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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自家兄弟，”一八八七年张伯伦在多伦多说道，这是在他同美国就长期悬而来决的美国加拿大边界纠纷商妥了一项解决办法之后。他提出英美利益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即所谓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已经成为英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主题，因为英帝国意识到自己无力应付既来自欧洲列强同时还来自美国的挑战，放弃了“光荣的孤立”。伦敦对华盛顿越来越必恭必敬；在南美就未来的巴拿马运河，在阿拉斯加渔业纠纷上，英国都作出了让步。皇家海军还撤出了西大西洋，以此表示英国真诚地希望美国海军日后能和英国一道在全球建立“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下的和平”。
盎格鲁撒克逊人共同统治世界的意图遭到美国反帝国主义分子的激烈反对，他们试图提醒国人不要忘了共和党的理想，谴责马汉是“美帝国主义的先遣人员”。但是象参议员艾伯特·贝弗里奇那样的奉行扩张主义的政治家却真诚地接受了马汉著作的观点。贝弗里奇认为应当竭尽全力显示使命，使美国成为“世界文明的托管国”。福音派教徒到处宣讲扩张主义，叫喊最凶的是乔赛亚·斯特朗牧师，这位辛辛那提公理会的牧师，在一八八五年写的宗教小册子《我们的国家》中宣称：美国注定成为“强大的世界工场，我们的民族成为命运的支配者。”斯特朗的这本畅销书激起了公众的热情，这本书为美国人的特殊使命找到了合理依据，因为他们的国家“代表了最广泛的自由、最纯洁的基督教和最广泛的文明”。
马汉的比较现实的理论对商业界具有同样的鼓舞力量。“不管美国人愿意与否，他们必将开始放眼外部世界。这个国家日益扩大的生产要求他们这么做，”他在五年后这么写道，这番话反映了流行的看法：美国的国民经济必须扩大海外市场，否则就会面临停滞。这非常符合查尔斯·亚当斯和布鲁克斯·亚当斯传播的地缘政治学说，在反映人民党日益高涨的情绪的新一代立法者中，亚当斯的著作吸引了一大批信徒，其中有共和党参议员卡伯特·洛奇和纽约的官运亨通的西奥多·罗斯福。他们认为各国的命运是由赞成适者生存的时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决定的，这个看法使他们关于美国的新的明确使命的概念增添了一层色彩。他们担心，经过一个世纪的向美国大陆西部的扩张，除非锐意开拓海外边疆以恢复元气，否则美国就会面临国家能源资源逐渐减少的危险。
太平洋上的挑战
共和党扩张主义者的“新边疆”位于西面的那座大洋中。在那儿，地处战略要冲却未彼吞并的夏威夷和西班牙帝国的残余菲律宾，可为美国力量向亚洲大陆扩张提供基地。马汉曾经提出过美国如何才能在太平洋上建立优势地位，但是刺激美国建立这个优势地位的却是欧洲列强、俄国和日本。它们似乎企图瓜分“中国这个腐烂的西瓜”，建立各自的经济利益范围。
清朝的统治由于遭到英法的入侵以及连年不断的造反而极度虚弱，它没有垮台只是因为得到英国和法国的支持，假如中国陷于混乱，则英国和法国的损失将多于获得的利益。自从一八六一年以来，统治满清帝国的是一位七十多岁高龄的皇太后，这位前妃子利用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畏惧和憎恨来平息国内的不满，以维持摇摇欲坠的皇位。阴谋、贿赂和屠杀是她威严统治的工具。她非但不使中国军队现代化，反而利用向她的臣民征收的苛捐杂税修饰宫廷。一九○○年，这个脸上搽胭脂的小个子太后名义上仍然统治着天朝，尽管天朝的经济由于向欧洲列强提供了铁路、采矿和经商的特许权而一天天地受到削弱。
英国占了最大的份额，它通过殖民地香港和上海港控制了四分之三的中国贸易。英国炮舰管辖扬子江，它的代理人管理中国的海关。皇家海军的战列舰以山东半岛顶端的威海卫港为基地，妒忌地注视着黄海对岸大连港的俄国人和已进入青岛的德国人。南面是法国控制的交趾支那所在地，即前附属国柬埔寨、老挝和安南，分别于一八八七年、一八九三年和一八九九年合并成印度支那联邦，现在成为远东法国势力范围的中心。
欧洲列强在亚洲大陆争夺“势力范围”，使主张美国向太平洋扩张的那些人甚为不安，他们担心奉行排斥性商业政策的法国和德国正在关闭对华贸易的大门。后来这种焦虑变成了恐惧，因为德国军舰以武力吞并了俾斯麦、新几年亚、马里亚纳、马绍尔和加罗林等群岛——所有这些地方都在一八九○年被宣布为霍亨索伦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德皇威廉是靠锐意奉行乌汉的理论，采取侵略行动来获得“太阳升起的地方的一块地盘”的。无论是德皇还是实力日增的德国海军之父阿尔弗雷德·冯·蒂皮茨将军，都是马汉的最忠实的崇拜者；当马汉的新作《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咖于一八九○年出版后，它成了德意志帝国海军军官的必读书籍。一八八八年，因争夺萨摩亚这座战略岛屿而发生的纠纷，几乎爆发成为派往那里的美国海军和德国战舰之间的一场射击竞赛。当一场台风沉掉了停泊在阿皮亚港的美国军舰时，战争才得以避免。皇家海军唯一的一艘巡洋舰躲过了这场灾难，因为该舰舰长把该舰的安全摆在国家荣誉之上。这场危机暴露了美国海上力量的弱点。“大海军”的提倡者现在恳求国会拨款建造二十艘现代化的战列舰，以便在德皇占领夏威夷以前，把它并吞而建成为太平洋上的一个基地。控制着夏威夷群岛的美国种植者推翻了当地女皇。女皇名叫莉洛卡兰尼，是一位坚定、激烈的波利尼西亚民族主义分子。一八九三年，自封的夏威夷“总统”桑福德·多尔请求华盛顿合并这个群岛，但继任的民主党人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声称反对帝国主义，在国会断然否决了这一议案。
