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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广泛认为，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尽管如此，最反对它的强烈呼声有些却来自有组织的劳工。工会认为，全球化可以使资本主义得以规避国家政府多年来为了驯服它而建立的规则和制度，从而威胁到他们的艰苦斗争结果。从整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可能会从全球化中获益，并不等于说这个国家就不存在输家。例如，进口到美国的廉价服装可使消费者和整个经济都从中受益，但是却损害了美国制衣业工人的利益。这些人大都是像玛丽亚·加西亚·孔苏埃洛一样的少数民族妇女。她在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市的太阳制衣厂缝制了15年波罗牌牛仔装之后，失去了她每小时475美元的工作。公司宣布要把不少活儿都转移到墨西哥去，那里的女裁缝每小时只需付给1美元左右。美国消费者虽然可以从中受益，但美国没有有效的办法来补偿像玛丽亚这样失去工作的妇女。她和她的同事们以及他们的工会不为全球化而欢呼，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尤其令人气恼的是，这些工作往往会交到中国的勤实（音）厂这样的地方去做。在那里，总工会发现，在给沃尔玛公司生产凯瑟琳·李·吉福德牌手袋的过程中，工人若不能按时交活，就会受到保安的殴打。因此，先进国家的工人要求赔偿全球化带来的损失，并要求将基本劳动权利纳入国际贸易协议。
同工人一样，环境保护主义者在全球化中看到的是环境灾难性地回归到原始资本主义时代。他们担心，减少成本这种挡不住的压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迁到环境未受控制的地区去生产。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我碰到过许多例工厂迁址的情况，迁址决定的做出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了环境管理的性质及实施情况的影响。有些分析家指出，中国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是以相当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8％～12％的环境退化为代价换来的。在印度尼西亚的热带森林里，每年有相当于康涅狄格州那么大一片森林被砍伐，以满足日本、中国、美国和欧洲室内地板、家具和办公文具的需要。这种贸易80％是非法的，而且会在未来十年内把苏门答腊岛的低地森林连同猩猩和苏门答腊虎一起完全灭绝掉。在巴西，大片大片的红木林正在因同样的原因逐渐减少。另外还有乌龟和鱼类。据海洋科学家说，由于渔捞过度照样受到补贴，这两种生物早已在世界范围内面临灭顶之灾了。尽管如联合国支持的《全球契约》等志愿性努力在使多国公司支持环境原则方面也曾有过一些进展，但是，面对老布什总统说的那类说法，环境保护主义者还是感到悲观。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地球最高级会议之前，这位布什总统说，“美国的生活方式不是供谈判的。”他儿子决定不让美国参加《京都全球气候变暖条约》，原因是“对美国的经济不利”。这更使环境保护主义者感到，全球化需要进行大改变。
对于职业左派和寻找奋斗目标的大学生来说，既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丧失了威望，反全球化就是攻击同一个资本主义目标的又一种办法。还有一种因素带有文化的同质化成分，这种同质化可引起怨恨。由于它往往是带着矛盾情绪屈从于诱惑的结果，所以更是如此。班邦·拉赫马迪对这一点体会很深。这位麦当劳饭店业主的85家店铺遍布印度尼西亚，“9·11”事件发生后，他赶紧挂起了牌子，上面写着：“我对慈悲和仁慈的真主发誓，印尼的麦当劳是一位土生土长的穆斯林开的。”班邦先生认为，他的饭店对印度尼西亚有好处，但他也知道这些饭店的存在标志着改变了人们十分怀念的那种稳定的老一套的生活方式。除了这种丧失感，许多人还感到，这种改变是以一种最不民主的方式发生的。印度经济学教授考希克·巴苏认为，全球化意味着，即便单个国家变得更民主了，全球民主的总量却在减少，因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影响是不均衡的。例如，韩国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期间别无选择，只好接受美国精心制订的要求它的银行业向外国银行并购打开大门的救援方案。穷国和小国在全球化的条款上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而且全球化越发展，他们选择的自由会越少。
然而，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许多人认为美国人领导的全球化对他们不起作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许多国家，包括最近的中国，在过去十五年里大大提高了生活水平，但其余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起色。中东、北非和拉美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只增长大约15％。在撒哈拉沙漠以南、中欧与东欧、以及中亚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实际上在减少。国内政策不当和对外开放程度不够固然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但全球化的影响也从中起了作用。
