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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吴佩孚就迫不及待地密电就恢复国会，请黎元洪复职问题征求北力军阀的意见。当天就得到了江苏、山东、湖北三省军阀的同意。5月15日，孙传芳通电赞同。5月27日，吴佩孚发一密电致徐世昌，要求恢复第一届国会，并称这是解决时局的最好办法，而且已得到十余省复电赞同。吴这样做完全是恐吓徐世昌，使他尽快下台。可是徐世昌这位久谙政治权术的北洋元老，心里虽有点慌，但并不急着要下台，而是采取拖延时间，以待变局的缓兵之计。他只是口头上顺着吴的口气佯作谦和地认为吴佩孚的办法确实合法”，以作应付。5月28日，孙传芳又发通电请南（孙中山）北（徐世昌）两总统同时退位，徐世昌也立即通电，表示所陈意见乃“忠言快论”“实获我心”，“一有合宜办法，即便束身而退，决无希恋”，借以延缓自己的政治生命。
但形势发展急转直下，容不得他再作保守的防守了。6月1日，旧国会议员以旧议长吴景濂、王家襄为首，共二百零三人在津开会，发表宣言，指责徐世昌的种种罪恶，宣布徐是“伪总统”，自即日始即由国会行使职权。徐世昌以沉默表示反抗。6月2日，吴佩孚迫不及待了，指使常驻北京代表钱少卿，一日数次打电话到总统府，催问总统何时离开北京？徐世昌看到北京再也没有自己可站的地方了，才不得不发布“本大总统现国怀病，宣告辞职”的通令，然后溜回天津英租界的私宅。曹锟要当总统的第一个障碍消除了。
赶走了徐世昌，吴佩孚、曹锟马上又加紧活动，请黎元洪复职。6月2日，吴景濂、王家襄同往黎宅请其复任总统。黎似乎知道他们的本意，以开玩笑的口吻说：“你们选举曹锟为总统费力最小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等。，事情就好办得多。”同日，曹锟、吴佩孚领衔通电“恭迎黎大总统复职”。曹的参谋长熊炳琦、吴佩孚的参谋李倬章、北京内阁代表高洪恩，亲到天津迎接黎元洪。
黎元洪自张勋复辟被赶下台后，便息影津沽，杜门谢客，不闻世事。但自直奉战争后，直系要人及国会议员不断登门劝驾，黎元洪终抵不住诱惑，决心再往“火坑”里跳。他以前，虽曾把做总统比作“跳火坑”，但而今又想再试一次，也许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吧”。6月10日黎元洪正式通电表示接受复职。
但他的复职，除了具有政治意义之外，毫无法律根据。按临时约法，总统任期五年，袁世凯于民国二年十月十日就职，其任期应至民国七年十月十日为止。袁死于民国五年六月，由副总统黎元洪代理总统，黎又于民国六年七月被逐下台，由新选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至民国七年十月十日为止。黎、冯两人的副总统都是由旧国会选出的，他们代理总统也都是合法的，但所代任期已满。现在事隔多年之后，又把黎搬出来补所谓总统任期，是无中生有，毫无法律基础的。黎元洪也很知趣，在自己的就职通电中也不以合法总统自居，不少人也仅仅承认其为事实上的总统而非合法的总统。
曹锟、吴佩孚不是不知道这点。但为了能借助于黎元洪恢复法统、恢复国会，使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失去根据，即使有。阵于法理他们也在所不惜。
而黎元洪可就惨了，这一点为他以后被人耍用和引“祸”烧身埋下了引子。
先是几次组阁，都因曹、吴的作梗而迅速夭折，黎元洪开始感到了火的灼热了。但紧接而来的国会议员关于他的任期问题所形成的争吵，更是令他尴尬。1923年5月10日附曹派议员范樵、吴莲炬等提出尖锐的解释任期案，说：“黄陂（黎字黄陂）此次复职，法定期限仅一百六十日，而黄陂于客岁六月十一日复任，迄今已三百六十五日，业超过任期一百七十五日，法律资格久已不存。总统任期满而不退位，是总统违法也。为今之计，一面由黄陂自动退位，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务，以遏乱萌而符法治；一面速组织总统选举会，选举次任大总统”。这些的主张无非是尽量缩短黎元洪任期，加速曹锟早日为总统。此议一出，附和的纷纷涌现，随之而来的同样的提案有二十多起。黎元洪自知不可久留，遂于五月二十一日，咨催两院，准备大选。黎元洪本以为自己所做的完全是为曹锟着想，没想到曹锟及其保定派党徒，却反认为他此举，是运动议员继续选他为总统的阴谋。因而唆使交通总长吴毓麟，掀起倒阁潮，以制宪经费不经阁议通过有违责任内阁制之精神为借口，使全体阁员于六月六日提出总辞呈，且相率离京，政务途无人负责。
可更猛烈的风暴还在后头。六月七日，京郊一带的军警五百余人，以内阁辞职、军饷无着为由，到总统府索饷。等到黎元洪答应在12天内，筹拨军饷四百万元，军警始退去。八日，曹锟派边守靖，雇佣流氓自称“公民团”，在天安门前广场举行“国民大会”，要求黎元洪“即日退位，以让贤路”。九日，北京全体警察罢岗。十日，有军警数百人到东胡同黎的私宅索饷，纠缠到下午三时才散去。接着，又有“市民请愿团”、“国民大会”代表约一千人，手持“改造政局”、“总统退位”等纸旗，呼声震天而来。晚上，黎宅电话被切断，自来水管被堵塞。黎不得已向曹、吴通电乞援，但没有回曰。
