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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良看着一贯沉稳的宣中阳有些情绪化了，他反而镇静了起来：“宣县长，我到目前为止，还是坚持自己的这一观点，即使正亭书记来调研的时候我在会上都没有对工业区和啤酒厂说半个不字，你应该很清楚我的立场。现在的清产核资和经营审计完全是市委的决定，而且是为下一步改革做准备的。只要市委没有对工业区和啤酒厂下达明确的指示，我决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
宣中阳说：“但是你已经让田来有进去了，也让杨功成被捕了，还有十几个厂长经理们惶惶不可终日，这哪里是在清产核资，简直是在搞文化大革命，是在整人。都抓进去了，谁来干活？”
郑天良看到有一个苍蝇在深秋夜晚的光线中软弱无力地飞行着，他看着苍白灯光下的苍蝇走投无路，他的视线沿着苍蝇飞行的轨迹左右移动着。过了一会儿，他仍然不紧不慢地说：“清产核资出现的问题是我远远没有想到的，而且老田这么大年纪了，还干出这些事来，为了区区几万块钱，把自己的名誉都毁了，实在不值得，我也很痛心。你要找吴成业谈谈，这个同志就希望我们出事，我前天已经跟他严肃地指出来了，纪委要为经济建设帮忙而不要添乱，你看他一见到谁有问题了马上就兴奋。老田的事审计部门要是事先向我汇报，我肯定要按住不动，这倒不是保护腐败，而是本着对干部负责的态度，干了一辈子了，不容易，偶尔有个过失，内部消化了不就得了。而纪委和检察院是靠抓人多少来评定工作成绩的，抓的越多成绩越大，所以我找你商量一下，想想办法，我们到市里去跑一跑，找正亭书记和黄市长说一说，能不能网开一面，不要弄到检察院去，让老田把钱退了，回来后再说。”
宣中阳很不放心地望着郑天良，然后说：“叶书记那里只有靠你去说情了，我是不敢为腐败说情的，老田自己不注意，咎由自取，谁也救不了他。”
郑天良说：“当然了，求情是不能放在桌面上说的，我们这是私下里说说，传出去是很不好的。但是，我很为难，因为我跟老田调换了分工，人家以为是我在搞老田，其实这件事我一点也不知道，据说是杨功成在审计调查的时候供出了老田，县纪委立即就通报市纪委，我找了市纪委的同志，但市纪委的人凶得狠，一个小科长都敢对我指手划脚的，根本不让我插手。我的意思是，明天我们俩去市里，你不好讲，我来讲，当面向正亭书记和黄市长求情，只要我们尽到努力了，我们也就对得起老田了，这种做法虽然不符合组织纪律，但说老实话，我们现在抓工作应该要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统一起来，毛主席就曾表扬过邓小平是‘这个同志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话又说回来了，与那些几百万几千万的大贪官比起来，老田的这三万多块钱根本不算什么。”
宣中阳见郑天良说得很诚恳就勉强答应跟郑天良去市里一趟，郑天良说以向书记市长汇报清产核资和审计结论的名义，顺便引到田来有的问题上去，这样过渡就比较自然了。
第二天，宣中阳到市委向叶正亭和黄以恒汇报合安县工业区的情况，郑天良发现黄以恒跟叶正亭很亲密，叶正亭在听汇报的过程中给茶杯里加水时，主动先给黄以恒的杯子加满，黄以恒说：“还是我自己来吧！”，叶正亭说：“不要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斤斤计较了，总有一天我们退下来都成了老百姓，你不还是我的老兄。等级制度让我们在倒茶问题上都深受其害。”黄以恒和宣中阳郑天良都不同程度地笑了起来。
因为宣中阳和郑天良主要是为田来有求情来的，再加上黄以恒在场，合安工业区问题无疑是相当敏感的，所以郑天良汇报工业区清产核资和审计情况的时候非常原则而抽象，只是说已经提前完成了这项工作，但只字不提实际资产情况和审计中存在的问题，不拿出具体数字来。而七绕八绕后，却绕到了田来有的问题上，郑天良说：“田来有同志为工业区建设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工作一直是任劳任怨不计个人得失的，所以拿了两三万广告回扣完全是一时糊涂，而且这与贪污受贿还是有些区别的，应该把它定性在经营活动中吃回扣这一层来考虑，田来有的问题是属于领导干部不恰当地参与了经营活动，而不是受贿。所以请叶书记、黄市长能不能从这个角度来从轻处理。”
黄以恒很详细地看着郑天良，像在研究一件出土文物一样地推敲着郑天良的表情，然后问了一句：“老郑，你是来汇报工作的，还是来为田来有求情的？”
宣中阳看了看郑天良，郑天良说：“汇报工作，也顺便说一说县里对田来有问题的基本态度，中阳同志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
宣中阳点了点头，表示肯定。黄以恒说：“我不知道你们合安县委的领导同志是如何理解以法治国的，法律是不是在合安已经成了一纸空文？感情能取代法律吗，市委市政府能以行政命令来废除国家的法律吗？我不会这样做，叶书记也不会这样做。田来有的蜕化变质和腐败堕落是他自己个人的行为，不代表合安县整个班子的形象，不需要开脱什么，他的问题由纪委和检察院来定。”
