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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容易，”阿弗纳说。“让我想一想，你知道，我都没想到是他们。我的意思是，没想到是我的顶头上司。也许那里有些卑鄙的家伙想当英雄。如果我回去告诉他们……”
“不行，”肖莎娜说。“我不关心是谁。你一旦回去了，就回去了，你的顶头上司，算个屁！也许他会说，‘对不起，我什么也不知道。但既然你回来了，我们有些事还没干完。’你以为我不了解他们？我比你还了解他们。”
阿弗纳吃惊地看着他的妻子。她当然是正确的，绝对是正确的。他确实会这样说，不管他说的是不是事实。不管这个想法是他的，还是别人的。
“我们得让她上幼儿园，”他说。“我们不可能白天黑夜地盯着她。我们两个人都得工作。虽然我觉得他们不会怎么样，但他们也许会怎么样。虽然不会伤害她，但是……如果他们把她带回去，我们就没办法了。让我想一想。
“我要给我的弟弟打电话。我要贝尔过来和我们一起住。”
“你怎么付得起他的机票？”肖莎娜问道。
“别担心，”阿弗纳说。“我会搞到钱的。”
他所谓的搞到钱就是从他的朋友，他开的出租车的业主那里去借，并答应每周偿还一部分。母亲最喜欢的小弟弟现在已经二十一岁了，刚刚服完兵役。在阿弗纳看来，他一直是个头发蓬乱、骨瘦如柴的小孩。当年他一边在部队里服兵役，一边照顾他。如果他回来休两天假，母亲就会说：“帮我一个忙，今天下午带一下你弟弟，让我去买点东西。只要几个小时就行。”
贝尔按计划到达。他长得跟父亲一模一样。阿弗纳想，他希望自己也是这副长相：金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比德国人还像德国人。只是不太高。父亲年轻的时候比现在高。但是小弟弟身材非常好：肩宽腰细，二者相差七英寸。嘴唇很薄，咧嘴一笑时显得很傲慢。这个男孩喜欢纽约，似乎仍然非常崇拜阿弗纳，对照看葛拉也不介意。
两个星期后的一天他回家的时候，虽然不是脸色苍白，但也是相当震惊的。他回家的时候紧紧地抓住葛拉，并且给阿弗纳讲述了下面这段经历。
他在离幼儿园的大门只有几步远的地方等侄女出来。这时，一辆外国车突然停下来，两个年轻人从车上下来。当葛拉和其他孩子出来向他跑来的时候，那两个年轻人动手了。其中一个人挡在他面前，另外一个人去抓小女孩。
“后来呢？”阿弗纳问道。他克制着自己不让声音颤抖。
“这时在我身后正好来了一两个警察。”贝尔说。“他们刚刚转过街角，我没有看见他们。那个挡在我面前的人对另外一个人喊‘警察！’而且两个人都上了车时，我才知道警察来了。”
“他喊‘警察！’？”
“可笑就可笑在这里，”他的弟弟回答道。“那个家伙用希伯来语喊‘警察！’。”
不管是阿弗纳还是肖莎娜都没有把阿弗纳跟“穆萨德”的芥蒂告诉贝尔。他什么也不知道。他的这次经历不可能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这样的危险确实存在，这点大家都知道。阿弗纳之所以警告他，要他密切注视他的女儿，就是因为纽约的大街上有很多犯罪活动，包括绑架和调戏儿童。
也不是提醒他之后他才讲出两个年轻人用希伯来语喊“警察！”这段经历的。
在阿弗纳看来，确有其事。
那就只有一种解释。
只有一种反应。
阿弗纳开始工作了。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里他也在工作，每件事都是他一个人干的。这次行动必须由他一个人干。他对谁都没有说，连肖莎娜都没有说。他干得很慢，很仔细，有条不紊。他的于法跟“他们”教给他的方法一模一样，不留痕迹，不让别人猜疑，洞察一切而又不让别人注意到自己。他从来没有这次干得这么漂亮。一个星期以后一切准备就绪。
1976年1月的一个星期二，上午十点钟，他走进了以色列领事馆。
“你胆敢，”那个保安说。阿弗纳进去的时候，身后跟着一个秘书，正在向他抗议。“你胆敢这样走进来。你是想回来签名的吧？”
阿弗纳从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
“请让我说，”他对那个人说。“我说完了，你再说。你想说什么都行。但我还没有说完之前，你不要开口。
“你们这些家伙想绑架我的女儿。这个事你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因为这件事发生在纽约，所以跟你有关系。也许你不知道，但我不管。我只认识你，我就要你负责。”
阿弗纳打开信封，拿出六张照片，摊在保安面前。照片上的孩子从四个到七个不等，其中两个是男孩，四个是女孩。都是黑白的动态照片，从远处拍摄的。有的是在操场上拍的，有的是在校园里拍的，有的是在大街上拍的。“你认识他们吗？”阿弗纳问那个人。“你应该认识，因为其中一个就是你的女儿。”
那个人一言不发，只是盯着照片。
“你们这些人有工作，”阿弗纳说，“有漂亮房子住，孩子有好学校上。你知道吧，我知道你们住在哪里，我也知道你们的孩子在哪里上学。”
“我自己无所谓，”阿弗纳继续说，“但请务必保证我女儿的安全。如果你们聪明的话，就会派警卫。你们务必保证她的安全，连意外都不要发生在她身上。你明白吗？甚至保证她别从操场上的秋千上掉下来，因为我要你负责。如果我的女儿发生什么，你们所有人的孩子我都不会放过。我希望你们知道：我是绝对认真的。”
那个保安的声音在颤抖。
“你女儿的事我一点都不知道。”说着，摊开双手。“相信我。”