此外，有些重要国家虽然明显遵循着全球化的既定规则，却依然在走向失败。以墨西哥为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使墨西哥完全踏上了全球经济的轨道，贸易壁垒减少了，金融市场放开了，保护知识产权等被认为可吸引外国投资的措施也全都采取了。在七十一年的一党统治之后，墨西哥还变得民主了。当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没有规定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发展资助或者是劳动力流动（像欧盟吸纳欠发达的国家参加欧盟时通常所做的那样）的条文，而美国对自由市场解决方案的崇信则使得那些东西似乎代价又高又没有必要。从另一方面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又大大刺激了墨西哥的出口和外国资本在墨西哥投资的增加。1991至2001年间，墨西哥的出口增加了120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160亿美元，可是在墨西哥境况好起来的人却寥寥无几。实行了二十年自由市场改革，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签署有十年了，50％的墨西哥人仍是每天靠大约4美元过活。20世纪70年代我在墨西哥时，约60％的人口被认为是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今天的比例降到了35％，并仍在下降。在众多国内问题中，主要的一个是随着工厂的关闭以及迁往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家，工作机会正在离墨西哥而去。例如，2000年夏天，卡拉韦高尔夫球俱乐部将生产转移到了中国，因此减掉了一半墨西哥雇员。当年秋天晚些时候，我遇到了墨西哥主要纺织品生产商中的马耶尔·扎加。他告诉我说，在墨西哥市场上很难与进口的中国纺织品竞争。
另外一个例子是巴西。迫于压力实行了政治民主和市场全球化之后，巴西于2002年秋季总统选举期间遭受了一场经济危机。由于担心左翼候选人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获胜后不履行债务义务，外国投资者纷纷抽回了资金。正如巴西驻华盛顿大使鲁本斯·巴尔博萨当时对我所言，“你们让我们为民主选举付出了代价，这似乎不公平。更糟糕的是，你们对我们想卖给你们的半数产品都设置了贸易壁垒，这样一来，我们挣钱偿还债务岂不是更难了。这些产品包括：大豆、食糖、橘汁和钢材。”
对美国的壁垒和有害限制问题，许多地区都有同感。“9·11”之后，巴基斯坦对美国采取了坚定不移的支持态度，可美国只是象征性地增加了对巴基斯坦纺织品进口的严格配额，巴基斯坦对此很难接受。新西兰、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对美国严格限制进口农产品也颇有微词。
非洲和印度则别有一番抱怨。在这些地区，艾滋病十分猖獗。富裕的西方国家虽然也有药品并已用在艾滋病患者身上，成功地挽救他们的生命，但这些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太昂贵了。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世界贸易组织保护专利的规定使得发展中国家的非专利药品生产商无法廉价提供药物。因此，这些国家的有些人实际上把全球化看作最大的死因。
然而，在这些抱怨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全球化的理论正确与否的问题。乔治·索罗斯最近对我说，“一般看法认为，市场总是对的，但以我的经验来看，市场几乎总是错的，尽管能自我验证。”墨西哥与中国的问题就是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全球化理论认为，国家如果向货物和货币的自由流通开放市场、实行私有化、解除管制、严格实行法治、保持透明度、在财政与金融方面采取谨慎态度，大家就会涌上门来。不过，由于世界上的制造商纷纷涌上中国大地，中国实际上在吸纳大部分外国直接投资。然而，中国并没有实行法治，而且透明度很低，控制甚严，银行体系的脆弱程度也仅次于日本。正如世界银行在《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那份研究报告中所指出的，事实上，东亚国家遵循的是一套成功的准则，这套准则由日本首倡，与全球化的标准原则罕有相像之处。它要求强制实行高储蓄率（例如，新加坡把每个工人将近一半的工资作为福利备用基金），抑制国内消费，对外国直接投资提出技术转让条件，政府干预资本分配，保护大部分国内市场，并强调以出口带动增长。
但是，纵令用了这套准则，面对中国现象是否能成功，也还是值得怀疑。按照过去的模式，发展中国家起步时都生产服装之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然后再一步步搞比较复杂的生产。可是中国既能生产低端的，也能生产高端的，而且还能在两端都成为低成本生产商。这样一来，留给其它发展中国家的余地就很少了。
让全球化切实可行
技术的发展可以缩短时间和距离，全球化在此推动下是不可遏止的，这已成为一种现实。不过，这话以前早就有人说过。1910年，诺尔曼·安吉尔写过一本，名曰《大幻想》。该书宣称战争已成为过去，因为当时的全球经济是那么相互协调。一战结束后，世界竟然花了六十多年才重新达到了它1911年所享有的全球化水平。全球化这次若要畅行无阻，就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讲意识形态，处理好我上面着重提到的抱怨和不协调做法。单纯号召实行自由贸易和开放是不够的。人们并不是仇恨美国领导的全球化，事实上，即便没有数十亿，也有数亿人喜欢它。但是，它要想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广泛而公正地普及开来，同时还要敏锐地看到许多不同社会的社会与政治需要。
“97”大崩溃
“金融市场竟然让巴西为进行一场民主选举付出经济代价，这似乎不公平。”——巴西驻华盛顿大使鲁本斯·巴尔博萨
素帕猜·巴尼巴滴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圆脸膛男子，而今依然保持着昔日当教授时的儒雅风采。离开大学跻身政界后，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上了泰国副总理，现任世贸组织总干事。2001年10月，他到世贸组织就任前，我们在上海的香格里拉饭店共进过午餐，当时我们都在那里出席亚太经合会论坛的会议。俯瞰着过往船只驶过黄浦江外滩的忙碌景象，我们不期彼此都享受了一段往日的回忆。我们两人20世纪60年代都在鹿特丹住过，可惜，只是无缘相遇。我们试着用已经生疏的荷兰语聊了起来（他比我说得好），从中得知他曾被泰国派往鹿特丹大学，师从大名鼎鼎的扬·廷贝亨学习经济学。返回泰国前，他在那里连续当了十年教授。我1966至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