郑天良觉得黄以恒的这番表白既可理解成他对部下的冷酷无情，也可以理解成他对叶正亭的试探，抢先表明正义后，他要看叶正亭对自己的部下究竟是什么态度，因为叶正亭知道田来有是黄以恒重用的人，现在已经被“双规”，下一步是不是要斩草除根赶尽杀绝。
叶正亭在黄以恒讲完后，劈头盖脸地将郑天良训了一通：“你今天根本不是来汇报工作的，而是来为田来有求情的，耍什么滑头？有你这么汇报的吗？没有具体数字，没有详细的情况分析，没有对形势的基本判断，没有对未来的整体思路，我不知道你郑天良这个全省最早的乡镇企业明星书记是真的，还是假冒的水货？如果下一次你还是这样来汇报工作的话，我就请你让贤，你这简直就是在浪费我和黄市长的时间。”
郑天良抹着鼻尖上的细汗，声音软弱地为自己辩护说：“叶书记黄市长，工业区清产核资和审计情况我们只是简要地汇报一下，具体情况我们还有一个详细的汇报材料，明天就报来。”
叶正亭严厉地说：“所以你们就打着汇报的幌子来为田来有说情，搞什么名堂！田来有不抓起来，你们合安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田来有前仆后继。搞经济建设，领导干部过不了金钱关，是绝对不能用的。之所以让你协助中阳同志抓经济工作，就是因为许多同志反映你的作风一贯是正派廉洁的，看来对你要重新认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我在河远一天，就不会让腐败分子安稳地过日子，谁也不行！”
郑天良和宣中阳等于走进了死胡同，他们非常失败地离开了市委办公大楼。黄以恒让二位中午留下来吃饭，宣中阳和郑天良都说要赶回去有事，就告辞了。走出了飘扬着旗子的大楼后，郑天良对宣中阳说：“知道市委市政府的态度也好，虽然碰了个鼻青脸肿，但我们对老田是仁至义尽了。”宣中阳没有搭腔，一脸的无奈。郑天良说他还要到经委去一下，宣中阳就先回去了。
郑天良住进地处偏僻的“鸿运宾馆”后，关上门，一个人坐在房间里从公文包里掏出十万块钱，他感到这包钱放在身边就像怀里揣了一颗劣质手榴弹，随时都要爆炸，他想把这颗手榴弹扔掉，扔到河远的银行里，这样安全一些。中午一个人在餐厅吃了饭后，趁着中午所有的人都下班回家吃饭的空档，郑天良戴上太阳镜悄悄下楼上了出租车，见四周没有一个熟人，他叫出租车开到市郊开发区的一个中行营业部，营业部里没有一个人，他匆忙地推门进去，将太阳镜压低在鼻梁上，憋着声音在柜台上用十万块钱换了一张存单，在填写存款人姓名时，郑天良写上了“周玉英”三个字，柜台里那位嘴上涂满了口红的女员工扬起又细又弯的眉毛问郑天良“你是周玉英？”郑天良心里一惊，然后又反戈一击道，“有什么不妥当吗？”女员工笑了起来，她说“没什么，因为我婆婆也叫周玉英，没想到你跟婆婆是一个名字”。郑天良稳定了一下墨镜，说，“看来我和你婆婆还有些缘分。”说着打了一个响指，做出一付玩世不恭的大款神情。
回到宾馆，他摘下墨镜，然后推开卫生间的门，卫生间里一无所有，只有抽水马桶放水的声音异常尖锐地经过他的耳膜，他怀疑是不是刚被人用过或有人来过？于是他很怀疑地盯着马桶，十五分钟过去了，马桶放水的声音一如既往。郑天良谨慎地走过去，掀开抽水马到成功桶盖，他发现原来是水箱漏水。其实他并不想上厕所，这种多此一举的动作从一开始就让他外强中干的表情四分五裂。此刻，他有些报复性地狠狠地关上了卫生间的门，然后又拉上了厚厚的窗帘，午后灿烂的阳光被关在了屋外。白天的灯光有些别扭，它给人一种做作和故弄玄虚的氛围，这使郑天良对这个空间产生了部分的抵触情绪。于是，他坐到房间的沙发上点燃了香烟，香烟在他的头顶上腾起柔软而安静的几缕青雾，惶惑的心溪水一样地逐渐平息下来。他从包里摸出了存单，他发现上面全是机械的图案和电脑打印的数字与符号，看不出一点人的痕迹来，存单其实就是一张纸，郑天良感到这张纸对他不构成威胁，心里就越来越踏实。抽完了烟，郑天良站起身倒在床上，他最先听到的是自己呼吸的声音，这么年来，从来还没有感受到过自己的呼吸的声音，这声音粗糙却均匀，缓慢却流畅，如同一架用了许多年的风箱，自己的生命就在这风箱里进进出出几十年了。郑天良躺在松软的席梦思上浮想联翩，他觉得自己像一个特务，又像一个演员。特务和演员的主要行为就是表演，人活着也是表演，表演具有创造性，所以让人很振奋，很有成就感。如果说生活是一门艺术的话，生活的基本形式就应该是表演，表演才能产生出艺术。
就在郑天良想入非非的时候，手机响了，郑天良一惊，像听到警笛一样有短暂的紧张，但在确认了是手机铃声后，他镇定地打开电话，是叶正亭打来的。叶正亭问：“你回到合安了吗？”郑天良说是的。
郑天良说：“你赶紧准备好工业区各企业的对外招商引资的具体材料，尤其是对投资环境和投资优惠政策要介绍清楚，要突出工业区的规模效益，用铜板纸彩印工业区宣传画，下个月河远市要在深圳举行招商引资洽谈会，我们已经在深圳广州和香港及东南亚的一些媒体上刊登了宣传广告，而且在全球重要的网站都发布了信息。你们工业区是重点，不对外融资，只能是死路一条。”
郑天良听了后非常振奋，他知道啤酒厂是想保也保不住了，工业区和啤酒厂就像一道简单的数学题1＋1＝2 一样，转让股权和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