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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两派都认为以色列国的消灭是斗争的最终目标——同时，在整个中东实行某种形式的阿拉伯式的社会主义——在诸如重点、策略和优先要考虑的问题这些问题上，两派从来都没有一致过。哈巴希博士首先是一个好战分子，其次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他看来，巴勒斯坦的斗争只是一场更大的泛阿拉伯的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法塔赫”的第一要务是“解放巴勒斯坦”，然后是“人的解放”，意思是实行某种形式的阿拉伯社会主义。
两个人都信奉暴力，甚至信奉恐怖分子的暴力，但是阿拉法特偏向于将游击行动“巴勒斯坦化”——巴勒斯坦的敢死队只在以色列和以色列被占领土上进行武力袭击——而哈巴希博士支持全世界范围内的恐怖袭击，这种袭击通常与其他恐怖组织联合。正因为如此，“法塔赫”中一小撮玩弄“肮脏伎俩”的国际恐怖分子，即“黑色九月”组织，一直没有得到正式承认——虽然它的存在从来都不是一个秘密。
在某种程度上，这还不仅仅是一个正面形象的问题。“赎罪日之战”以后，在日内瓦的会议桌上，谈判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可能性变得非常小了。因为以色列不可能把自己谈得不存在。如果巴解组织希望参加谈判的话，它的立场就必须温和。要是从策略上考虑的话，巴解组织应该克制自己，不应要求它无条件灭亡。
哈巴希博士及其“人民阵线”反对这个提议。对他们而言，犹太复国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没有权利存在。因此，在一些抵制国家，如叙利亚、伊拉克、南也门和利比亚的支持下，“反对阵线”诞生了。巴解组织内部的许多小派别自己选择，是站在“法塔赫”一边还是“反对阵线”一边。
就以色列来说，它对阿拉法特的看法很矛盾。从官方来说，巴解组织不承认以色列，以色列也不承认巴解组织，即使它穿着温和的外衣。但有些以色列人相信，有阿拉法特这样的巴勒斯坦领导人，也许有可能协商解决。另外一些人则相信，“法塔赫”的领袖跟最直言不讳的恐怖组织头子一样不“温和”。虽然阿弗纳及其同伴们很少谈论政治，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之间还是有分歧的。斯蒂夫、罗伯特和汉斯不看好阿拉法特，但是卡尔没有这么悲观。阿弗纳呢，处于两者之间。但他相信一点，“黑色九月”组织的战略家萨拉米必须被杀掉。
在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中，以“阿布·哈桑”闻名的萨拉米非常有钱，上过索尔邦大学。人们是这样描述他的：风流倜傥，女人们无法抗拒。他是巴勒斯坦的一个上流人物，其父舍克·萨拉米在以色列诞生之前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中一名活跃的斗士。在阿里·哈桑出生之前，萨拉米是袭击巴勒斯坦境内犹太定居点的指挥者，最后于1948年被犹太自卫队哈迦纳的一颗炸弹炸死。
有其父必有其子，萨拉米自然也参加了“武装斗争”。但是由于他的社会背景，在巴勒斯坦运动中，他跟其他恐怖组织头子有不同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愿意跟其他人合作来进一步推动巴勒斯坦的事业。萨拉米电与极右的人合作，比如瑞士新纳粹党的创始人弗朗西斯·阿诺德，据说后者为欧洲的巴勒斯坦人掌管财务，就像他在战争期间为纳粹分子掌管财务一样。
由于某些原因，“搞掉”萨拉米的想法一直困扰着阿弗纳及其同伴们，它比暗杀任何一个恐怖头子都使他们感到困扰。不仅因为他是名单上的第一号，还因为他普遍被以色列人看作是在慕尼黑杀害以色列运动员的负责人。虽然没有人确知在奥运村袭击以色列运动员的主意是萨拉米出的，但“穆萨德”认为他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是策划人和协调人。正因为如此，他就成了恐怖组织头子的象征或代号。反恐斗争跟恐怖活动一样，跟干掉一个目标的象征意义比起来，军事上的意义常常居于第二位。在某种程度上，暗杀萨拉米就相当于缴获敌人的旗帜。
正是因为这种困扰，“穆萨德”在利勒哈默尔失败了。这次行动看起来非常外行，参与的特工异常之多。这些特工突然出现在一个偏远的小镇上，这个小镇也是一个旅游胜地。在那里，陌生人非常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这里既没有地方躲，也没有地方跑，只有两条长长的高速公路，而且还容易控制。即使在袭击目标时没有出错，但事后也容易被抓住。而且，这次行动中后来让局外人瞠目结舌的某些方面——比如为了节约一天的租金，两个特工在奥斯陆归还一辆租来的汽车时被捕——还不那么使阿弗纳感到意外（因为他非常熟悉所有加里西亚人的祖先是怎样审计“穆萨德”内部的费用的）。使他感到意外的是，这次行动未经提出来讨论就不顾一切后果地实施。这只能解释为——如果不说辩解的话——“穆萨德”一直被那个一心想除掉这个人的想法困扰着。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说，他已经成为国际恐怖活动的化身。
尽管阿弗纳也被这个想法困扰着，但他下决心决不要让他和他的同伴们这样不顾一切。他们不能犯类似的错误。
事实证明，他们几乎没有闪失。
第十三章 阿里·哈桑·萨拉米