“你相信我，”阿弗纳回答道。“你知道，或者不知道，我都不关心。但有人知道，所以你帮你自己一个忙，把这个消息散播出去，把这些照片传看一下，把我的话告诉他们。”
阿弗纳站起来，那个保安也跟他一起站起来。“喂，你疯了。”那个人说。“你应该去看医生，我明确告诉你，你那都是猜测。”他跟在阿弗纳后面走到了门口，嘴里一直说个不停。阿弗纳什么也没说。他打开门时才转过身来。
“你还年轻，”他对那个保安说。“什么都不了解，甚至对我也不太了解。请把这件事跟别人讲一讲，别一个人处理这件事。”
阿弗纳离开了领事馆，他没想搬家或者改变家人的作息规律。大约一个月过去了，他没有收到一个电话，也没有收到一封信。没有发生类似事件。后来有一天他接到了一个在以色列航空公司当保安的熟人的电话。他们以前在一起当过空中警官，那似乎是非常遥远的过去了，好像有一百年了。
“他们让我给你打个电话，”那个人说。“你星期五能来曼哈顿的酒店吗？房间跟以前一样，十点钟行吗？有人想见你。”
一定是伊弗里姆。
“好，”阿弗纳回答道。“告诉他我去。”
星期五那天，伊弗里姆打开酒店的门时没有跟他握手。他站在一旁让阿弗纳进去，然后背对着他走到窗户旁。“我之所以想见你只有一个原因。”他对阿弗纳说，没有转过身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以为我们要屈服到什么程度？”
阿弗纳没有答话。伊弗里姆转过身来看着他。
“你以为我们绑架小女孩？”他问道。“你说的是恐怖分子还是你的祖国？”
阿弗纳觉得，他的表现太棒了。这正是他所希望的。
“我的钱在哪里？”他问伊弗里姆。
“你的钱！”伊弗里姆朝阿弗纳走近了一点。好像第一次见到他似的看着他，十分惊愕。“你想跟我谈的就是钱吗？你怎么了？”
“也许我年纪大了一点，”阿弗纳说。“变得聪明了一点。”
“我简直不相信是在跟你说话，”伊弗里姆说。“不相信是在跟一个以色列人说话，更不相信是在跟一个受过你这种训练、有你这种背景、来自你这种家庭和有你这样的父母亲的人说话。如果你母亲听到你说这样的话她会怎么说？”
阿弗纳生气了。“我母亲会跟你说的一模一样，”他对伊弗里姆说。“因为她对情况不了解，而你了解。”
“对不起，”伊弗里姆说，“也许我很天真，头脑简单，因为我不太了解情况。也许我应该来美国向你学习。也许每个人坐进战车之前都应该要一笔钱。也许每个伞兵在跳下去之前我们应该给他们发一些股票。这个主意不错，我会提出来。我应该表扬你，而且会告诉他们是你想到的这个主意。
“你以为只有你在从事危险的事业吗？”伊弗里姆开始踱来踱去，为下面要说的话做准备。“你以为你干的活很特殊吗？你记得你祖国的历史吗？你知道有多少人在比你艰苦得多的条件下承担着危险得多的任务吗？你知道有多少人失去了四肢，又有多少人牺牲吗？”
“你以为以色列的钱就是用来干这个的吗？让你享受愉快的退休生活的吗？而你的伙伴却不这样想，他还在工作。如果你没有勇气，没有人要你成为一个英雄。回来像其他人一样尽你自己的本分，也许我们还可以谈一谈钱。”
伊弗里姆停下来等阿弗纳说，但阿弗纳什么也不说。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伊弗里姆终于开口了：“啊——我们可以称它为辞职吗？”
“我首先问你一个问题，”阿弗纳说，“三年前，你们为什么选择我？”
伊弗里姆鼻子里哼了一下说：“问得很好，”他嘲笑道。“虽然我也希望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我还是告诉你我们的想法吧。我们觉得——你部队里的人是这样说的——你永不言弃。也许你不够强壮，跑得也不够快，但你始终在跑。那些块头比你大，跑得也比你快的人已经躺下了，你还在跑。
“这是你的司令官说的。你很顽强，我们认为我们需要一个顽强的小伙子。”
“如果你们认为我顽强，”阿弗纳说，“那你们为什么认为我会不再要钱？为什么认为我会让你们用谎言来欺骗我，让你们威胁我的家人？如果我顽强的话。”
“跟你没法谈了，”伊弗里姆生气地说。“你又回到钱上了，看来不管你干什么都是为了钱。”
“你这样说应该坦然无愧，”阿弗纳说，“你知道我当初什么都没有要。我们都没有要。是你向我们承诺的，所以现在你欠我的，就这么回事。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你承诺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承诺，也许因为你对谁都没有信心，对谁都不信任——难道不是这样吗？——但是，你承诺了。”
“你承诺了，你承诺了，”伊弗里姆说，“你就像个五岁的孩子！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种人。你说你干这个不是为了钱，那么你现在有什么问题？既然你干这个不是为了钱，而没有得到钱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
阿弗纳盯着伊弗里姆看了几秒钟，开始放声大笑起来。这笑声是情不自禁的。伊弗里姆刚才说的那些，就如同许多年前自己还小的时候父亲给他讲过的一个笑话，一个老掉牙的笑话。那时他们还住在雷霍沃特。他至今还记得。
一个加里西亚人和一个“野客”在分一盘蛋糕，只剩下两块了，一块大的和一块小的。“你来选，”“野客”说。加里西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