干柴的他身上。他下作地舔着她的裤衩子。陶月婷说，那一刻，她丝毫也不感到痛苦，只是那场景非常地可笑。那个戴着黑框眼镜、赤条条跪在自已面前的男人，更让她觉得可笑。后来，当陶月婷在钢琴大师勃拉姆斯的情书集中，看到那封曾深深触动她的情书时，她哭了，她为勃拉姆斯而哭。他被一个自称是影子的人抄袭了。从影子中看去，才知原有的阳光是那么的强烈，又荒芜。从此，陶月婷对男人的信心完全丧失了。
她把所有的心思放到了商场上。很快地，县城里的许多男人都开始深信“嗔西施”陶月婷对自已情有独衷了。工商局长、税务征管员、副镇长、县委书记的妻弟、派出所所长等等这些人，他们深夜不寐地激动着，认为陶月婷对自已纯粹是动了真心，而绝不是看上了自已手中那点可怜的权力，虽然陶月婷半推半就地一再使用这些权力。他们深信陶月婷暂时不跟自已上床，恰恰说明陶月婷对自已青眼独睐。在传播小城风流韵事的所有场合，一提起陶月婷的名字，他们便讳莫如深，深怕亵渎了陶月婷对自已纯净的情感。他们在陶月婷的碧海云天浴场中拼命地擦洗着身子，并且鼓励别人或者用权力暗暗压着别人，去碧海云天擦洗着身子。碧海云天以一种惊人的速度红红火火起来。
“你要的东西，生活中没有，戏里就一定有吗？”听了陶月婷的故事，七姑楞了半天才回转过神来，她问。
“当然有。戏里都没有的话，哪里才有？”陶月婷说。
“可那都是假的，脱了戏服又该怎么样呢？”
“当我唱着秦香莲、樊梨花，我就是真的秦香莲、樊梨花。台下若不是当真的，他们哭起来干吗？眼泪总是真的。只要台上那几钟真的，几分钟的完完美美、圆圆满满，我也就够了。《还魂记》中不是有一段么，红萼公主与钟铁衣的魂魄月下再会，她唱道：我跟着你，不管你是鬼是人。一样的，我不管台上台下，戏里戏外。”
“孩子，我有点懂了。”沉默了一会，七姑又问陶月婷：“你说你身后跟着一大串男人，包括王清举吗？”
“或许包括吧。但这个人也难说，他不太像个能被女人耽搁住、能被女人缠掉魂的，又好像很会逢场作戏。我拿不准。”
“你真要拿我当你的七姑奶奶，你就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
“啥事？”
“你紧紧抓住王清举这个人，不要放手。不过孩子你放宽心，七姑奶奶绝不会逼你去做伤天害理的事儿。”
“那又到底图个啥？”
“你祖师爷有件至死闭不拢眼的心愿没完结。这也是搁在我心头的一把刀子，我一睡着它就割着我。我不为什么人，只为死了后能心安理得地去见你的祖师爷。王清举正在做这件事，但我总感觉他犹犹豫豫，不痛下狠心这桩事根本就办不成。我要你帮着他，就是拼了命丢了乌纱帽，也要把这件事办成。”
“那好。”
“孩子，反正你也是祖师爷墙下的人，我今天就破例收你做个徒弟。我要把年青时自编的一些戏段子全教给你，把我自创的七巧腔也传给你，这样它们就不会跟我下棺材。”
煤油灯下，陶月婷朝着七姑的膝下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
（五）
王清举
傍晚，王清举回到乡政府大院的宿舍。刚进屋，身后忽地窜出一个人影，还没等他转过身，那人蹼地一下就跪下了。嘴里不停地唠叨：“王乡长，您积积德啊，干部精简咋也不能减掉我们家储洁呀，我给您磕头啦。”
“哎呀，瞧瞧你老人家，你这是干啥？看您比我亲爹年岁还大呢，不是折我的阳寿吗？”王清举一边往起扯那老人，一边安慰他说：“干部精简肯定是要搞的，再不减人我这乡政府准得破产了。但减谁留谁，都是立了一套死规矩的，公开公平地操作呗。也不是我这乡长随心所欲地乱定啊。再说了，谁说你们家储洁就一定被减掉？”
那老头死活就不肯站起来，仍跪着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着：“王乡长啊，储洁这丫头挣碗公家饭吃，真是仰了八辈子的荫德呢。她爹娘早早就撇下她死了，我这个做爷爷的到处拾破烂、捡可乐罐，一分钱一分钱地攒着供她读书，眼睛都熬瞎了，等到她毕了业。要把她减掉，我这把老骨头就吊死在政府大门上算了。王乡长您别瞒我，丫头资格嫩，又没钱送礼，到处都说呢，不减她减谁呀？都说您那规矩是贴在墙上糊砖缝的，根本不会动真格。”
说到这，老头抖抖索索地从口袋摸出一个脏兮兮的小塑料袋，捧给王清举说：“乡长啊，我们全家就攒了这九百多块钱，实在就剩这么点钱了。我这瞎眼一抹黑，也捡不到啥值钱的垃圾。只够给您买几包烟抽，您要不收下，我就不站起来了。”
王清举接过那脏塑料袋，把老头硬拽起来，按坐在椅子上，给他倒了杯热水。他拿着小塑料袋瞅了半天，把钱从袋里倒出来，塞在老头手里，说：“老人家，钱你拿回去。我要收这钱，还不遭个天打雷劈才怪呢！你把现在的官都想成咋样啦？我没权力给你老人家乱许诺。但储洁同志，上上下下的评价都很好，腿脚勤，性子厚道，留在政府工作的概率挺大呢。我收下你这个小塑料袋，好不好？”
