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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异乡的红漆
从墙上挖砖一块，点上红漆，塞在远嫁异乡的女儿的枕头底下。这样她的魂魄就永不会丢失。
————沿淮风习之一
这么些年，我遇到过三件有着浓重宿命色彩的事儿。讲给你听，倒像是一个蹩脚小说家在虚构，我自已也常怀疑那些事是否真真切切的发生过了。一个沉溺于往日的人，习惯了隔着发黄的漫长时光往回看，这就像巢中的鸽子在月光下，扭头去梳理自已尾巴上的羽毛，有些熟悉的羽毛一下子不见了踪迹，难免会茫然若失。“船上一阵尖叫。这个破妓女。那个满脸麻子的名叫柳如是？”“要么，陈寅恪老疯掉了？”跟姜斯年教授的酒中闲聊，能轻易找到这些感受。蒸腾着热气的小菜。加了太多的葱姜蒜，把历史的腥气杀尽了。记忆不甘沉寂，是的，它会去篡改掉一些东西。我跟梅红的初识，是这三件事中的一件。
“你一定要养成考据癖。否则在这门学问上你将一事无成！”历史系的姜斯年教授把我喊到他的椭圆形书桌前，果断地说。每年的冬春之交，夹竹桃正待开花的时候，姜斯年教授讲话的语气会一扫平日里的狐疑和游烁，斩钉截铁一般。你若反击，会陷入一场无休无止的论战，许多你不愿提及的往事，会被他毫不留情地揪出根底。所以这一段时日，熟人们一般不敢惹他。姜斯年教授踱到窗前，眺望着远处，举例说：我的考据癖仿佛是娘胎里带来的，小时候钻牛角尖，常犯偏头疼，疼得满地打滚。一次，母亲请来的一个老中医竟想对我这没日没夜的怪症下药，结果他熬了两天的药汁没灌进我的胃，倒让我揪着“败酱”、“当归”和“假苏”这三味药名给他上了一整天的课，老头子又急又气又插不上话，竟没跨出我家的小院子就病倒了。姜斯年教授的这件小事，后来被我在课业之余不厌其烦地引用，我想说服同僚的是：姜教授果真是个天生的史家。
“你要在瘫子村这个名字上浸淫下去！知道到了什么程度才能叫淫么？”姜斯年教授久立窗前，喃喃地说。他高大微驼的背影在夕光中漫射着一种沉重感。
第二天清晨，我就拎着几个鸡蛋和一纸杯牛奶扎进了无限幽深的省立图书馆。我想抵达姜斯年教授所说的淫。这或许也是我患上严重的考据癖的肇始。忙了一日，我要搜寻的书都找到了。这几本书仿佛是整座图书馆中蒙尘最厚、霉味最重的典籍。在一本名叫的书中我找到了几个涉及“瘫子村”的段落：“自峡山口至瘫子村，百里泽国，溺毙者累以数十万计。有矫健者泅聚于涛中树梢，与毒蛇共悬一株，人蛇俱惊、互不相侵”，“十室九空，积尸成疫”，“沿淮各族长者齐至瘫子村梅祠，议冬春疏浚之事，终不决”等等。按此记述，瘫子村在淮河灾难史上果应是个绕不开的小村子，只可惜现版的地图上，已嫌俗将其改作了滩子村。在《疏淮志之人物记》中也发现了梅修山的名字，受内容所限，该书对梅修山创立南拉魂腔戏班的事只字不提，只记述了他作为一个“有名望者”夜闯总督府强筹水利之银款的事，用的小说的笔法，光是描述总督府恶狗逐人的场景就花了两百多字，而真正的要害处却又语之粗略。唉。
大概是晚上十点多钟，正当我在一堆霉书中忙得灰头土脸，也为将赴这样一个村落兴奋不已时，头顶的一排灯却倏地一下灭了，室内霎时暗了下来。像有一个巨大的阴影猛地砸了下来。这些竖排字、缺标点的古籍本来就累得眼球涨疼，这下没辙了，瞅瞅四周早已没了一个人，我大叫一声：管理员！
