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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等人控制的单位，一直按兵不动。他们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了。”
当毛主席给《二月提纲》定性为“错误的”以后，在五月上旬的中央政治局大会上，康生除了向《二月提纲》发射猛烈攻击以外，还说：“我虽然也是五人小组的一员，但彭真偷偷摸摸地背着我，根本不同我商量，这完全是一种阴谋活动的产物。”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
结果彭真被撤销了一切职务。而康生则是吉星高照。他和陈伯达被指定来起草“五、一六”通知。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顾问。这个小组后来获得了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权力。康生也随之达到了一种几近一下之下，亿人之上的地位。
但是，捣鬼有术，也有效，但不会长久。总有一天是被人识破的。康生生前虽对他的这些阴谋诡计掩饰得较巧妙，但死后人们还是恢复其野心家、阴谋家的本来面目。真应验了一句古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四人帮”胆敢改遗嘱
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一传出，举国震惊，万象哀鸣，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可是，当人们还没有从哀痛中摆脱出来的时候，在中央高层围绕着毛主席的遗嘱正在进行着一场秘密的权力斗争。
遗嘱内容在当时当然是属于高级机密的，一般人自然无从知晓。
该遗嘱是毛主席病重期间写给华国锋的，内容只有三句话：“一是慢慢来，不要着急；二是照过去方针办；三是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很快在政治局会议中作了传达，但他当时绝没有料想到后来会由此生发出那么多的事的。
9月16日，华国锋一直忙到深夜十一点，才从人民大会堂临时办公室回家。按惯例到家后，他还要批阅完秘书放到小竹筐里的所有文件才去休息。当他掀开小竹筐时，只见最上面放着一封土黄色的大信封，上书几个熟悉的浓墨狂草：“华国锋亲启”，下端印着一行威风凛凛的朱红大字：“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他连忙拿起撕开，奇怪里面除了一张《人民日报》之外，什么也没有。
华国锋忙揿铃喊来值班秘书，指着信封问：“这信是从哪来的？”
秘书说：“这是叶副主席的机要秘书送来的。”
华国锋又问：“他说了些什么没有？”
秘书回答说：“没有。”
华国锋先让秘书退下，他隐隐觉得叶帅送这张报纸来肯定是有意图的，于是打开报纸看了起来，跳入他眼帘的首先是第一版头条大标题《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里》。再看内容，他的目光被一处标着红杠的字迹吸引住了：“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而在“办”字后面还加了个大大的问号。看到这，华国锋想起了主席写的那三句话，原件虽已给汪东兴保存了，但在笔记上他还抄有，于是急忙找来翻阅查对。不对呀，主席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现在怎么成了“按既定方针办？”这样改是为了什么？是谁提出要改的？这篇社论为什么不象惯例那样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一连串的问题在他的脑中盘旋。华国锋也拿起笔在“办”字旁再加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再往下看，也不再挑出文章有什么毛病了，这益发增加了他的疑问。
正在此时，电话铃声响了，华国锋接过电话听了起来，原来是张春桥打来，先问：“华国锋是否已看过今天的《人民日报》社论？”华国锋答：“正在看”。并问他这篇社论发表前是否看过，张春桥说姚文元给他看过清样。张春桥最后要求华国锋把毛主席的那句“临终嘱咐”写进悼词里。
华国锋有些为难地推诿说：“明天就要开追悼会了，现在再改恐怕不合适。”
张春桥恳求地说：“不是改动，只是加一句话嘛。”
华国锋为了避免张春桥的纠缠，只佯装顺其意回答说：“你这个建议可以提交政治局讨论。”张春桥满意地说：“如果大家同意，我当然举手赞成，好，再见。”
华国锋挂上电话沉思良久，终于明白知道这句话是“四人帮”一伙合谋搞的，但他们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华国锋仍然不得其解，只好决定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自从9月1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抛出后，掌管舆论工具的姚文元也越来越大胆，频频向《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电视台、《红旗》杂志等宣传媒介发出指示，今后所有的报道都以毛主席的临终遗嘱”按既定方针办”为中心。所以一时间报纸、广播天天喊：“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有关文章连篇累牍，全中国人民很快就知道了毛主席的这句所谓的临终遗嘱了。
