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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堤，自已的罪名即可得到洗脱。言下之意，烧祠是有人向梅虎阴险授意的，至少可说是“合谋”。王清举感到了传言中隐藏的刀锋，正悄悄逼向自已。他毫不犹豫地揪住了土匪腊八的影子。他直截了当地推断说：“外乡人腊八，才是烧毁梅祠并造就两桩血案的真凶。”但同时，他对另一个关键的问题却又避而不答，那就是：“既然土匪腊八是真凶，为何梅虎却自承罪名，并引颈就戳？”。
案件汇报完了，王清举迅速扫视了一下正陷入狐疑之中的与会人等，小心翼翼地问县长：“真料不到这搬村的事费这么大的周折，都流血殁命了。是不是就暂时搁下了？”
县长果断地挥了一下大手，说：“清举啊，你怎么如此糊涂呢！瞧你乱扯出这么复杂难辩的一大堆因果关系。照我分析，梅麻三杀梅虎，那是家庭矛盾激化了呗。俗话讲，清官还难断家务事呢。父子间的恩恩怨怨，旁人怎么能够理得清？政府也毫无必要卷进这种矛盾嘛！腊八烧祠也罢，梅虎烧祠也罢，梅麻三杀子也罢，哪一件跟我们搬村建镇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我看一件也搭不上！风马牛不相及的两档子事嘛！一个造福于民的宏伟蓝图，岂能因这些琐事就荒废了呢？”
王清举顿时为自已的陋见面红耳赤。但我还是窥见了他内心的窃喜。他不露痕迹地疏导了话题，血案动因分析的锋刃紧帖着他的脖子，滑向了一边。他躬身给县长考究的杯子里添了些水，附和道：“到底是县长目光远大，让我们茅塞顿开呀。”县长此行的目的已完全明朗了。两件命案，让他心惊肉跳的两片乌云顷刻化作了乌有。
县长又挺着臃肿的肚皮腾地站了起来，动情地说：“我也是从洪灾牙尖骨缝里活下来的苦娃子。对搬村的事，我有发言权。我的故乡魏家拐子，跟瘫子村可以说是一个胎盘塞着的难兄难弟。我记得清楚哇，小时候，土坯砌成的房屋被洪水哗哗冲垮，年年建，年年垮。我爹后来索性就搭个庵棚，不再建屋了。一逢雨，全家的锅碗瓢盆都用来接漏。这是种什么样的苦哇？那年代全国都穷得骨头馊，也不觉得特别难捱。现在再让瘫子村乡亲遭这样的罪，良心何安啊。瘫子村的爹娘，无异于我自已的爹娘。看着他们至今仍没搬出灾窝子，我是夜不能寐。农民这个群体，有它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安于现状、目光短视，我们政府可不能短视！我在这里撂下个狠话，明年汛期前，瘫子村再不迁上大堤，我作为一县之长，我就迁到瘫子村的茅棚里去。洪水扑过来，让它第一个就砸死我。小时候我是个活蹦乱跳的浪里白条，现在胖成个旱鸭子了，洪水来了，我绝不躲，死了也值！为什么呀？乡亲们喊我父母官，我不够格嘛，就当我是被父母官这三个字砸死的！”县长讲得鼻子发酸嗓子发硬，全场感动得掌声雷动。会上，我作为血案证人的角色已毫无意义，我悄悄溜了出来，像一个灰心的窃贼的影子。
下午，我搭乘硖石乡隔日一趟的长途车回到了省城。一年多，我带去写民俗流变史论文的便携电脑里，没敲进去一个字符。坑坑洼洼的乡间公路，粘稠的泥巴不停地甩上车窗。盛开霎亮黄花的乡野掠过，襁褓般的宁静。路旁闪着破败腌脏的三等小站，三、两个等车的农民，呆头呆脑地看着遥远的天空。一路的废可口可乐罐和旧报纸，几条瘦得皮包骨的野狗，在斜坡下的肥美春草中觅着午餐。瘫子村一下子成了股浮云，飘离了地面。我的脑中一片空白。
