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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男子进一步打听摩顿森的工作，得知摩顿森的协会曾为白沙瓦的阿富汗难民提供教育，赞同地点了点头。古尔说他居住的达瑞里河谷也需要一所学校。
“我们河谷相当需要学校。”古尔说。“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回去，在那里盖个十所二十所的学校？甚至是让女孩子上学，没有问题。 ”
摩顿森跟他解释，中亚协会的预算有限，而且建校计划都要事先经过理事会核准。他答应在下一次理事会议上提议在达瑞里河谷建学校。
晚上九点不到，印度饭店的大厅里仍然弥漫着
紧张气氛，摩顿森却开始觉得眼皮发沉。跨越代奥赛高原的旅程中，他基本没睡。两位普什图族军官十分客气，问摩顿森要不要睡在他们的房间。由于帕尔维已经帮摩顿森订好了客房，摩顿森谢过他们的好意，把手放在心口致意，然后鞠躬离去。
回房间的路上，一个满头红发、蓝眼凸出的瘦小男子从厨房里冲出来，紧抓住摩顿森的衣袖。那是阿迦·阿哈玛。阿迦在饭店厨房负责打杂搬垃圾，脑子不是很健全，他刚才一直从厨房的门缝偷看大厅的情况。“葛瑞格医生 ！”阿迦嘴角冒着白沫，惊恐的声音大到整间饭店都听得见，
“是塔利班！”
“我知道。 ”摩顿森微笑着回答，然后拖着疲惫的脚步回房睡觉。
第二天早晨，萨耶·阿巴斯亲自到饭店来见摩顿森，摩顿森从来没见过他那么沮丧。阿巴斯平时总是保持严肃的神情，说话时不紧不慢地斟酌适当的用词，但今天早上，他的话却像急流一般，涌出来就再也收不住。这场战争对古尔托瑞的平民是一
场浩劫。没有人知道导弹和炮弹造成了多少村民死伤，但抵达斯卡都的难民人数已经超过两千，而且还有几千名正躲在战区的洞穴里，等到情况稍微缓和就会逃亡过来。
萨耶．阿巴斯说他跟巴基斯坦北部政府，还有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都提出过援助申请，但地方政府说他们没有资源处理这样的危机，而联合国则说他们无法协助古尔托瑞的难民，因为他们并没有跨过国界。
“他们需要什么？”摩顿森问。
“什么都需要。 ”阿巴斯说，“最首要的是饮水。 ”
萨耶．阿巴斯用车把摩顿森、阿波、帕尔维载到斯卡都西郊的难民营，这里已经搭满了破旧褪色的帆布帐篷，一直延伸到机场附近的沙丘。巴基斯坦空军的幻影战机在空中盘旋，机场周围布满了高射机枪阵地，枪手们仔细地监视着飞机上涂装的花纹。
难民们只能在无人居住的沙丘中间安身，自然没有水源，而且这里离印度河至少有一个小时的路
程。摩顿森的头阵阵抽痛，一方面是因为沙丘反射的阳光太热太毒，更重要的是，眼前的任务实在太艰巨。
“怎样才能把水带到这里来 ？”他问，“这里离水源太远了。 ”
“我知道伊朗有一种项目，”萨耶·阿巴斯说，“叫做‘上水工程’。我们得挖很深很深，找到地下水，然后用水泵把水抽上来。有安拉的协助，这是有可能的。 ”
阿巴斯奔过沙丘，黑袍在风中飘动，指着他认为可能有地下水的地方。
“我希望误解穆斯林的西方人能看到萨耶·阿巴斯那天的行动。 ”摩顿森后来回忆，“他们会看到大部分真正实践伊斯兰教诲的人，即使是像萨耶·阿巴斯这样的保守毛拉，都相信和平与正义，而不是恐怖主义。犹太律法和《圣经》都教导我们关心不幸的人，《古兰经》也教诲所有穆斯林，要优先照顾孤儿寡妇及难民。 ”
整座帐篷城乍看之下如同荒废了一般，难民都在帐篷里躲避太阳。阿波忙着拜访一问又一间的帐
篷，记录他们急需的生活补给品。
摩顿森、帕尔维和阿巴斯站在难民营中间的空地上，讨论上水工程的具体细节。如果中亚协会同意购买水管和水泵，帕尔维相信他能说服斯卡都公共工程部的主任，把挖掘用的机械设备借给他们。
