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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她下车以后走开了，阿弗纳和罗伯特绝对不能进去。它是这次任务流产的最后一个信号，可能是“目标”旁边还有一个人，也可能是他完全改变了方向。那个人要从街角那边过来，阿弗纳和罗伯特两个人都看不见。他们能看见的只有斯蒂夫的“菲亚特”中的那个女孩——而且还只能看见她浅色的后脑勺。
阿弗纳感到他腹部的肌肉绷紧了。
他偷偷瞟了一眼罗伯特，只见他同伴的脸上一点紧张的神色都没有。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嘴角边的肌肉是松弛的，灰色眼睛上方的眼睑低垂着。这些是无聊乏味的表示。
那个金发女孩应该有所动作了。
她动了。她从汽车上下来，但没有走开，而是跑起来了，跑动的姿势非常笨拙，跟其他穿着高跟鞋的女孩一模一样。她跑到刚刚转过拐角的那对夫妇面前，向他们大声喊道：“你好！”双手去挽那个男人的另一只胳膊，然后三个人笑着说着，互相紧贴着，一起走过了迪里雅斯特酒吧。
大概只离“目标”一分钟的距离。
阿弗纳好像今生只为做这一件事似的，迅速地毅然决然地走进了C入口的门廊，他没有用语言或动作示意罗伯特跟着他，但他确信罗伯特就在他身后。他无论如何也是要进入门廊的，命令他人采取行动不是以色列军队的传统。领导们希望其他人到哪里，他们自己会先到哪里。在战场上，一个向前冲的人发现自己是在孤军奋战，这种情况是少有的。
门廊里面空气阴冷，潮湿。大厅里漆黑一片。在欧洲，在廉价的公寓大楼里都是这样，大厅、楼梯井或者门廊里的灯光打开之后，过一两分钟就会自动熄灭。否则的话就会浪费电。
阿弗纳和罗伯特前一天来过这个大厅，对这里的布局、楼梯和老式电梯的铁栅栏有个大致印象之后就走了。要塞一枚硬币电梯门才能打开。在一面墙上，有一块像镜子一样的反光玻璃——吓了阿弗纳一跳。他应该记得这里有一面镜子的。等眼睛适应黑暗之后他瞥见了镜中的自己，这时他的心跳几乎停止了。那一瞬间他以为有个人在大厅里等着。原来是自己的影子。幸好罗伯特没有注意到。
他们回头看看入口处，有人经过。在狭窄的入口处，一瞬间出现了很多人的轮廓。有一个妇女，有一对老年夫妇，还有一只狗。它停下来，朝后看着，摇着尾巴，跳着跑开了。
接下来，千真万确，他们等着要杀的那个人出现了。
他路过入口处的时间不到一秒钟——一个提着食品袋的轮廓——但阿弗纳和罗伯特知道一定是他。正如他们预料的那样，他向隔壁的迪里雅斯特酒吧走去。这时他们听到汽车的喇叭声——斯蒂夫在绿色的“菲亚特”里向他们示意——但这已经没必要了。他们已经知道了。
那个人一定正在打电话。四分钟，五分钟，如果有人在用电话的话也许要六分钟，或十分钟。或者只要两分钟。确切的时间无法预计，但这并不重要。他终于从C入口进来了，是独自一人回家。
当然，在同一时刻，也可能有其他人从C入口进来，或者从楼上下来出去。无论哪种情况，他们都不能动手。这一天的行动就流产了。如果目标有机会看清他们的脸，也许就前功尽弃。
如果他们已经开始，用突击队的话来说，“行动”的话，有人进来怎么办呢？阿弗纳能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考虑这种可能性。所谓的零风险，只能是接近零风险，并不是绝对的“零”。即使伊弗里姆也承认，在这样的行动中，不可能计划得面面俱到。真正的零风险是待在家里看电视，但即使那样，屋顶也会掉下来。
目标从门外进来了。
