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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而已。
阿弗纳和斯蒂夫还站在院子里，从落地长窗里朝里面看。这时，他们清清楚楚地听见身后灌木丛摆动的声音。有人从灌木丛里过来了。从那个人弄出的声音来看，他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他正沿着他们身后那条小道走来。
他们转过身来。由于他们身后有灯光，他们知道，任何一个从花园里走过来的人都只能看见他们黑色的轮廓，而不能立刻看清他们的脸。但是他们随即就意识到，不该来这里。两个以色列特工，在一个偏僻的西班牙人的花园里，周围全是充满敌意的阿拉伯人。不能冒险。他们转身的时候，膝盖就弯了下来，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他们右手拔出了贝雷塔，左手去拉滑套时在空中画出一道弧线。
他们看着那个人从灌木丛里出来。他是个阿拉伯人，很年轻，穿着方格子衣服。他站在离他们大约十步远的地方，不解地看着他们手中的枪。即使他在他们听到他弄出的响声之前就看见他们了，也不会想到他们是敌人。他很可能把他们当成了自己人。
一个阿拉伯年轻人。他的右手放在裤子拉链的遮布前面，好像刚刚拉上拉链。左手握着一把卡拉什尼可夫步枪。
他开始把枪端起来。
阿弗纳和斯蒂夫同时开火了。两发子弹射了出去，又是两发子弹射了出去。11月的风把干枯的树叶卷起来，吞噬了枪声。噗—噗，噗—噗，噗—噗，噗—噗。他们朝他走近时，那个阿拉伯男孩还想让身体保持平衡。后来他急速地倒了下去，侧卧着，蠕动着，呼吸困难。倒地时，他一直用左胳膊紧紧抱着那把卡拉什尼可夫步枪。他看着阿弗纳和斯蒂夫，把枪紧紧抱在怀里。
屋子里似乎没有人听见动静，也没有人注意到外面有动静。人们仍然站在长条形的桌子旁边，吃着，谈论着，打着手势。阿弗纳甚至能听见他们的笑声。他拿着枪，转身朝花园外面走去。不是朝他们来的那条路，而是抄近路，朝大门走去。斯蒂夫尾随着他。他们脚步飞快，偶尔转过身来。后面没有人。到大门外面时，他们突然跑了起来。他们向山下跑去，身后拂过11月潮湿的风，落叶追赶着他们。他们跑得越来越快。
跑啊跑。阿弗纳一直记得那一幕。他们就像两个做了无法收拾的事情正设法逃脱惩罚的学生那样，沿着西班牙一条蜿蜒曲折、用砾石铺成的公路向山下跑着。他们就这样结束了那次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
第十七章 法兰克福
跟许多其他安达卢西亚的城市一样，塔里法有一次暴力的记录。不过，阿弗纳并不知道。在离那个阿拉伯年轻游击队员躺的地方几百码之处，据说历史上有一个叫“好人古兹曼”的人，宁愿牺牲自己九岁的孩子，也不愿向围攻者投降，放弃一座摩尔人的城堡。其废墟仍然是一个小小的景点。在涅布拉，沿阳光海岸西北一百一十五英里，阿拉伯科学家们第一次把黑色的火药引进欧洲战争中。这是13世纪发生的事情。从这时到阿弗纳所处的时代之间，人类冲突的性质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当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朝汉斯等着的那个地方跑去时，阿弗纳，或者斯蒂夫脑海里只有历史上相似的一幕。斯蒂夫没有开灯，发狂地开着车，直到阿弗纳大叫着让他停下来。没有人追他们。没必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紧张，把一条沿海大道变成一条跑道。斯蒂夫平静了一点之后，把刹车灯接起来。汉斯把他的冲锋枪放回后备箱里。他们要平安回到酒店以后才能放下贝雷塔。