没有人应声，那个管理员却迅疾地过来了。她站到我身后时，我一扭头，吃了一惊。我看见了这辈子叫我最难忘记的一张脸。她的脸异乎寻常地白：一种煞白。那种仿佛在深宅中被满脑子冥想熬了许多年的一种煞白，却又不显得干枯，分明有着一层淡淡生润的纤毫光泽。我心想，这种煞白，若长在一个深居巷底的老算命先生或是一个怨妇的脸上，倒也说得过去，或者干脆它长在我的导师姜斯年教授脸上，也与他终年“浸”而“淫”于其中的史学，有一种神韵器质上的暗合。这样的煞白，它怎么也不该生在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脸上呀。她的头发蓬松，草草地用一根短绸片子掠起，扎在脑后。厚厚的镜片在鼻梁上略往下坠滑着，眼光有一半是越过眼镜的上边沿过来的，她的眼神宁和幽深，像是眼睛的背后接着一条长长的邃洞，朝外冒着一股子寒气。身子站在了你的对面，黑黑的瞳孔却像在放弃似地退缩，退得很远很远。不知如何会有这样的效果，多年来我一直迷陷于这双眼睛之中。我想，长着这样一双眼睛的女人，一定是复杂的。后来我被一本名叫《莲花的肉身之香》的古闲书中的女主人触动，老觉得那个总持把绣花团扇在池边晒太阳的她，就是这个图书管理员。我在它的扉页上，试图勾画出一双这样的眼睛，费了好多天的功夫，有了轮廓，却总觉少了它的神气。
她的脸很瘦削，身躯却又不匹配地异常饱满，洗得多处发白的蓝卡其布工作服胸前高高隆耸，第二粒扭扣好像随时要被绷飞了，击伤你发着呆的眼睛。一种入了膏腴的肥沃。这样的脸和身躯体让人疑惑是一种嫁接。刚才还挤满我脑中的淮灾的浪头，哗地一下就退净了，我怔怔地盯着她的眼。笼罩着我的姜斯年教授的考据癖也哗地一下，没有影子。她扫了一眼我手中未及放下的古书。
“咋啦？”
“灯坏了。”
“没事的。这灯有点神经质，常莫明其妙地坏，等一会儿又会自个儿亮了，像闹鬼似的。到这个角落来看书的人都怪兮兮的，连灯都犯了病。”说着，她扑刺一下就笑了。
我直勾勾地盯着她的眼睛，接不上话茬。以后的无数次回忆一进行到这里，就被狠狠地卡断了，除了深深的难堪的沉默，我记不起那一刻内心活动的任何痕迹了。可能的情形是这样的：两人奇怪地对视了不知多久，我撑不住了。我昏头昏脑地抱着几本书回到桌边，没料她抬脚也就紧跟了过来。
一种可能。“尽瞅这些破书做啥？”她斜靠在桌上问道。第二种可能。“你遗精么？”她直截了当地问。第三种可能。“该死的纳兰性若还是范思哲？镶边宝蓝旗袍还是七分裤？生还是死？我踮起脚尖，旋给你看？”总之，我的脑子被弄坏了，哪一种可能都只能是假设的，而且全然不合逻辑。
难道她会这么问么？我在犹疑的推测中询问自已，我焦燥地掀翻茶杯，揪住自已在遗忘中杀出了几根白丝的头发。“是啊，她会这么问吗？就算她这么问过吧。”我摊在桌上的几本书，多年来恐怕只有那些图书馆中的蜘蛛们读过，书与书之间的蛛网上密布着尸体干瘪的死蚊子。