第二年，日本同中国交战，试图将中国的附属国朝鲜并入日本在大陆的势力范围，美国根据一八八二年同朝鲜签订的贸易条约所享有的权利受到威胁，默默支持“非正式贸易帝国主义”的克利夫兰政府也没有进行干预。受到普鲁士式训练的日本军队打败了中国军队，但俄国对媾和谈判进行了干预，使日本没有能吞并朝鲜，但让日本控制了福摩萨。
日本加入列强的争夺，博得了美国报刊的赞许，但使马汉感到惊恐。他告诫说，日本以一个实力强大野心勃勃的国家的面目出现之后，美国必须立即加强它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力量。这个建议在一八九六年威廉·麦金莱总统使共和党重新执政并让马汉的追随者入阁之前一直没有被重视。海约翰担任国务卿，西奥多·罗斯福就任海军部次长。注重实效的扩张成为麦金莱政府的政策。总统虽然软弱，但他手下的这些领导人一直在伺机夺取西班牙在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虽然易受攻击，却具有战略地位。马汉已说服罗斯福，使他相信美国必须打击德国在太平洋上的野心，夺取菲律宾，把它当作“美国的香港”，使之成为军事和商业基地，在对华贸易中获得大的份额。
一八九八年，时机成熟了。那一年的二月十八日，“缅因号”战列舰在哈瓦那港被炸沉，美国有同西班牙交战的可能。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鼓吹侵略主义的“黄色报刊”煽动着美国人的好战情绪。两个星期之后，罗斯福的机会到了。海军部长被这场危机弄得焦头烂额，休息了一天。他的副手电令亚洲舰队在香港集结，准备“进攻菲律宾”。罗斯福预料要等整整一个月才会正式向西班牙宣战，他担保他的宠将乔治·杜威准将以五艘轻型巡洋舰和炮艇那样一支并不惊人的力量，就能将德国人赶进马尼拉湾。
“你准备好了就可以开火，格里德利先生，”五月一日拂晓之后，当杜威率领亚洲舰队向停泊的敌舰出击的时候，他对旗舰“奥林匹亚号”舰长说道。两小时之后，没有一艘西班牙军舰还漂浮在水面上。对美国来说，菲律宾就要到手了。当麦金莱勉强发布了使美国成为公开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命令之后，西奥多·罗斯福派出了在波多黎各的美国第一义勇骑兵团的骑兵，为这场“漂亮的小小战争”作出了个人贡献。“老杜威在击败西班牙舰队之后率领亚洲舰队离开就好了，”当麦金莱听说菲律宾游击队领导人埃米利奥·阿基纳尔多盼里美国人解放他们的时候抱怨说，“那他就避免了许多麻烦。”后来半个世纪的继任总统常常想到这番话所含的带苦味的道理，因为一支德军开进马尼拉的消息，克服了麦金莱主张菲律宾独立的共和党人的情绪。美国派遣军队占领了那座城市，人们要求国会并吞这个群岛“以履行我们的国家使命。”
在美西战争中，英国在名义上保持中立，但在实际上皇家海军支持了美国。这场战争在一八九八年以签订《巴黎条约》宣告结束，条约确认星条旗将继续在菲律宾、关岛和波多黎各飘扬。并吞夏威夷标志着这个极其重要的一年的光辉的顶点，在这一年中，扩张主义者的政策获得了胜利，美国看来已经放弃“非正式势力范围”政策而加入帝国主义的阵营。夺取殖民地使反对帝国主义的美国人极为惊恐，却使英国人感到高兴。约瑟夫·张伯伦（当时担任殖民大臣）认为，美国的这个新作用对英帝国有很大的意义，并宣称这个作用“将有助于我们的事业”。诗人拉迪亚德，基普林在写给伦敦《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请求美国“肩负起白人的担子”。“诗写得很糟糕，但很形象地表达了扩张主义的观点，”罗斯福赞许地说道。然而，从菲律宾的美军伤亡数字可以看出这副担子的份量。镇压阿基纳尔多的游击队是履行帝国主义责任的残酷的第一步，美军死了四万人。
美国宣称中国必须仍然是一个对自由贸易和商业开放的国家，平定菲律宾多少损害了这一要求的合理性。美国人终于听从了马汉的建议，开始建造一支强大的舰队，这个舰队可以在夏威夷和菲律宾部署，从而控制着美国西面的那个大洋。太平洋成了“我们的内海”，布鲁克斯·亚当斯写道；“我们的地理位置，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活力使我们能够开发东亚并把它并入我们的经济领域。”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最初几年里，严重的衰退打击了美国的经济，物价和利润制度崩溃，劳工骚乱发展到今人惊恐的程度，金融界受到一八九三年恐慌的沉重打击，涉过太平洋去敲开潜在的巨大的中国市场，这一宏伟设想看来可以满足力图摆脱衰退的美国商人的要求。美国把经济衰退的很大一部分责任归于欧洲国家为排斥美国过剩的工农业产品而实行的高关税。“美国工厂生产的产品，超过美国人民的需求；美国土地种出的粮食，超过美国人民的消耗量，”参议员贝弗里奇在一八九七年告诫说，他提出了解决办法：“命运为我们制定了政策；世界贸易将属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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