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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成败录-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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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创始人之一的陈潭秋、毛泽东的弟弟、曾在新疆政府担任财政厅长的毛泽民等人也被捕入狱。1943年,将陈潭秋、毛泽民等人在监狱杀害。    
    尽管盛世才由联共转向反共,蒋介石还是想把他拿掉,他曾安排蒋经国到新疆任主席。蒋介石之所以安排蒋经国去担此重任,一方面是想在江西崭露头角的儿子,应该挑更重的担子,如果在内地,安排要职不仅那些元老不服,而且即使自己的嫡系队伍中反对者不会少,放在新疆,作封疆大吏,比较合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蒋经国在苏联生活了很长时间,对苏联比较了解,精通俄语,便于与苏联接触,调整与苏联的关系。而且蒋经国在江西搞的那一套,也比较适合于新疆这一特殊环境,用“具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去消除打着“共产主义”旗号进行封建割据的盛世才的影响,可以起到奇效,可以把盛世才的势力根除。    
    蒋经国接受此重任踌躇满志,想在新疆大干一场,为此作了充分准备,他带领一班人马,到达新疆,沿途考察了陕西、宁夏、甘肃。可是正在他为走马上任做准备时,蒋介石让他止住了前进步伐。蒋经国十分纳闷,甚至有些埋怨。他那时知道,蒋介石有他的全盘考虑,还是认为暂时不动盛世才为好,运用驾轻就熟的统驭公式,解决盛世才问题,在盛世才头上增加了很多顶官衔,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新疆省党部副主任委员、新疆边防督办、新疆省政府主席、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主任、中央军校第九军校主任、西北运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九集团军副司令等党、政、军要职,反正是空头支票。就这样,蒋经国未能到新疆赴任。    
    评析:    
    蒋介石用大军压境,辅之以收买、利诱之策,收到不战而胜的功效。在解决盛世才与南京政权分庭抗礼的问题过程中,有两点处理比较得当,一是不盲动,寻机而作;二是用大军压境,形成强大的压力,并辅之心攻心战和物质利诱。但从整个抗战大局来说,蒋介石把解决盛世才问题作为反共的步骤,企图切断苏联对共产党的援助,鼓动盛世才残害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损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离了民心,做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在国民党政治圈内,很少人没有同蒋介石发生过矛盾,并与之发生敌对关系。这固然有权力诱惑的驱动,因为由剥削阶级独霸的政坛,本身就是一个权力角逐场,台上台下,统领者与被统领者之间,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在政治权力和利益的争夺上,客观上存在着排他性,而这种排他性时常会转化为敌对性。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那就是蒋介石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的影响。他对权力的迷恋达到痴迷至狂的程度,专权、独裁,四面树敌。另一方面,蒋介石没有也根本不想建立起政党、政权运作的民主制度和机制,使国民党政治圈内的竞争,几乎始终处在一种无序的、高强力的状态。他所运用的法宝那就只能是权术了,依靠对政治资源的垄断,倚仗嫡系常规军的支持,借助特务政治的介入,把权术玩得灵转,制服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敌。然而,权术的效用是极其有限的,结果是降而难服,打而难倒;此伏彼起,“亡”后再生,周而复始地循环,构成了蒋介石当权时期怪异的政治景观。


术篇第75节 明争暗斗(1)