半个多月后的一个傍晚，在姜斯年教授怒放着白色夹竹桃的小院，我突然接到了王清举的电话。他异常兴奋地告诉我：“瘫子村的农民终于开始清洗那发霉的脑筋了，有几户已到镇上卖旧桌旧椅，近几天就要动迁了。”我问：“麻三叔和梅虎的命案了结了么？”
王清举愣了愣说：“死就死啦。有什么需要了结的呢？”
我说：“瘫子村人的犟性子就这么都顺了？”
王清举说：“等他们在安全的堤上过上好日子，不就顺了吗。”说话时，我捏着电话忽地走了神。我的脑中浮出了二瘸子那张老纹错综又眼神执拗的脸，我仿似看见了他挑着个发黑的大筐，筐内装了些锅碗、锩子之类的旧家当。一长溜地村民都挑着这样的大筐，队伍逶迤着向堤上移动着。这是一支彻头彻尾地被打败了的队伍。德贵叔步履蹒珊着赶不上趟地夹在队伍中。背有点驼的梅子孝在队尾歇斯底里地嚎着：“别走哇，别全走了哇！那三个石狮子谁把它搬上来呀！”长长的队列中没有一个人说话，梅子孝的啕哭给空旷河滩罩上了一层说不出的凄凉。
握着电话楞了半晌，我又缓过神来。我没头没脑地问道：“乡长，咱隔得这么远了，你能不能把手搁在心窝上说句良心话。梅虎烧祠的事是你授意的么？”
“我能干那缺德损寿的事儿吗！刚开始我确实想给他点压力，促一促麻三叔。我们原料想梅虎只是个抻着成条、揉着成团的软骨头、可怜虫。唉，别成想他性子却这么烈呀。不过在我看来，这父子的鲜血没算白流吧。若不是祠堂烧了，他们父子惨死了，瘫子村怎么可能搬迁呢？”王清举说。
我说：“死得值不值，只有老天爷知道了。但有一条是肯定的，你很快就会换一顶更乌的乌纱帽戴了。我有一句话哽在喉咙里，不吐不快。你千万不要把瘫子村的这些农民，包括死掉的麻三叔和虎子，想的那么愚昧无知。你跟他们，甚至也算上我跟他们，是活在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里，这距离不亚于阴阳相隔。”
王清举说：“你讲什么昏话呀，我听不懂。”没等他再说，我啪地就粗暴挂断了电话。
梅红也回瘫子村住了两个星期，回到了省城。她说梅祠烧了后，村子就像丢了魂一样，村民们什么事儿也议不起来了，许多户没跟子孝叔这几个长辈商量，就开始搬家了。“不再像瘫子村了。”梅红感叹说：“那以后许多事儿都突然地变了，在村头村尾转悠，哪里找得到家乡的那种感觉？记得你曾给我念的博尔赫斯的那句诗么，我把它改掉了：我一直在心底暗暗地设想，天堂就应是逝去了的瘫子村的模样。在爹的坟头烧纸钱时，我一滴泪也没流，有些东西死了，以后就永远不会再复活了。”
梅红说：“你老躲着我电话的那几天，我就整天有一种阴沉沉的不祥之感压在心口，夜里总睡不落枕，总是莫名其妙地惊醒过来，一闭眼就看见爹一言不发地坐在窗口。我偷偷地哭了好多回，其实那时爹在我这里提前死过了，真的，这种预感是藏在血脉里的，我就知道他会出事儿。”
仿佛谁也没在意土匪腊八的失踪。春炽日暖，堤上黄色、紫色的野花灿若云霞，无端端地突然有人说，咦，今年堤内堤外的野狗咋这么多？密得跟苍蝇似的，嗷嗷嚎着，像地里肥屎都舔吃了，叫庄稼饿得慌哦。临淮镇的一些嘴馋的人，夜间牙酸腮硬，低头寻思，哦，瘫子村那个脏话直喷的土匪汉子多时不见了。
