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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良说：“看不出，你还是个野心家。”
大家说说笑笑，没什么当真的，也就有些随心所欲了。
时间已经不早了，郑天良就对耿天龙挥挥手说：“这彩电你还是带回去吧，先让那些退下来的老干部们看上，前天政协余副主席还问我要彩电，我说等明年计划下来统一安排。”
耿天龙说：“郑县长，这台是先给你的，分管商业的县长连彩电都还没看上，人家会说我对年轻领导不重视，不尊重。而且我又不是送你的，两千二百块钱，一分钱也不能少。”
郑天良说：“重视不重视不在于看上没看上彩电，而在于工作上是不是相互支持。我历来把工作关系看成是上下级之间的最重要的关系。”
耿天龙说：“我也是这么看的，现在也查清楚了，我没问题，没往你脸上抹黑，所以我才安排一台彩电给你。要是真有问题，那我就是贿赂了。”
郑天良说：“耿局长，你也不要给我冒充神圣，有一点是肯定的，今年的计划彩电本来就没有我的份，你现在送过来一台彩电，这不是特权是什么？”
耿天龙还想解释，郑天良说：“明年你不给我计划，我也要自己给自己争取一台计划，但现在，你唯一对我尊重和重视的就是，把彩电搬走。”
耿天龙打了一个电话，一个小伙子敲门进来将彩电搬走了。耿天龙说这个小伙子就是我儿子耿伟强，耿伟强连声说：“郑县长好！”他熟练地给郑县长敬上“牡丹”烟，郑天良看到了小伙子手指上戴着很大的金戒指，金戒指就像一个商品的商标一样注解着小暴发户们必不可少的富有和庸俗。
第二天早上，黄以恒走进了郑天良办公室，这在官场上也是不合规矩的，一般说来，无论什么事，都是下级去上级的办公室。所以黄以恒进来的时候，郑天良就很客气地让座，他们共同坐在对面的沙发上，而不是像对其他人那样，郑天良端坐在办公桌前，让下级明显处于一种俯首称臣的位置上。郑天良基本规矩还是明确的。
黄以恒接过郑天良的烟，说：“老郑呀，你上次的提醒是非常及时的，‘五八十’工程如果不请专家论证的话，真还不知要犯多大的错误呢。从省社科院、省计委和体改委请来的专家学者们基本上肯定了我们‘七五’发展的战略思路，但在五条商贸大道的建设标准还有亿元乡镇亿元企业的内涵上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效益指标还有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等问题提得很细。”
郑天良总觉得黄以恒的话里还是充满了肯定之否定的辩证法，但他不愿在这个场合为工作的事再争个不休，他希望拿到县长办公会上去讨论。郑天良只说了一句：“人大能通过吗？”黄以恒说：“人大要做改革的动力，而不会做改革的阻力。我会跟人大的各位常委们打招呼的，在关键问题上，人大和政府要保持一致。”
郑天良觉得黄以恒话里有话，但他不再争辩。黄以恒又掏出一支“中华”甩给郑天良，并给他点上火，他好像很随意地说：“耿天龙的事没必要大动干戈，纪委、反贪局都去人了，也没查出问题，很被动呀！”
郑天良发现这才是黄以恒礼贤下士的真正动机，于是也就当仁不让了：“没问题就不应该怕查，查清了后更证明了他是光明磊落的。如果有人要查我在马坝的事，我是不会有一点意见的。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我看没那么严重。”
黄以恒说：“我只是跟你随便说说。老郑呀，你是多年的领导干部了，我们既要严格要求下级，但也得学会爱护和保护下级，工作主要是靠下级干嘛。老耿是老同志，很讲面子，你去一查，局里都说老耿犯错误了，唾沫星都能淹死人，这也是中国国情。当然了，真的违法乱纪，那就必须依法办事。这一点含糊不得。”
郑天良说：“耿天龙的事现在还不能最后下结论，他只是从报表上看没问题。反正我在马坝乡这几年是没见到过有彩电票分到我们手里的，自行车好像有几辆。但报表上反映每年都分了一到两台彩电，究竟是商业局没分下去，还是分下去被我们乡政府干部贪污了，还要调查。”
黄以恒说：“我同意你的意见，但要快一点。下面我们还有许多事要讨论，不能总被这花花绿绿的电视机捆住手脚。”
黄以恒走了没几分钟，政府办送来了转“郑天良副县长亲收”一封信。
信是以“部分反对官倒的正义群众”名义写来的。信中揭发了耿天龙这三年来，造假报表，私自贪污了计划彩电七十六台，如果按每台比黑市平均高八百块钱计算，总共倒卖贪污六万零八百块钱，贪污计划冰箱四十二台，倒卖差价一万三千六百块钱，贪污计划自行车一百二十四辆，倒卖差价一万二千四百块钱，这些货全部都给了他儿子耿伟强。检举信中有一些很情绪化的内容，诸如耿天龙如此贪赃枉法，目无纲纪，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类。
检举信中还将十几份出库单的复印件都寄来了，上面有耿天龙的批示，“同意调拨”等字样，这些调拨单显然是去向有问题，因为一般计划彩电冰箱自行车都是凭票在商业局所属的“百货大楼”买货，不存在批条子调拨一说。
郑天良站起身来，打开窗子，窗外阳光正好。他首先想到的是，此事要让检察院直接介入了。