他们坐在阿弗纳的房间里，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分析一下形势。暂时没有什么危险。因为一般的阿拉伯游客或者商人不太可能扛着卡拉什尼可夫步枪到处逛，别墅里的阿拉伯人无疑是恐怖分子。既然如此，他们当然就不会叫警察，也不会挨家挨户地在附近去搜他们连看都没有看到的攻击他们的人。惟一能够向他们描述一番的就是那个带着攻击步枪的男孩。很可能已经死了。即使阿拉伯人报了警，也没什么能把阿弗纳及其伙伴们和这次袭击联系起来。他们是西德商人，跟成千上万的游客一样，也有护照。护照找不出一点毛病。除了枪以外，惟一能把他们和这次袭击联系起来的可能就是砾石路上的车辙印了。
上午，阿弗纳打电话让“爸爸”的人来给他们换了一辆车，同时把枪收走了。他想，这样在酒店里过夜就非常安全了。第二天回马德里，车不同了，也没有武器，就不用担心搜查和关卡了。
他们确实不用担心了。回马德里的路程很远，他们坐在车里，话都不多。阿弗纳偶尔接替斯蒂夫开一开车。阿弗纳知道，即使他们在谈别的，心里想的都是一样的。他们搞错了吗？他们还能做什么呢？他们失去理智了吗？他们不向那个阿拉伯男孩开枪就撤下来吗？他们向他开枪真的是为了自卫吗？
他们把他打死了吗？到目前为止他是第四个被他们打死的不明身份的巴勒斯坦人吗？这四个人，虽然不是利勒哈默尔的侍者那样的无辜的旁观者，但也不在他们的名单上。如果把雅典的穆扎斯包括在内的话就是五个人。如果把那个克格勃特工包括在内就是六个。如果把胡恩的那个金发女孩包括在内就是七个。
还没有干掉萨拉米、阿布·达乌德和哈达德博士。
难道这就是这样的任务不可避免的结局？难道他们有些地方做错了？难道这个活对他们有什么影响？难道他们慌张了？
归根结底，他们是不是失败了？
自从差不多一年半以前暗杀布迪亚以来，他们没有发现任何目标。然而他们却杀死了四个阿拉伯走卒和一个荷兰女人——其间失去了卡尔和罗伯特。在反恐战争中，两个高级特工没有换来任何军事上的收获。这是失败。被别人打败了。怎么看这个问题都是这样。
更糟糕的是，他们现在的行动是在无视命令下进行的。没有人授权他们这么干。绕着一座西班牙花园去杀阿拉伯人，跟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一样。
干法也跟恐怖分子们一样。
这番话是汉斯刚要从马德里郊区的北四路上下来时说的。“你知道，”他说，“我们的干法就跟恐怖组织头子一样。”
无论是阿弗纳，还是斯蒂夫都没有反驳他。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他们陆续离开马德里，回到法兰克福。就像格拉如斯的枪杀事件一样，塔里法发生的事情任何报纸上都没有报道。他们也可能没看到西班牙和瑞士的新闻报道。但这起枪杀事件很可能被隐瞒起来了。如果能够避免的话，这些恐怖分子当然不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
因此，最简单的理由就是害怕被发现。几天之后——从他们离开西班牙的那一刻算起——阿弗纳及其伙伴们就根本不担心这个了。
他们担心的是别的。很难言传。“失败”或者“丢面子”还不足以表达其意。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愧疚”，甚至不是一种无聊的感觉。
他们感觉受了命运的捉弄。跟所有当兵的人一样，他们也心存某种迷信。而且，他们还有一种屈辱之感，以前对他们有利的一些东西现在都背叛了他们：成功，女人，获胜的运气以及战争中的运气。这些东西带给他们伤痛和羞辱，让他们突然对所有的价值观念和信念产生了怀疑。