脱离了腊八大砍刀的淮上野狗族，失去控制地繁衍着，夜间四处疯狂地奔跑着，仿似在寻找那个擒着屠刀的男子。
乌托邦的河流
我做过一个异梦：月光下，一个男子磨着剃刀，又用剃刀去割河流的皮肤。河面一声怪啸，被划出一道伤口，朝外喷着鲜红的血。这血翻山越岭地射到一条繁华大街，刹那间一街女人的牙齿全变得红兮兮的，她们嘎吱嘎吱地挫着牙，下巴一滴滴地淋着血。市长骑着一条白蹄黑脊的母狗逛“梅氏餐馆”，他筷子夹紧的饺子突然变成了一个骷髅。睫毛黑幽幽的骷髅呻吟着：“我饿，我饿。”从峡谷间九曲回肠奔流着的大河着火了，河面布满了碧绿乱窜的火焰。一条青鳞闪闪的鱼蹦出水面，焦急地说：“我是乡长。到大海怎么走？”
我最后一次去瘫子村，是在去年的主汛期中。我搂着梅红丰润的肩头，站在图书馆昏暗的窗前，望着窗外绵绵不绝的雨丝。街上塞满了伞、警笛、挎包、婚外恋、尖锐湿疣、小偷、愤青、硬卡着互不相让的出租车、靴、恐惧，收音机吐着北方河流水位暴涨的消息。梅红说：“我烦透了。我有一个愿望，如果实现不了，就像个恶性肿瘤一样，疼。你陪我回一趟瘫子村吧。”
从鲁口子到临淮岗，车子在淮河大堤的窝棚中小心翼翼地穿行。这是一条完全被击败了的大堤。堤内堤内的水位一般平，只是外水浑浊湍急、内水凝滞稍白。若从高处看，我想大堤应像一条黝黑的游丝，可怜巴巴的浮在洪涛中，仿佛一阵狂风就能把它吹断。我说，这样的大堤有什么狗屁意义呢？梅红说，幸亏有内水顶托，否则这么凶的激流早让大堤崩得不像个样子了。我苦笑道，崩不崩还有啥区别呢？瞧瞧灾民，反正早已倾家荡产了。
我钻进灾民搭建的几座小窝棚。这种临时建筑用巴茅草夹薄泥、粘着塑料膜布做顶，里面约有七、八个平方米，吃喝拉撒都在里面，炊烟、尿骚气、汗臭味都排不出去，是蚊蝇的天堂。一进窝棚，怪味就呛得人睁不开眼皮。不少没救得了床铺的灾民，就胡乱地睡在肮脏的油毡上。同样被洪水逼上了堤的蜘蛛、蛇、土拨鼠、剪尾蝎、野狐等小动物，昏头昏脑地四处乱窜。好在政府救灾行动已经开始了，每个窝棚里都免费发放了用来澄清饮用水的明矾、电筒、止泻药和压缩饼干。堤身太窄，车子卡住了，我们陷在了炸开锅似热闹的灾民堆里。有人看着水中若隐若现的树梢和屋顶在哭；有人坐在堤上，支张小桌子，啃着咸鸭爪、盐腌菜在喝烧白酒，令人惊异地气定神闲。我骂道：瞧这鬼德性，真是没得救了。梅红狠狠白了我一眼说：净胡扯！扯着嗓子嚎才叫有德性？瘫子村人有句古话叫“灾赐人闲”，这可是他们被大灾逼出的一种智慧呢。抗不往时就养蓄着精神气儿，最难熬的也并非眼下，而是洪水退了以后。地里水一退尽，就得拼着命抢栽抢种，怠慢一刻就要挨饿。尤其今冬明春青黄接不上茬时，才真是个难迈的坎儿。
一个剃铁青光头、赤裸上身的汉子抱着膀子，呆呆地看水。半晌，说：“这狗娘操的洪水把我们困在这里，胆都憋绿了啊。跟我前几年关在监狱里一个毬劲！还不如监狱呢，那儿还能吃闲饭、瞎刮蛋。嗨舅舅，你说这水啥时是个头哇？”一旁佝偻个腰咳嗽的干瘪老头慢吞吞地说：“八子，就你这火爆性子坑了你。瞎急个啥呢，少说还得憋半个月吧。水一退，还不叫你狗日的脱层皮！你娘东拼西凑地给你扯娶亲的礼，全泡烂得跟稀屎似的。那姑娘————”别说啦！汉子朝他的舅舅吼了一嗓，又抱着头蹲了下去。他古铜色暴壮的脊背拱着，汗珠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