我并不回她的话。也不知那一刻从哪里涌出的邪胆，我猛地用手指，一根手指，仿佛是中指，按到她高耸的胸尖问道，这写的是什么。隐约是“省图”的两个字已被磨洗得缺了大部分笔划。果是寡廉鲜耻，歪着小三角扁脑子的腹蛇不懂人世的规范。哪还游什么？不如跳窗逃走算了。我心中腾腾的烈焰烧破了脸皮。她却并不躲避，反将胸向前稍挺了挺，嘴角浮出一丝古怪的笑容说，你猜呢。我的脑子轰地一声就爆了，右手顺势张开就抓住了她胸前的衣边，将她拉倒在我的腿上。紧接着的一些细节又被我的记忆无情地疏漏掉了。后来，是怎样移身到密集的高大书架间做爱的？开始时两人说了些啥？无论如何这中间应该有些必须衔接的步骤。如果少了这些步骤，我绝对不配做以严谨著称的姜斯年教授的学生。任何一个敢在考据学中逗留的人，记忆力都可能是惊人的，他们能把乱成麻堆似的互不沾边的数据，或怪异的人名地名，清晰地刻在脑子里，比如我吧，我能随手列出个１５７８年明朝万历皇帝大婚至１５８２年张居正逝世之间，这个国家历史事件的清单，但有时却突然想不起睡在枕边的妻子的名字。这真是件伤神的事儿。记得第二年的冬春之交，我心血来潮，磨着她，想请她复述一下她那一晚我们之间的对话。
她吃惊地问：“那么多的废话，让我怎么复述呢？从哪讲起？”
我抓抓头皮说：“我脑子都掏空了，记得的却只是那么寥寥几句啊。”
她娇嗔地用手捅着我的额头，说：“混蛋的东西，几句话就能让我上钩吗？你那一晚滔滔不绝，从黄河夺淮入海讲到亚马逊，从考据癖讲到夹竹桃。猪窠子。卢浮宫。七月底的内裤，里子乱七八糟。别人听了，彻头彻尾地是个疯子啦。可不知为啥，那些话就让我着迷透了。我还记住了你念的博尔赫斯的那句诗：我一直在心底暗暗地设想，天堂应该就是图书馆的模样。唉，你没听说过雄辩和权力都能让女人产生性欲吗？”我说：“我不知道”。
史学的重任就是这样重构着往昔的图景：省图的那些书架是一直砌到屋顶横梁的，我清晰地记得标着“1957年制造”的书架质地坚硬，看上去特别的沉。喜玛拉雅的密林。写着咒语的斧子。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呆子。那时的人们还舍得用柞木、楝木甚至楠木等上佳好材制作书架，真是多亏了他们，我们拼命的折腾也只是弄得灰尘簌簌地往下掉。她把一条腿架在了书架的第二格上？或许是第三格吧。她呼呼地喘着粗气。半透明、浓腥气、黏乎乎。真叫人崩溃！你不是说那里散出檀香味、兰麝之气吗？嗨嗨，一个下贱胚子掏蛋鬼！我阻止了她撕扯衣服的迷乱冲动，按我的心态，绷断了第二粒扭扣但仍被紧紧包裹着的肉体，是最动人的。正如被一厘米地皮覆盖着的沸腾火山，有一种欲掩弥彰的生命力。一种被压抑的封建主义的欲望之香，闷罐香，更能刺激像我这一类的男人。为什么要把比那一厘米地皮更薄的衣服撕掉呢？老实说吧，我从来就不喜欢赤裸裸的东西，尤其是赤裸裸的女人身体。她的臀骨很宽，我家乡一带的汉子都巴望娶这样厚臀股骨、会下崽的女人，据说这样臀骨的女子除了产子顺溜外，挑担子负重往往也是把好手。我的手指深深抠进她臀部柔软无比的肉中，像泄恨一样，按我的经验，那青紫的指印要几个月才能褪净。当她像一滩泥般被我抱住时，我一抬腿，咔嚓一声有什么碎了。是她的摔在地上的眼镜。
“那天是腊月初八，老家人都讲，跟穿白鞋子的男人来往，消灾呢。沿淮一带腊八日结婚的人特别多，圩埂上一溜子的白鞋。”后来她说。我已经记不得当天我是否穿的白鞋。我有白鞋子么？白鞋？像让姜斯年教授犯病的夹竹桃花的那种白色？但有一个场景我是至死也不会遗忘的，她衣衫凌乱地斜靠在图书馆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