老头疑疑惑惑地看着他，连声说：好，好。王清举又费了半天口舌，终于把颤颤巍巍的老人劝回了家。
晚上王清举独自在灯下算帐，算算农村税费改革后的乡财政帐，越算心越焦：四万多人口的硖石乡，伸长脖子吃财政供养饭的人就有五佰七十多，以前编个借口就往农民头上摊派新费种，连“烟囱费”、“养狗费”、“地皮费”这种荒唐的名目楞出笼了，即便这样，全乡税费总额也才九百多万元，入不敷出。一到年底，王清举就要坐在县长办公室里哭穷，县长只好带着他往工商繁荣、富得脑肥腰壮的南部诸镇跑，说是县内调剂，暂借点钱用，大家也都明白覆水难收，借出去的钱就像泼出去的水。心疼之余，酒席间的风凉话就越来越刺耳，王清举只好装聋作哑，干陪着笑脸，回乡后再摔摔凳子泄泄火。一年一年地熬着过，轮到今年的税费改革，把向农民乱收费的口子一招扎死了，全乡税费总额降到了四百多万元。口袋瘪了大半，但今年却要新增一项硬梆梆的支出：财政补贴瘫子村的移民造镇。到了崩溃的边缘，才突然发现要找活下去的办法了。最有效的办法是虱子摆在秃子明晃晃的脑袋上，所有人早也就看见了，都戏谑似地高喊过：“精兵简政、精兵简政！”，一边喊时又都在肚子里烧着求佛的暗香：真该朝死里减人，只是千万别减到我的头上。不减还像什么话？乡广播一年响不了三岔，可乡广播站的牌匾下硬养了三十多张嘴。郭秘书测算过，吃财政饭的人减掉七成，政府的轮子照转，转得还更轻盈更欢快。
嘴里藏着祸水，减掉一张吃闲饭的嘴，等于给自已惹一个埋得深深的祸根。王清举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迟迟下不了狠心。他探过别的出路，他曾热烈地梦想搞一个无痛分娩，办一些能羸利的企业，把政府大院臃肿的人群轰到企业中去。有一些年他带着一干人颠来覆去地跑温州，想学点人家从市场上剐油吃的本事。温州灯红酒绿、蓬蓬勃勃的局面，让乡干部们看得天灵盖冒烟、涌泉穴着火。王清举也是血脉贲张。那些瘦得跟猴筋似不起眼的温州人做到了，咱们这帮虎背熊腰的沿淮汉子就办不到么？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分析，最后全乡干部像一锅油似地沸腾起来。王清举跑到银行，恨不能割下自已脑袋担保着贷款，银行行长也跟着激动了。乡制革厂、锚链厂、窑厂，一家接一家地投产，鞭炮炸得乡政府院中一地的碎红屑。可很快的，碎屑上的红还没有完全褪净，这些厂子又一家接一家地撑不住了。制革厂管中流出的污水毒死了庄稼和鱼，却没有产出一分钱的利润。有一年除夕，乡政府发不出工资，只好将皮革厂残存的牛皮每人割一块，充抵工资，大家都苦笑着过了一年“牛皮年”。等到银行来催债，王清举傻眼了，拿什么还给银行呢？大家彻夜商议，第二天决定征收“企业损失费”，向农民均摊收取。瘫子村的麻三叔串联了三百多个拖拉机手，准备千里围堵省政府，乡长的胆都吓绿了，赶紧作罢。银行行长看着围墙里衰草过膝的厂子，叹口气说：“我的命就栽在这里了，你们提前给我送终吧”。硖石乡农民仍旧把河中捕起的小鱼卖到外地，再美滋滋地嚼着外地运来的包装精致的鱼干。县政府也因此下文，规定各乡镇政府不许再充当投资者、卷起胳膊直接参与市场竞争，政府只能做个市场秩序的裁判员。王清举的万丈雄心，化作寸寸灰烬，做起了一杯清茶的裁判员。乡政府的大院中，济济一堂的也都是裁判员。
到底减谁裁谁？王清举面对着一张清清爽爽的名册，整夜整夜地发呆。一个名字像一根枯荷，扯一扯，会惊动在满池的淤泥下盘根错节的枝叶。王清举太熟悉乡政府的这个院子了，有时，它结构缜密的程序有时像一块铁板，你买一张办公用纸，要经过五、六道审核的关卡。有时，它又松疏脆弱得如无人之境，只要王清举签了个名字，所有的核查便立即失了效。没人敢监督他王清举手中的这支笔。在册的名字像一根太长的链条，每一个链节都在喊着：是我推动轮子在转！是啊，每一个链节都和轮子在磨合着，虽然并不需要这么复杂的磨合。
再不能等了。王清举咬咬牙想，农村税费改革在明朝时叫“一条鞭法”，这根带血的鞭子抽的就是浮肿不堪的基层小吏集团，难免要有人发疯、有人叫疼，只是不能再等下去了。就像瘫子村的搬迁，苦捱了几百年，一只掉光了羽毛已变成瘟鸡的老凤凰，也该浴火重生了。
两桩事都不能再等了，否则他的政治生命要腐烂在这偏僻的小河滩上。
他连夜把郭秘书喊来，吩咐道：“最近一阵子，你把手头的杂事全撂下，专心去做两桩事，一出一进的两桩事。”
“．．．．．．．．．．．．．．”
“一出，指的是财政供养人员精简。我的想法是，从目前的五佰七十多人，减到三百人以内。先搞一个综合素质的考试，再搞一个民意测验，按两项折计的总分排序，三百名之外的淘汰。你觉得怎么样？”
“大院内的帮派现象严重，插旗子的小山头挺多，民意测验的结果有时会失真。像乡长最看重的秦小琪，工作很有创造性，常遭人嫉，性子傲、脸又黑，聚摊子斗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