除他之外——阿弗纳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后面还有一男一女。他们是一两个无辜的旁观者。罗伯特也看到他们了。他们正要进门，只离那个提着食品袋的人几步之遥。他一边走，一边从衣袋里摸索着什么，也许是一枚硬币，好打开电梯门。
这时，罗伯特猛地动了一下，也许是因为走在那个人之后的那对夫妇。他也搞不清自己为什么要动那么一下。也许是觉得这次任务要流产了，他开始向楼外走去。不管怎样，他这一动——目标后面的那对夫妇也许意识到了他的动作，看见黑暗的大厅里有一个他们不认识的模糊的人影，也许是他们干脆改变了进入公寓大楼的想法。他们停住了脚步。
接着，那个男的似乎抓住了那个女人的手，他们双双走开了。
在他们前面，那个提着食品袋的人毫无觉察。他继续朝电梯走去，脚步坚定，无拘无束，不畏黑暗。他空着的那只手还在上衣口袋里摸索着。他身材瘦小，对危险毫无觉察。阿弗纳看见他的脖子好像是从他袋子里伸出来的一只酒瓶子。
罗伯特伸手把灯打开。灯突然亮了起来，虽然并不明亮，却吓了他一跳。他抬起头看了看，没有放慢脚步，也没有停下来。他没被吓住，甚至并不感到吃惊，也许有一点迷惑。他正要与阿弗纳和罗伯特擦肩而过。他的态度似乎表明，无论这两个陌生人在黑乎乎的大厅里做什么，都跟他无关。
罗伯特在离他一两步远的地方用英语对他说：
“你是威尔·兹威特吗？”
这个问题只是操作程序而已。灯再次亮起来的时候，两个特工都认出这个瘦长的诗人。他们详细研究过他的照片。他们对官方公布的他的生平烂熟于心：年龄，近四十，出生于约旦河西岸的彻门。他是个文人，在左翼知识分子界很受欢迎，但很贫穷，不断地换工作换住处，而换的无论是工作还是住处都很一般。现在在罗马的利比亚大使馆担任翻译，为人低调。他的女朋友是个年纪比他大的女人，有点胖。但她穿戴很讲究，似乎特别喜欢去苏联度假。当然，这没什么错。他有一个弟弟，在慕尼黑惨案之后被德国驱逐出境，这也没什么错。跟兹威特一样，他在文章中表达爱国情感，甚至推荐其他阿拉伯爱国作家的作品都没什么大错。这些是西方新左翼，或者老一点的左翼知识分子表达的普通的情感。就这一点而言，较老的右翼知识分子也这样表达过。
兹威特的名字在伊弗里姆的名单上位居第四位还有别的原因。“穆萨德”有理由相信，威尔·兹威特是欧洲恐怖活动的主要策划人和协调人之一。在“穆萨德”看来，1968年，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从罗马飞往阿尔及利亚的飞机，拉开了十年恐怖活动的序幕。他是这次事件的负责人。兹威特不仅翻译了《一千零一夜》——从“穆萨德”掌握的情况来看是这样——而且还在1972年策划了企图让一名英国妇女将一个磁带录音机炸弹作为礼物带到国外、以炸毁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另一架喷气式飞机的恐怖活动，机长成功飞回并在罗马安全着陆以后，两名恐怖分子被捕。而下一架飞机的机长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你是威尔·兹威特吗？”
罗伯特的声音漫不经心，甚至彬彬有礼。在那一刹那，兹威特似乎没有怀疑。罗伯特和阿弗纳手里没有枪，“拔枪就要开枪”，但还不能开枪，身份还没有确定。伊弗里姆曾经说过，“让他自己确认，要认准他，就像认你的亲兄弟一样准。”
兹威特开始确认自己了。为回答罗伯特的问题，他的眼睛，头部开始画表示肯定的弧线，但某种东西——某种预感，某种征兆——使他停了下来。他没有完成点头的动作。后来阿弗纳常常想，在那一刹那间，是什么使他意识到致命危险来临的呢。
