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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死者的吊唁后，这种糟糕的情绪又从内心深处窜了上来，他听到车窗外的风声正在夜幕下扫荡。
转眼就是年底了，郑天良终于当选了全省“人民满意的十佳公仆”，省报头版刊登了“十佳”的大幅照片和事迹简介，郑天良在照片上笑得很灿烂，他的目光正在看着报纸外面的世界。颁奖大会那天，郑天良从来没有感受到过如此强烈的闪光灯从不同角度将他们定格在镜头里并成为一段光荣的历史。省委姜副书记在给他戴上授带的时候还说了三个字“祝贺你”，郑天良感到领导的手又柔软又温暖。十佳公仆们手里捧着证书肩上挎着授带面对在场的记者们的拍摄，郑天良感到自己戴授带很不习惯，大红的绸带斜挎在肩上，总有一种饭店迎宾小姐的感觉，他闻到了省委大礼堂里的空气有些浑浊和稠密，竟头上冒出汗来，后来郑天良回忆起这一细节时，觉得自己主要是内心比较虚，当时没有明确地感受到这一点。
郑天良回来后就被市委找出去谈话了，叶正亭黄以恒和市委组织部张部长共同找他谈话，郑天良被市委任命为临水县委副书记代县长，待县人大常委会通过后任县长。郑天良有些意外，但他觉得离开合安也是一件能够接受的事，因为合安与他有太多的纠缠，他一走，那些能公开和不能公开的事等于也就一起带走了。那里的账等于是结清了，他走出市委大楼后，甚至感到了一丝轻松和解放，这种感觉使郑天良对那个冬天的下午充满了感动。
五十岁这一年，郑天良赶上了提正职的末班车。宣中阳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合安县委书记，县长将由市里派一位更年轻的同志担任，这个人就是叶正亭一年前刚提拨的三十二岁的市经委主任经济学硕士申文康。
合安上下很快都知道了郑天良要调到临水县去任县长，县里各界都在为郑天良送行，由于一个星期后就要去报到，所以郑天良接受送行宴会的密度太大，有时一天要喝四五场送行酒。在这个空档，他还要跟宣中阳谈一下工作上的事。
宣中阳说：“老郑，以后我们还要多向你们临水县学习取经，我们兄弟县之间要加强交流和合作，但是你不能将合安的投资商挖走，给我手下留情。”
郑天良说：“宣书记，你以前是我的领导，今后仍然是我的领导，如果我们临水有同志来参观取经，你可不许保守哟！”
他们说着一些很体面很轻松的话，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功成名就的从容与自信。郑天良说：“临走前，我只有一件事，希望宣书记能帮一下忙，也算是我私人求你的了。”
宣中阳说：“有什么话直说，只要能办到的，我决不推辞。”
郑天良给宣中阳点上一支烟，说：“我这个人一般说来，从来不将公事私办的，但这一次是迫不得已的。你知道陈凤山已经五十三岁了，在下面干了快二十年了，一直没提，他原来跟我在实验区也吃了不少苦头，现在身体也不好，跟我讲过多少次了，我都没理他，我走了，也就提出来请你帮忙。你看能不能将他平调到经委当主任，让他休养生息。如果有困难的话，随便安排一个岗位也行。”
宣中阳说：“这么点小事，还不好办，正好经委主任老高退下来了，我马上就办。”
郑天良说：“那就太谢谢你了，如果临水那边有什么事，你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我一定照办。”
两人说得很轻松愉快。郑天良没有提到沈一飞和于江海的事，至于为什么，也许只有郑天良内心里清楚。
临行前的一天晚上，郑天良参加了赵全福在红磨坊举行的送别宴会，这样安排等于是给了赵全福最大的面子，因为压轴的都是重头戏，就像歌舞晚会上，最后出场的都是大腕明星一样。赵全福邀请了全县各界人士一百多人在红磨坊欢送郑天良赴临水县就任，宴会上大家都说着最美丽动听的语言赞美郑天良的丰功伟绩和优秀品质，郑天良听起来怎么都有点像致悼词一样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他的笑只能是僵硬地堆在脸上，而缺乏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流露。
就在送行宴会刚刚进行到中间部分的时候，大厅外面进来了几个不速之客。郑天良首先看到了脸色阴沉的吴成业，这个县纪委副书记还是一副落难才子的打扮，身上的衣服又旧又暗，郑天良刚想上去跟他打招呼。一个戴眼镜的陌生人站到了郑天良的面前，他打开公文夹问道：“你是郑天良吗？”
郑天良正在接受着一群人的敬酒，他端着酒杯不知所措地说：“是的，我是郑天良。”那一刻，他的心里乱极了，所有敬酒的人都愣住了，他们端着酒杯无所适从。
戴眼镜的人声音稳重而扎实地说：“郑天良，我代表省纪委向你宣布，从现在起对你实行‘双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将你的问题交待清楚。跟我们走吧！”
大厅里的客人们全都张着嘴，热闹的场面刹那间一片寂静，能听得见蚂蚁在油腻的地面上爬动的声音。所有的人神情恐怖地看着郑天良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
郑天良此刻反而镇静了起来，他脚踏实地跟着几个人走了。在跨出红磨坊的玻璃大门的时候郑天良问了吴成业一句：“他们是不知道我在哪儿吃饭的，是你把人带来的？”
吴成业面无表情，声音冰冷地说了一句：“不，是你把人带来的！”
郑天良有点丧失理智地说：“我终于被你逮到手里了。”
吴成业说：“不，你终于被正义逮到手里了。你说过，你的问题不归我管。”