“现在这里住了多少人 ？”摩顿森问。
“现在只有一千五百人多一点。”阿巴斯回答，“大部分都是男人，他们先到这里找工作，安顿下来，然后就会把家里的女人和小孩儿接过来。几个月之内，难民人数可能会增加到四五千人。 ”
阿波拉扎克从帐篷里钻出来跑向他们。这位老厨师辛苦了一辈子，无论要喂饱多庞大的登山队伍，他眼里都满含着笑意，仿佛任务轻而易举。但此时他脸上的神情却是不寻常的严肃，紧闭的嘴角像花岗岩一样凝重。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葛瑞格医生，说得够多了。你不跟这些人谈谈，怎么会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布罗尔摩村的毛拉古尔扎戴着无边帽坐在帐篷里，阿波领着摩顿森进来时，他挣扎着移动双脚，
好挪出空间让客人坐下。他握着摩顿森的手，很抱歉没法请客人喝茶——因为什么器具都没有。大家盘腿坐在铺着桌布的地上 （这是为了隔绝沙地的热量），阿波催促毛拉把他的故事告诉大家。
蓝色的帆布挡不住强烈的阳光，光线反射在古尔扎的大号眼镜片上。摩顿森感觉像在聆听一位戴着不透光蓝镜片的盲人说话，心里有一种不安。
“我们并不想到这里来。”古尔扎捻着胡子说，“布罗尔摩是个好地方，或者说曾经是个好地方。我们尽可能想留在那里，白天躲在洞里，晚上在田里工作。如果我们是在白天工作，没有一个人能活到今天，炮弹实在太多了。可是最后，所有灌溉沟渠都被破坏，所有田地都被摧毁，所有的房子也都炸碎了。我们知道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家里的妇女和小孩儿都会死掉，所以我们翻山越岭走到斯卡都来。我已经不年轻了，这段路很辛苦。 ”
“我们到斯卡都镇上后，军队叫我们来这里重建自己的家。”他继续说，“可这个地方都是沙子，所以我们决定回家。可是军队不准我们回去，他们
说，你们没有家可以回了，都给炮弹炸碎了。但如果可以，我们还是想回去，因为这里根本无法生活。现在我们的女人和孩子很快就要跟过来了，我们要怎么跟她们说？”
摩顿森用大手握住了老人的双手。“我们会帮你们和家人解决水源问题。 ”
“我为此感谢全能的安拉。”毛拉说，“但水只是个开始。我们需要食物和药品，小孩也要受教育，因为现在这里是我们的家了。跟您要求这么多，我很羞愧，但我们的确没有办法。 ”
年老的毛拉仰头朝天，反射在镜片上的亮光消失，摩顿森看到他的眼角湿了。
“感谢您的好心让我们的祈祷应验，而我们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给不了您。 ”古尔扎抱歉地说，“甚至连杯茶都没有。 ”
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第一项上水工程，在八个星期之后完工了。信守承诺的帕尔维说服了他的邻居，斯卡都公共工程部的主任。他除了同意免费借出他们挖土用的设备，还捐赠了计划需要的全部水
管材料。军方也免费借给他们十二辆拖拉机，运输挖出的沙石。摩顿森一趟趟跑电信局，终于打通了旧金山的电话，申请花六千美元赞助这项计划，获得了理事会的批准。
摩顿森从吉尔吉特订购了大功率水泵和本田发电机。在所有前布罗尔摩村民的努力下，他们建好了一座巨大的混凝土水塔，足以满足五千名难民的饮水需求。挖掘深度接近四十米的时候，他们找到了地下水源，把水抽上来灌满了水塔。难民们开始建造泥土房舍，准备把这片沙漠荒地变成新家。但是首先，妇女和孩子们得活着抵达斯卡都。