“不是！”
阿弗纳和罗伯特一起动手了。右脚后退半步，双膝弯曲进入战斗的屈膝姿势。右手紧贴身体，将上衣向后扫开，手指呈弧形去抓枪柄。扣上扳机，定住。把第一发子弹从弹夹推至后膛。
完成这些动作没有用到一秒钟时间。阿弗纳曾为那个老大力水手练习过一百万次。
给敌人一秒钟时间，让他先开火。比如，如果他手里有枪，藏在食品袋里，一发子弹已经上膛。“穆萨德”的一秒钟是给双方一半对一半的机会。也是为了实现零风险，绝对不要把枪拿在手上，绝对不要把子弹从弹夹推到开火状态，除非你想用枪了。想用枪的时候，就不再警告，不再等待。你拿枪就开火，就像那个经验丰富的前海军说的那样。
“开枪就要命中。”
威尔·兹威特没有任何准备。如果关于他背景的情报是准确的话，他甚至连枪都没有。没有贴身保镖，没有武器。为了安全，兹威特只有把自己深深地隐藏起来。这时的他已成为一个身无分文的诗人，一个对别人不会有任何伤害的知识分子，一个无职无位的人，一个无家可归的、从国外移民的翻译，也许对人民的事业还有一些极其自然的同情，一个连电话费都付不起的人，一个把晚餐装在纸袋里提回家的人。
如果他仅仅是这样一个人会怎么样呢？
一个赤手空拳的人一边喊“不！”一边紧紧抓住一只食品袋和一瓶酒。他此时的神情跟其他人在这个时刻完全一样，因为惊恐而变得僵硬，眼睛睁得越来越大。如果是另外一个人正好回家搞错了怎么办？
很难说得清在接下来的那一瞬间这些想法没有从阿弗纳脑海里一闪而过。他也不知道罗伯特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他们后来从没谈过。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又一秒钟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
第一秒钟——拔枪之前确认——这是规定。但他们把贝雷塔拿在手里之后就要毫不迟延了。他们不约而同地停下来。一瞬间的寂静无声是为了对即将打破的戒律表示尊敬。“你怎样训练人进行突袭？”伊弗里姆曾这样问道。
后来阿弗纳想，就是希望另一个人先开枪。
兹威特开始动了。他准备离开。
阿弗纳和罗伯特几乎同时扣动了扳机。两枪，跟往常一样，瞄准最大的目标，他的身体。他们弯下膝盖，左手伸出去寻找平衡，就像击剑的人那样，虽然他们的贝雷塔几乎没有任何后座力。又是两枪，两枪，接着又是两枪。随着兹威特的倒下，他们的目标也跟着移动。阿弗纳搞不清食品袋里的瓶子有没有破，但他后来想起面包卷散落到了地上。
他们的节奏并不是非常一致。罗伯特射得快一些，阿弗纳是一个人打出最后两枪的。稍稍停了一会，罗伯特又开火了，又是两枪。
兹威特已经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了。
如果他们都没打偏的话——在四五英尺范围内他们不可能打偏——他的尸体上应该有十四颗子弹。贝雷塔弹夹的设计容量是八颗子弹，但是阿弗纳和罗伯特总是额外地多塞进两颗。这是相当安全的，尤其是你希望将弹簧连续多日地压住的时候——阿弗纳打了六枪，所以应该还剩四颗子弹。罗伯特的弹夹里还剩下两颗。
阿弗纳看见罗伯特不知什么原因弯下了腰，原因无法说清。他起初以为他的伙伴想看一看兹威特的尸体，而实际上他是去捡弹壳。这样做是没必要的，罗伯特应该知道。虽然他紧张得几乎麻木了，但看见罗伯特好像神志迷乱了，阿弗纳倒平静了下来。“算了吧。”他一边把枪往腰带里插，一边厉声说，并开始快步向入口处走去。他回过头来时，看见罗伯特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