直到10月22日，“穆萨德”——很显然有更为重要的事情要操心——才发现阿弗纳、斯蒂夫和罗伯特未经同意就回到了以色列。跟从国外回到以色列的其他军官们一样，他们一到就加入到自己的部队里。他们的指挥官也搞不清他们离开部队之后一直在干什么，在战争期间，也不可能去调查。在阿弗纳的部队里，当他抵达基地的时候，连厨师都被派到战场上去了。部队立即给他分配了任务，先后在北线抗击叙利亚人和在西奈抗击埃及人的“第三军”。他又一次毫发未伤，幸运逃生，斯蒂夫和罗伯特也毫发未损。
直到战斗快结束时，电脑才捕捉到他们的行踪。在北方，霍蒙山已经失而复得，在南方，沙龙将军率领的那个师已经把埃及人团团围住。在南部苏伊士运河的西岸，坐在吉普车里的一位军官抓住阿弗纳，把他推进一架直升机里，命令他到特拉维夫“穆萨德”总部汇报。
在去总部的路上，阿弗纳心想斯蒂夫和罗伯特是否已经在那里等他们了，结果没有。等待他的是伊弗里姆。
“你们这些家伙都疯了吗？”当阿弗纳被带进他的办公室时，他这样说。“你们以为自己是英雄，没有你们我们就打不赢吗？我应该把你们所有人都送上军事法庭！”尽管伊弗里姆嘴上这样说，阿弗纳还是能从他的语调中听得出来，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影响。这正是他所希望的。
“我希望你们今天就离开以色列。”伊弗里姆继续说。“回欧洲去，做完你们该做的事情。如果我们需要你们回来，我们会给你们打电话的。除非有命令，我希望你们谁都不要再在以色列出现。我说清楚了吗？”
虽然阿弗纳觉得伊弗里姆完全有权利用这种语调跟他说话，但他声音中的某些东西还是让他觉得受了委屈。他们之所以回来，是因为国家正处于极度危险之中，就像其他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一样。正是这个原因，他们才违反军事程序。违反程序也是事实。但是见鬼！自己每次为了以色列连命都不顾时，每次尽职尽责做点事情时，总是会有一些加里西亚人让他有一种受挫之感，发脾气骂他，或者罚他的款，就像他到达特拉维夫的当晚那个地方法官那样。还有完没完？
有一件事阿弗纳不能做，那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有这种感觉，他就保持缄默。
“我告诉你，”他对伊弗里姆说。“我不是在给你们这些家伙干活。记得吗？别命令我做什么！”
他的爆发使伊弗里姆笑了起来。“噢，在我还没有向你扔东西之前，”他说。“从这里滚出去。滚……哦，等一等。你提醒我了，我想让你把这个签了。”
阿弗纳拿起那张长长的打印得密密麻麻的纸。“这是什么？”他问道。
“读一下。”伊弗里姆说。“你会认字，是不是？”
阿弗纳看着那张纸，一时还不想去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从伊弗里姆桌上拿起一支笔，签了。也许又是一份牙科保健计划之类的东西。
在特拉维夫，阿弗纳在去机场之前去看了一下他的父母，首先是他的母亲，然后是父亲。两次感觉都非常不好。
跟往常一样，他的母亲敷衍了一两句关心的话——感谢上帝，你还好好的——之后，话题立即转向了以色列和这个世界的背信弃义，竟然允许战争发生。阿弗纳又一次感到，自己的命运跟以色列的命运比起来，母亲对后者的担忧要多得多。自己在战争中遭受的痛苦和这个国家遭受的苦难比起来，后者对她的影响也深得多。她忧虑的是以色列这个以色列那个——她也总是不断地表达这个愿望，即再过一两年等阿弗纳的小弟弟贝尔到参军的年龄时，国家就和平了。
阿弗纳想，也许这个想法不当，母亲总是操心贝尔是否平安，似乎不在乎他也许会在战场上牺牲。无论是阿弗纳的什么事情，她似乎都不感兴趣。他也不能把自己在欧洲干的事情告诉她——她心里一定在猜测，他在“为政府做什么事情”——但她却问都没问，他有些痛心。甚至连泛泛的询问都没有，没有问过葛拉，也没问过肖莎娜，只关心贝尔和以色列。在阿弗纳看来，自从母亲把他送到集体农场以来，一切都没有改变。
去看父亲的时候，感觉也很糟糕，只是原因不同而已。
父亲变得更老了，更加多病了，更加脆弱了。而同时他们两个人之间又是那么相似——不是外表上的相似，而是他们思想和情感上的相似——阿弗纳看着他的父亲，就像看着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中，他能看见自己二三十年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这是不可思议的。父亲一定也有这种感觉，因为他一再重复：“等着吧，再过几年，你也许也会坐在这里，等他们给你打电话。他们要把你榨干。很久之前他们就把红宝石锁起来了，而你还在等着。但你只有到那个时候才会明白。你别信我的话，你自己看吧。”问题是，阿弗纳开始相信他父亲的话了。
他迫不及待地到了机场，连斯蒂夫和罗伯特追上他的机会都没给，就飞回了欧洲。
11月份过去了，12月份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虽然什么也没发生，但这段时间的活动却不少。实际上，正如卡尔所说，他们从来没有这么事倍功半的。几乎每天他们都会得到关于一两个目标的新的传闻。尤其是萨拉米，总是在报告说他首先会在巴黎出现，然后会在西班牙和斯堪的纳维亚出现。
关于二号目标阿布·达乌德的传闻也很多。他是惟一一个从那年1月到9月完全消失的目标。阿布·达乌德因绑架侯赛因国王的内阁成员未遂，在约旦监狱里关了七个月。他是2月13日在约旦被捕的，被捕之后在电视上首次公开承认“法塔赫”和“黑色九月”之间的关系（没有“穆萨德”的特别消息）。两天后，他跟“黑色九月”的共犯们一起被判处死刑。但是，侯赛因国王给他们减了刑。1973年9月，在赎罪日入侵西奈和戈兰高地之前不到三个星期，阿布·达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