法蒂玛·巴图尔躲在山洞里，两只眼睛哭得通红。而阿米娜，从来都对妹妹百般照顾的她，现在连自己都没法儿照顾好。阿米娜被弹片炸伤的情况并不严重，但那刺穿肌肤、深入心灵的伤痛却永远无法复原。那天炮弹在洞口附近爆炸，阿米娜只发出一声混杂着惊恐和痛苦的尖叫，就昏了过去，从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好几个炮火特别猛烈的清晨，妇女孩子们抱成一团躲在洞里，阿米娜全身发
抖，像可怜的小动物一样发出哀求的呜咽声。这让法蒂玛心里更加难过。
“躲在洞里的日子非常严酷。 ”法蒂玛的朋友娜尔吉兹·阿里回忆，“我们的村庄布罗尔摩是个美丽的地方，在印度河畔的山坡上，我们有杏桃树，甚至还有樱桃树。但是躲在洞里，我们只能偶尔往外看一两眼，看到那些树被炮弹炸飞。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每次炮弹掉下来的时候，我的亲戚们得赶快把我带进洞里。我不能到外面去，也不能照顾我们的牲畜，甚至去摘那些成熟的果实，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们烂掉。每逢雨雪天，在洞里煮饭睡觉都很困难，但我们得待上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峡谷那头就是印度，暴露在空旷的地方非常危险。 ”
娜尔吉兹说，她的叔叔哈瓦尔达·易卜拉辛回到炸碎的家中寻找补给品时，被炮弹击中了。
“他是个非常好的人，我们都想赶快跑去救他，可是我们得一直等到晚上，确定没有炮弹会掉下来的时候，才能把叔叔抬进来。”娜尔吉兹回忆，“通常有人过世后，我们会帮他们清洗遗体，但叔叔的
身体都被炸碎了，我们根本没办法帮他清洗，只能把他的身体尽量拼在一起，然后帮他穿上衣服。 ”
留在布罗尔摩的少数男人开了会，然后对孩子们宣布，离开山洞的时候到了。他们得冒险走到外面，踏上漫长的逃亡之旅，因为继续躲在洞里根本活不下去。
他们在残破的家园搜寻所有可用的东西，在午夜时分动身离开，先走到附近的一个村庄，那里离印度的炮兵阵地很远，他们觉得足够安全。那天早上，几个月来头一次，他们在户外看到了日出。但当他们开始生火准备烤“库尔拔”以便路上食用时，炮弹又从河谷高处朝他们飞来。
“每当炮弹掉下来炸开的时候，阿米娜就会全身发抖，然后哭泣着倒在地上。”法蒂玛说，“那个地方没有洞穴，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拼命跑，我很羞愧，我实在太害怕了，就没拖上姐姐，只管自己逃命。我很害怕她会死掉，但是对姐姐来说，一个人留在那里或许比被炸着更恐怖，所以她也爬起来跟着人们一起跑。 ”
整整三个星期，布罗尔摩的幸存者们一直往西北跋涉。“我们常常是走在动物走的山路上，从来没有人走过那些路。”法蒂玛说，“一旦炮弹开始往下掉，我们就只能丢下火上烤着的面包逃命，所以肚子非常饿。大人们砍野生植物当食物，我们就吃小野莓，虽然吃那些东西会肚子痛，但为了活下去，我们没别的选择。 ”
历尽艰辛活下来的布罗尔摩村民们，抵达斯卡都时已经憔悴不堪。最后一批难民抵达后，军队把他们带到了他们的新家。在机场旁的沙丘地，法蒂玛和其他幸存者们开始学着忘记过去，重新开始——但这并不包括阿米娜·巴图尔。
“当我们到达新的村子时，阿米娜倒下了，再也没爬起来。”法蒂玛说，“没人能让她活过来，尽管我们终于安全了，而且和父亲、叔叔重新团聚，还是没办法让她开心起来。几天之后她就死了。 ”
1999年夏天，中亚协会在斯卡都机场附近的沙丘建起了“古尔托瑞难民营女子学校”。时隔五年， 15岁的法蒂玛坐在五年级的教室里，在描述“卡吉
尔冲突”的时候，她用白色的头巾把脸遮起来，想躲避那些让她痛苦的问题。
14岁的娜尔吉兹·阿里接着往下说，说明自己为什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