郑天良将这封举报信送到了黄以恒的桌上。黄以恒正在打电话，他放下电话时脸色极其难看，他对郑天良说：“柳河大桥的款子又出问题了，省交通厅说好的计划拨款八十万，现在又说什么桥不在国道省道线上，简直是刁难！我究竟要烧多少柱香，这项拨款才算合法？”，黄以恒从烟盒里拨出香烟扔一支给郑天良，自己点燃一支，大口大口地吸着：“老郑呀，我们这七品芝麻官真不是人干的，你说上面那些官僚们怎么就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呢？”
郑天良没正面答话，就将举报信递到黄以恒的面前，黄以恒看了几眼后，轻描淡写地说：“商业局是你分管的，你全权处理吧。我马上还要去省城一趟，这钱拿不到手，桥就建不成。”说着就站起来准备出发。
郑天良说，“我的意见是让司法部门介入。”黄以恒说，“你看着办吧！”
宣中阳进来说车已经准备好了，黄以恒转身就走了。
郑天良将耿天龙召到办公室，他想核实一下，以免被动。可核实是根本不可能的。耿天龙说：“我唯一能告诉你的就是，我没有问题。”
郑天良扬起手里的检举信说：“那么这信上说的都是诬陷你了？”
耿天龙不动声色地坐在郑天良面前：“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许多人事情不能干，诬陷的本事一流，搞阶级斗争更是一把好手。没什么奇怪的。”
郑天良发觉耿天龙一语双关，他被刺了一下，就有些沉不住气了：“你这些事实明摆着，还有什么抵赖的？马坝乡从来没有见到过你发的彩电票，还有这些调拨出去的彩电冰箱自行车都到哪去了？”
耿天龙说：“是有些出入，但那是特殊需要调拨的。”
郑天良步步紧逼：“哪些特殊需要。”
《放下武器 》许春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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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天龙说：“反正不是我，我也不便说。”
郑天良拍桌子了：“是你儿子需要，当然不便说。”
耿天龙说：“郑县长，话可不能这么说。我老实告诉你，这些调拨彩电不是在你分管期内发生的，从组织纪律的角度，我是不能对你说的。”
郑天良火了，他指着耿天龙的鼻子：“你胆大包天，贪赃枉法，七八万的差价就在你批的条子下被套走了，你的权力是谁给你的？我把你送到牢里去！”
耿天龙说：“那好，你让公安局来把我抓走吧！”
郑天良向县委陈书记汇报了情况，陈书记说：“我同意让检察院介入，黄县长从省城回来后，我再向他通报。”
当晚，耿天龙就被“隔离审查”了，等到黄以恒三天后从省城回来后，耿天龙已经全招了。他说给他儿子批的彩电是二十六台，冰箱十一台，自行车三十六辆，其余都是黄县长、前分管刘副县长、于部长还有其他县领导调拨走了。耿伟强倒卖的彩电都是夹在县领导的调拨单中每次扣留几台，从来没有单独为儿子批过彩电。
耿天龙放出来后，停职反省，等候处理。
郑天良参加了县委常委扩大会，会上就耿天龙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结论是耿天龙在“隔离审查”时的交待是基本准确的。至于县领导批的彩电冰箱都到哪儿去了，黄以恒在会上说：“我这几年共批过十四台彩电，其他同志也批过一些，这些耿天龙都向我汇报过。我们这些县长书记搞钱也不是太难的，我相信大家不会相信我们去倒几台彩电赚钱的。这些彩电冰箱都用于我们县里的工作中去了，不送能行嘛，项目从哪儿来，资金从哪儿来？有时去送这些紧俏商品还得我这个县长亲自送上门，在这个小范围里我讲句难听话，我那时候感觉自己就像一个送上门的婊子。东西送了，我们能不能把那些人讲出来呢？如果陈书记觉得有必要的话，我就一个一个地写下来，写下来后，我就辞职，因为此后县里的什么事也别想办成了。这次去交通厅也少不了要活动活动的，具体内容我能讲吗？反正现在八十万已经批下来，柳河大桥就要上马了，两岸六万多群众再也不需要坐船过河了。”
黄以恒一通慷慨陈词后，常委会上大家都不支声了，陈书记说：“我今年马上就要下了，平时我主要是抓党建和干部队伍建设，县里工作以恒抓得多，很辛苦也很不容易。今天这个会不是要大家来交待问题的，以恒这一点你要明确。大家交换一下意见，说清楚就行了。主要是讨论耿天龙处分的问题，检察院在等我们的批示，只要县委同意，他们马上就可以批捕。”
郑天良说：“我认为一切按法律办。除了县里工作调拨的外，他私自截留给他儿子耿伟强倒卖的彩电冰箱洗衣机差价案值近三万块钱。”
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是，让耿天龙将差价部分退出来，然后再给予一个党纪处分。郑天良站了起来，他声音提高了八度：“如果耿天龙不依法处理，将来还会有许多个耿天龙接着贪赃枉法。”
黄以恒说：“老郑的意见当然是对的，但这个案子比较复杂，许多东西拿到法庭上，我们县委县政府也要当被告的。如果觉得这不会有损于县委县政府形象，如果我们当被告有利于我县的改革开放的大业，我倒不在乎上法庭为自己辩护。”
陈书记摆摆手说：“这件事，我看就这样处理吧，让耿天龙将差价款退出来上交县财政，然后让他提前退休，反正他也快到了。组织部于部长代表县委将这一决定向他通报一下，把问题讲透，他应该是能接受的，也不再搞什么党纪政纪处分了，都一辈子下来了，晚节不保，可惜了！”
黄以恒说：“为了淡化处理这件事，最好叫他打一个因健康原因而提前退休的辞职报告，影响要小一些。”
对此，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