郑天良走出红磨坊大门后，他抬头看了一眼漆黑如锅底的天空，天空什么也没有，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冰凉的风。上车前，他又回头看了一眼灯红酒绿的红磨坊，他知道这可能是他留在红磨坊的最后一眼了，合安一切的人和事都从这个晚上消失了。省纪委的人很宽容地让郑天良站在那里多看几眼跳跃着物质光辉的霓虹灯，而吴成业打开车门说：“外面太冷，老郑，上车吧！”
郑天良说：“我可以跟家里人打一个招呼吗？”
吴成业说：“我估计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毕竟不是让你去参加十佳颁奖会。”
纪委的一个同志说：“你家里会有人去打招呼的，但不是你。”
郑天良问吴成业：“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
吴成业在车里说：“我不知道，因为你不归我管，你要是归我管的话，也许你注定不会吃上这顿饭，更不会坐上这辆车了。”
这天晚上，天气预报说从西伯利亚来的一股寒流在越过黄河淮河以后向偏东方向移动，请各有关部门做好防寒防冻的准备。
一夜风声不止，第二天早上，合安县第一位上街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发现地上全都结冰了，地上的污秽杂物很不好打扫。天确实很冷。
我舅舅郑天良的一生到这里实际上已经结束了，至于如何案发以及如何审判，很显然不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能做的就是将我舅舅郑天良从一个乡村兽医如何走向一个十恶不赦腐败分子的全部历程展示出来，至于如何评价我舅舅官场奋斗挣扎的几十年，那是读者的事情。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一个腐败分子的堕落决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也不是我们平常所总结的那样草率，作为郑天良经历的叙述者，我必须直面他的灵魂以及他灵魂蜕变的轨迹，这不仅因为他是我舅舅，而是我对历史对真实的一种尊重和起码诚实的态度。而今天我们越来越缺少诚实，我们满足于肤浅的宣泄和情绪化的愤怒，在义愤填膺的发泄中，没有人知道，我们离真实已经越来越远，我们像消费一次性筷子一样消费着腐败分子们的人生，这使我们忘记了官场和商场具有同样的性质，任何人也逃脱不了长年累月挣扎中的技术性生存所不可抗拒的游戏规则。官场也像足球场一样，进攻是最好的防守，防守是最高质量的进攻，进攻有时导致了疏于防守，防守有时又让进攻成为虚构，这是是非非进进退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就是郑天良的一生。一万个人眼中有一万个郑天良，我的任务就是让我和读者都尽可能地逼近真实。
我舅舅郑天良是在二000 年九月二十九日被枪毙的，枪毙郑天良迎国庆，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这一年胡长青、成克杰在我舅舅之前就枪毙了，所以枪毙我舅舅的时候并没有在全省引起多大反响，而出租屋里的穷人们却对枪毙了小官很不高兴，酒也喝得索然寡味，他们都说枪毙一个副县长就像枪毙一个蚂蚁，我说那枪毙乡长村长又算什么呢，他们不说话了。
我舅舅被认定的的受贿索贿款折合人民币是四百一十四万，也就是孔令根和万源都证实的那几笔钱，另有二百三十万块钱不能说明收入来源，这就是说赵全福贿赂的钱还有其他企业送的钱以及逢年过节收的钱都没有全部招供出来，我舅舅死活不愿交待，检察机关说：“你不招也罢，反正四百万也够极刑了。”于是我舅舅就哭着跪在检察官面前说将钱全退了只求放他一条生路，检察官说你不退也是不可能的一切依事实为依据依法律为准绳，话说得很原则，我舅舅就哭得更伤心。所有的腐败分子们最后都是要哭的，也都是要悔过的，包括胡长青成克杰都哭了，我舅舅郑天良没有理由不哭，只是哭得毫无必要，因为法律审判的时候从来都不以哭的数量和质量来定刑，也不以忏悔书是否写得深刻而减刑。
腐败分子们一生写得最好的文章就是忏悔书，情真意切，语言流畅，认识到位，思想深刻，诸如我舅舅在忏悔书中除了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外，还写到了这样一些很有哲理的话：“家有万贯，也不过一日三餐；房有千幢，仅只睡一宿一床”。但说这些话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不想看到我舅舅的忏悔书，我知道那是真实的，但对他来说却是真实的废话。
虽然忏悔书写得很真实也很煽情，但他对另外二百三十万块钱就是不愿说明其来源，这是在保护赵全福呢，还是想通过拒不招供企图减轻自己的罪恶呢？所有的腐败分子都有不能说明其来源的财产，但所有的忏悔书都写得情真意切，因此这种情真意切同样是虚伪不诚实的，胡长青成克杰是这样，我舅舅郑天良也是这样，他们是从一个山上下来的，行为方式极其相似，所以这也是我不愿写这个案子如何案发如何审查的原因所在，大报小报、网络、内参上每天都在刊登这样的案例，所有的案件都是大同小异的，就像克隆出来的一样，很无聊。我写的都是他们不写的或根本写不出来的那部分。
我在河远的时候采访了一位不愿暴露身份的人士，他（她）对我说千万不要将他（她）的真实姓名暴露出来，不然他（她）就没命了，如果我不守信用，他（她）会在临死前将我也杀掉，所以我信守诺言，绝不说出这个人的姓名。他（她）对我说，郑天良案子是从罗马假日花园突破的，为什么检察机关最后只确认了四百一十四万，也就是说是沈汇丽和万源将郑天良出卖了，因为沈汇丽一直是黄以恒的情人，而且沈汇丽当年南下是因为黄以恒插足导致家庭破裂的，沈汇丽南下做生意的钱都是黄以恒提供的，他们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