在对毛主席追悼会的报道上，姚文元更是别出心裁，指示说：“在报道追悼大会的电视和照片中，不要突出某个人，要强调集体领导，要多宣传群众悼念的镜头”，“这次一律不登个人照片，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一张，政治局五常委一张”。并武断地对《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电视台台长说：“今后对各地悼念活动的报道，都要写上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要突出这个中心”，并吩咐说：“还有江青同志呀！这个时候你们要注意多宣传江青同志。”结果，《人民日报》上竟然没有华国锋同志致悼词的照片，而换上一张华、王、叶、张和江青在一起的照片，并在所有的文字稿中加上的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
华国锋密切注视着这些舆论动向，江青的频频出现引起了他的警觉，他为此去找汪东兴商量。汪东兴坦率地说：“他们是迫不及待呵，。”华国锋则担心这样做恐不会得到政治局的多数支持。汪东兴提醒他说：“你要找叶帅联系联系，他在党内、军内都有重大的影响，只要得到他的支持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华国锋连连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
一天，叶剑英与华国锋两人相约见了面。
叶剑英开口就问：“这几天报纸、电台都在讲‘按既定方针办’，主席这个‘临终嘱咐’是讲给谁的呀？”
华国锋脱口而答：“这是主席讲给我的呀？是我在政治局作的宣传嘛。”
叶剑英摇头悦：“不对吧，我记得你传达的话是‘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有三个不一样啊！”
华国锋憨厚地笑了笑，说：“‘照过去方针办’也好，‘按既定方针办’也好，字面虽不一样，意思还是一样的。”
叶剑英又摇了摇头说：“意思一样而目的却不一样呵！我听外面传说，主席的这个临终嘱咐是讲给春桥和江青同志的。”
华国锋一怔：“这不可能吧，这明明是主席四月十六日写给我的亲笔指示中一句话嘛，怎么会变成张春桥和江青的呢？”
叶剑英看到了问题严重性，神情严肃地说：“你可不看轻这么一改的危害性呵。你传达的是4月份写的，而他们说的是‘临终遗嘱’，也就是逝世前的最后遗嘱。这就相当于封建社会皇帝的遗诏，它是继承皇位的凭证。现在按他们的说法，你的就不属‘遗诏，’所以你是非法的，而他们才是毛主席合法的继承人，历史上通过篡改遗诏而夺皇位的例子可不少呵”。
经叶剑英这么一点，华国锋才恍然明白了，“四人帮”大肆宣传“临终遗嘱”的意图所在。原来还以为他们是为自己作宣传呢，没想到居心竟然如此险恶。华国锋当即下定决心进行反击。
恰巧，十月二日，即将出席联合国第三十一届大会的外交部长乔冠华，将一份《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呈报华国锋审批。在这个发言稿中竟然也多处引用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大笔一挥，将此语统统抹去，并在眉首处醒目地批注道，“剑英、洪文、春桥同志；此件我已问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与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政治局常委叶剑英、王洪文都批示：“同意”。张春桥虽也表示“同意”，却在一侧又加一笔：“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并将批件秘密传给了姚文元。
江青早于姚文元在两天前已得知有人反对毛主席的“临终遗嘱”，忙组织“梁效”写作班子加班加点，写了一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要求姚文元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金光闪闪，字字千钧，是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前进的指南，胜利的保证。”“谁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的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姚文元想，这些措辞严厉的文章，明显地违背华国锋的批示，发，肯定得罪华国锋，责任担当不起；不发，又怕得罪江青。正在进退两难之际，《人民日报》社社长鲁瑛说：“《光明日报》的莫艾派人取走了这篇文章的清样，他想在光明日报转载。现在《人民日报》既然不发了，我得赶紧通知他停止排印。”
姚文元一听，计上心来，说；“算了，《光明日报》不是党报，影响不大，就让他发吧。这样无论是对华国锋，还是对江青，我们就好交待了。”
可是，姚文元太过于自信了。第二夭，当华国锋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感到非常诧异和愤怒，感到这篇文章字字句句都像利箭向自己飞来，按文章所说，自己岂不成了篡改遗嘱的罪魁，是修正主义的头目，是叛徒了。这不是一篇普通的社论，简直就是一篇讨伐檄文、宣战书。
“真是欺人太甚了！”华国锋气愤地说。
也就在这一天华国锋终于定下了除掉“四人帮”的决心。
10月6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就连同他们的阴谋美梦一起毁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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