    明争暗斗,在蒋汪争斗中把握主动权    
    蒋介石与汪精卫为了把握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严重恶化了政治生态。在这种争斗中,蒋介石逐步由劣势转为优势,掌控了中央大权。    
    事例:    
    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元老派。在蒋介石还在做儿时的打斗游戏时,汪精卫就在提着脑袋干革命,因暗杀满清朝廷大权在握的摄政王,被捕入狱,名噪一时。他长期追随孙中山,在同康有为梁启超“保皇派”的论战中,与胡汉民合称革命队伍中的“双璧”,深得孙中山的信任,那时,人们把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三人之间的关系作了这样的比喻性的描述:“胡汪无先生(指孙中山)不醒,先生无胡汪不盛。”尽管孙中山对汪精卫的软弱、对改组国民党犹豫的表现时有批评,但总的讲是信任、重用的。国民党“一大”上汪精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是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孙中山在北平临终前的政治遗嘱,就是由他记述整理、转达的。孙中山逝世后,他成了国民党的政治领袖。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还兼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后来,在宁汉对峙时,汪精卫又是武汉反蒋的举旗人。    
    蒋汪之间的明争暗斗,一直存在着,在权力分配的关键时刻,这两个人,在权力角逐场,有联手,更有争斗,在联手中伴随着争斗,在争斗中夹杂着合作。在蒋汪争斗中,蒋介石的权术要高汪一筹,更由于军权在握,使自己抢占了上风。    
    1.制造中山舰事件,外在排共,内在制汪。    
    蒋介石是国民党内的新右派,打内心里是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孙中山病逝后,就决意分共,他后来曾自我表白说,从国民党“二大”起,他就“下了决心,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要同共产党“奋斗抵抗到底”。1926年3月,他一手制造中山舰事件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打击、排挤共产党,尤其排挤以黄埔军校学生兵为基础的新军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另一个目的就是打击汪精卫。周恩来后来谈起中山舰事件时说:这是“蒋介石与右派勾结,打击汪精卫,向共产党进攻,向革命示威”的严重政治事件。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汪精卫正抱病在家。得知这一消息后,对蒋介石搞这样大的动作,不事先给他通气,非常气愤,他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告我,这不是造反吗?”其实,蒋介石制造这一事变就包含着造汪精卫的反的用意。他的此举意欲一石三鸟,既要打击中共,又要削弱苏联顾问团的影响,同时动摇汪精卫的威信和地位。关于中山舰到黄埔去是谁下的命令,当时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汪精卫下达的,一种说法是蒋介石下达的。蒋介石当时声称,说有阴谋,要绑架他,将他送往莫斯科。事实上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策划的,他说有人要绑架他,是暗示这人是汪精卫。    
    汪精卫在国民党80位委员面前,否认曾分发任何命令,并怒斥蒋介石说:“你以为你是老几?你只是一个暴发户而已!你的名字既不在国民党25位创始党员之中,也未列为五位监察委员之一,你只不过是一个新进者,一个后辈委员,但是你却以你那无耻的军阀作风来叱责你的长辈。如果你想夺取我的地位,你就干下去嘛!”    
    汪精卫的一席话揭了蒋介石的短,刺到了痛处。但蒋介石此时羽毛未丰,感到初试锋芒,试探已见功效。所以并没有与汪精卫公开对峙,而是采取了适可而止的策略。他一方面表示这是一场误会,一方面请求处分,很快就给军事委员会送上《为处置中山舰事件自请处分呈》。同时为了表白自己的清白,还采用“苦肉计”,作出了打击右派的姿态,并把参与策划事件的亲信予以处理。这一招很见效,获得了苏联顾问和中共领导陈独秀的谅解与退让。事件发生后,汪精卫曾把朱培德、谭延辏А⒗罴蒙畹燃父鼍そ欣矗跃飨纳矸菸仕歉也桓野呀槭燮鹄矗肝痪っ挥兄ㄉK婧螅种鞒终倏醒胫葱形被峄嵋椋蛩阃ü獯位嵋榻馐汀拔蠡帷保墒窃谡獯位嵘希艟酪丫τ谙路缌恕V芏骼春罄椿匾浯耸率彼担骸拔私馐汀蠡帷谕艟来睬翱艘桓鲆坏阒拥恼挝被帷M艟馈⑻吠㈥'、苏联顾问都客气地表示了歉意,而蒋介石倒反而一句话都没说,精神上占了优势,政治上得到极大成功。从此以后汪精卫‘失踪’了”。    
    汪精卫虽然很不甘心,但又自己奈何不了蒋介石,只好称病去职。5月秘密离开广州经香港乘船到法国去了,这一走就是几年。汪精卫留下的权力空缺,被蒋介石填补上。在此之前蒋介石已与汪精卫联手,把胡汉民排挤走了,这样,蒋介石以此为契机,逐步把党政军大权独揽于一身。    
    2、从拉汪到汪举旗反蒋。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又制造了“整理党务”的纠纷,独揽大权,加上在北伐中壮大了自己军事实力。在国民党高层就有人提出“迎汪抑蒋”的主张。1927年,围绕“迁都”问题,蒋介石在南昌与武汉的中央对峙。武汉政府电请汪精卫销假回国。汪精卫于4月初到达上海,蒋介石力图拉汪一起反共,汪当时虽有应允,但他在与陈独秀联名发表了汪陈《联合声明》后,稍稍离开上海来到武汉,成为武汉政治中枢的核心人物。在武汉举起了讨伐蒋介石的旗帜。    
    蒋介石力图扭转局势,通过冯玉祥等人从中调停,并促使汪精卫最终作出“分共”的决定。汪虽然追随蒋介石“分共”、“反共”,但没有放弃反蒋的旗帜。蒋介石采取措施,打击汪精卫。蒋汪实际上一起走了反革命的道路上了。然而由于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由于领袖欲、权欲的驱使,他们为了争夺国民党的第一把交椅仍处在对峙状态。在这一回合的蒋汪斗争中,蒋介石暂处下风。以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为代价,促成宁汉合流,在南京组成统一的中央政府。不过,汪精卫在这一回合的蒋汪争斗中几乎什么也没有得到,在蒋介石下野后的一个月,汪精卫也被迫下野。


术篇第76节 明争暗斗(2)

    3、导演双簧,汪精卫替蒋介石受过。    
    蒋介石在下台期间,不是坐以待毙,而是拉拢汪精卫,导演了一场双簧。在他的暗中策划下,汪精卫在前台表演,在广州进行活动,企图拆散粤桂反蒋联盟。汪精卫在拆粤桂联盟的台的同时,率先提出请蒋介石继续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议案。1928年初蒋介石被请出复职。在这次蒋汪合作中,汪精卫实际上是被蒋介石当枪使。拆散粤桂联盟的阴谋败露后,桂系紧追汪精卫不放,他不得不听从蒋的劝告,逃避国外。汪精卫追随蒋介石不仅没有得到什么,反而落得一个“落水狗”的下场。    
    第四、政治军事两手并用,再败汪精卫。汪精卫被迫出国后,蒋介石送给他的不是回报,而是打压。1928年8月,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会前吴雅晖等人提出反对汪精卫派系参加全会,并撰文指责汪精卫及其党羽陈公博等人。陈公博组织“改组派”,与蒋介石唱对台戏。1929年3月,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代表绝大多数是由蒋介石等人圈定和指派的,把各反对派都排挤于蒋记中央之外。亲汪的“改组派”在政治上受到很大打击。汪精卫在法国与陈公博一起确定了反蒋方针。陈公博回国后,四处串联,着手组织“护党救国军”。    
    10月,汪精卫回国,张发奎、李宗仁、唐生智等表示护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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