卡尔死后，阿弗纳就有过这种感觉，塔里法事件后这种感觉更甚。斯蒂夫多少也有过这种感觉。然而现在，这种感觉强烈地冲击着汉斯。
他变得爱反省了，也从来不多话了，几天根本不说一句话。虽然他跟以前一样，仍然有条不紊地干自己的活，但却变得非常孤僻、超然，明显地疑虑重重，阿弗纳非常替他担心。同时他也不同意半途而废。他们没有真正谈过这个问题——他们一致同意把钱用完之后就不干了——但有一次阿弗纳问他感觉如何时，汉斯咬牙切齿地回答：
“现在停不下来了，还是别谈了吧，只管干就行了。没什么好谈的了。”
于是，他们不谈了，只管干。他们又努力干了七个星期。
没有丝毫效果。没有一条线索值得他们把越来越少的钱花在上面。汉斯坚持要精打细算地用钱，这样的话，如果一个好的行动机会来临的话，他们就不会捉襟见肘了。他是对的，因为如果他们找到了萨拉米而在最后一刻却没有钱来追捕他，那就是个莫大的讽刺了。但一直没有到那一步。
主要是找不到联络人。不仅通过他们经常联络的线人找不到，而且通过路易斯和托尼也找不到。通过“爸爸”也找不到。如果他们找的是其他的恐怖分子，还有可能成功：1974年是欧洲恐怖分子们非常活跃的一年，尤其是“阿拉伯国家青年解放巴勒斯坦”组织。原来的领导人是阿莫德·阿尔—葛哈夫尔，后来是阿布·奈达尔。“黑色九月”组织和“解放阵线”组织不像原先那样激进和好战时，恐怖分子们加入了这个组织（后来，阿尔—葛哈夫尔被“黑色九月”组织头目阿布·伊亚德抓住，很可能被处决了）。1974年“阿拉伯国家青年”组织袭击三架飞机得逞。10月8日，他们在爱琴海上空炸毁了一架飞机——一架美国环球航空公司从特拉维夫飞往雅典的飞机——八十八人丧生。三个星期前，9月15日，恐怖分子把一颗手榴弹扔进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药店”里，一死十二伤。这是“解放阵线”和日本“红色军团”联手干的，头目是卡洛斯那只豺狼。
突击队特别要为卡洛斯的上台负责。正是因为他们干掉了布迪亚，才给他在高层腾出了一个位置。但也是一回事，他不在名单上，阿布·奈达尔也不在名单上。在原来的任务已经取消的情况下，他们又几乎不能跟伊弗里姆联系，要求改变任务。再也不能有单方面行动。他们也找不到自己行动的理由。他们只能去抓名单上的恐怖分子，尤其是阿里·哈桑·萨拉米。
抓到了萨拉米就大不相同了。
但据他们所知，萨拉米没有到欧洲来。
他们在法兰克福度过了圣诞节和新年。城市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而阿弗纳、斯蒂夫和汉斯却没有节日的心情。实际上，汉斯心情复杂，矛盾重重。他心灰意冷，喜好自省，但同时疑心越来越重，充满了杀气。他开始随身带着一支枪。以前他们出去溜达时他从来不带枪，除非有行动。但是汉斯的疑心似乎有传染性。现在连阿弗纳和斯蒂夫都随身带着枪，以防他们的同伴觉得有人跟踪的怀疑成为现实——也许“爸爸”的组织会把他们的行踪泄露出去呢。汉斯相信塔里法是个陷阱，而阿弗纳认为他误解他了。如果是个陷阱的话，他们会遇到强大的火力，而不是一个正在扣裤子的恐怖分子。但是，卡尔和罗伯特神秘地死去之后，这些怀疑总是挥之不去。也许事先有人给塔里法的恐怖分子通风报信了，他们没想到以色列人会这么快。事实上，阿弗纳告诉过“爸爸”的人，他们要在塔里法等几个朋友，然后才会采取行动。
不管怎么样，尽管风险增加了，他们在法兰克福还是随身带着武器。阿弗纳注意到安全屋的门底部有一些明显磨损的黑色印子。很显然，如果他开门的时候都是用脚顶着门的。这一点，所有的特工都受过训练。在被突袭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