6月12日，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联名呈请辞职，黎元洪下令加以挽留，并派参谋总长张怀芝退还辞呈，冯、王拒而个受。黎元洪在张绍曾辞职后，曾商请顾维钧、颜惠庆组阁，顾、颜知难而退，坚辞不就。总统府秘书长饶汉祥，亦请辞职。黎元洪环顾四周，一片楚歌。再加上几天来的不断骚扰，精神疲惫不堪，知道形势不可违，决定离京到天津去。可是，有一点他还蒙在鼓里，就是所有这些所谓的请愿、索饷、辞呈都是曹锟背后搞的鬼，目的是使他早日提出辞职。
但黎元洪并没有表示要辞职，而只是说此次个人自由受到侵犯，不能行使职权，万不得已，只得将政府迁往天津。黎在出走前叫秘书刘远驹将七道命令交印铸局发表，又将大总统印信大小十五颗，交其如夫人危氏，并令公府秘书瞿瀛，随之携行在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居住。等诸事办理完毕后，黎元洪于6月13日下午1时许，在美国顾问福开森、辛博生等掩护下，偕同新任陆军总长金永炎，侍卫武官唐仲寅，秘书韩玉辰、熊少豪等十余人，及卫队四十余名，乘专车离京赴津。
黎元洪离京后，院秘书长张廷谔马上到国务院来，找总统印信没有找到，便打长途电话请王承斌在天津阻拦火车加以搜查。
王承斌接到北京长途电话后，即率警务处长杨以德和军警多人，乘车到杨村站，声称迎接黎元洪总统。车开到后，杨派军警把守车门，王承斌到黎的坐席问黎，为什么要携带印信出京。黎元洪回答说，印信在北京，并未随身携带。王即两眼露出凶光说：“你应当说老实话。”黎忿怒地说：“我不把印信交给你们，你们把我怎样？”王冷笑了一声：“那么总统还是回到北京去的好。”黎赌气不答。这时火车早已开动，仍在运行。等到火车到了天津新站，王即命将火车头摘去不准开行，并派军警千余人，严密包围，禁止下车，催交印信。黎的儿子黎绍基前来迎接，也被阻不能上火车。黎元洪即叫李博森下车到电报局发电通告全国，本人已失却自由，并往英、美两国领事署请求援助。辛博森去后，黎一时气忿不过，曾开手枪自杀，被福开森抢救没有打中要害，仅负微伤。直到晚上十点，黎被逼得不得已了，才告以实情说，印信交瞿瀛秘书，随其妻在法国医院，并未出京。黎元洪最后又被逼下车，打电话告瞿秘书及其夫人将印信交与国会。十四日，其夫人危氏始将印信交出。王承斌接到北京电话证实后，又上车，拿出代拟的一分致国会、国务院和各省的三个文件，分别要求黎宣布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令国务院代行总统职权，声明临行时所发命令无效，逼黎签字，声言若不签名，羁禁车内，永不放行。黎签字后，始被放回宅。黎回家后，即发表通电，宣告被逼交印情形，并声明被迫所签名之文件无效。至此时，黎元洪在直系的怂涌下再任总统，又在直系军阀的胁迫下狼狈出京，时间正好是一年。曹锟为了搬走黎元洪这座自己请来的大山，甘费那么多的周折，劳那么多的神，而黎元洪为了当总统平白地受了这么多的折磨与难堪。他们可真算得上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了。大山搬走了，曹锟本可以一步登“天”了，但为了表示自己当总统的合法性，又玩弄一套“依法”选举大总统的把戏。直系担心曹锟不能当选，所以一方面用钱贿赂议员，另一方面把原来的“先宪后选”程序改为“先选后宪”。贿赂方面规定，在京出席宪法会议的有出席费，出席常会的可以借支岁费，每月有六百元到手，而不出席的在沪的议员每月只有三百元。由于差额大，所以吸引大批议员络绎进京。这样做，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八月二十四日，吴景濂在两院谈话会上提议常会出席费增加为每星期一百元，自二十七日实行。到九月二日，选举总统的票价虽已规定每张五千元，但保定派政客担心付款后议员不投票，而议员则担心投票后保定派不付款，所以保定派认为必须足够法定人数才能照办。为了预测出席人数，吴景濂于九月八日召开选举总统预备会，由于与议员们所要求的条件有距离，会没开成。十日又开，人数仍不足，吴景濂即命秘书冒议员名签到，并虚报出席人数，预备会得以开成。出席议员，会后给五百元出席费。十二日先开总统选举会一次，因票价问题未解决。故出席人数仅四百二十二人，距大总统选举法规定之五百八十一人，尚差一百五十九人。票价问题经过二十多天的商讨定下来后，于十月一日才开始填发五千元的支票，签名有秋记（吴毓麟字秋舮）、孝记（王承斌字学伯）、兰记（王艈芝字兰亭）、洁记（边守靖宇洁卿）四种，分由大有、劝业、麦加利等银行付款。选票问题的关键一关总算迈过去了。
十月四日，吴景濂召开宪法会议以测验出席议员是否足够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当天出席者五百五十一人，因此流会多次的制宪会议得以开成。吴景濂即以总统会的名义，发出通告，定于十月五日开大总统选举会。五日上午，北京军警机关出动大批人马，在北自西单牌楼、南至宣外大街布置了气象森严的警戒线，并派保安队来回穿梭巡逻。宪兵警察在象坊桥东西两口夹道排队，除议员及参观人员外，任何人不得通过。北京军警长官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都亲自到场指挥。无论国会议员还是旁听人员，入场前必须经过人身搜查、女宾由女侦探担任搜查。
依选举会通告，应于十时开会，因议员按时到者不多，故临时变为不定时开会，以签到足法定人数为准。到上午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