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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元月初，刘杰和冶金部部长助理高扬文商定，成立核燃料元件厂选厂小组，去山西、陕西踏勘合适的地方。当时由冶金部负责管理核燃料元件厂，两年后才划归二机部。
选厂小组先是在山西和陕西跑了一段时间，大家都觉得山西大同各方面的条件比较好，适宜建厂。可他们回来向部里汇报之后，却不料遭到了否决。刘杰在开会时说，虽然这里交通运输和给排水等建厂条件不错，但这个地方不行，因为离沿海只有300公里，属于国防线里第一道防线的范围之内，安全隐蔽性比较差。
苏联专家日特琴科一听，特别生气，一边拍桌子，一边说，既然这个地方不行，为什么还作为一个点让我们去选？
会场一时僵住了。刘杰说，这个原来是我们的错误，现在跟领导一汇报，李富春副总理也提出这个意见，应该说是我们的考虑有欠周全。但是既然出了这样的问题，还是应该由我们来负责调整。
专家听刘部长这样一说，也就不再吭气了。
春节过后，选厂小组重新组织人马出去考察。苏联专家日特琴科被换掉了，新来的是莫斯科设计院的萨果东诺娃。他们先后在甘肃、内蒙古一带看了看，最后发现有个叫万家亨子的地方，在包头北部东河与昆都仑两区之间，交通水电条件都不错。这里位于大青山下，黄河岸边，一马平川，村庄和人都比较少。除此之外，这里还有几个大的厂子，比如包头钢铁厂等等，新的厂子以后可以利用这些工厂的设备。
第40节：第十一章 蒙在鼓里（2）
几个厂子选定后，接下来就是核武器研制基地往哪里建的问题了。
1957年10月，中苏两国签署了国防新技术援助协定，苏联允诺在核武器方面给予中国相应的帮助，之后，二机部即着手组建研制生产原子弹的机构——核武器局，它的代号是九局。经宋任穷推荐，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觉调任二机部九局局长。
李觉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少将，并在大学里读过书。他说自己有好鼓捣的特点，做过炮弹和电雷管，能说几句洋话。这在当时的中国将军中并不多见。1954年秋他就发现有心脏病，在高原不适应。1957年李觉回北京治病，准备做手术。在这样的情况下，上级想他再去西藏恐怕身体吃不消，就确定把他调回来。李觉说，我当时也在考虑，是不是到军队哪个地方搞点具体事。那时候，很多等待分配工作的一些领导同志来来往往，都住在帅府园总参的招待所。记得7月份的一天，陈赓到那里去了，一见了面，他那个人是很客气的——哎，老李，你怎么样？我说我回到内地，能吃能喝能睡的，没啥事。他说过几天军队要欢送你，这时候我才知道要我离开军队。我问他干什么事情，到哪里去？他不告诉我，就拄着拐杖笑着走了。第三天宋任穷去找我，说你的工作中央有考虑，现在是和平时期，让你搞工业。你去找赖传珠。我找赖传珠，赖传珠让我到三机部也就是后来的二机部报到，没有说具体是干什么。然后出去选场，到11月才回来。回来之后，宋任穷就找我，说你的工作就是要搞核武器，研究原子武器。我说没这个知识，没这个经验哪。他说，在工作当中学习，组织大家干嘛。我当时还是军人，没有办什么转业手续就来干这个了，手续到1958年秋天才办。宋任穷找我谈过后，我一想，这个担子太重了。
李觉到任之前，吴际霖和郭英会两位副局长就已经先来了。吴际霖毕业于华西大学化学专业，曾在山西国民党部队当过军官，为前线将士讲授防化常识。后来经中共地下党介绍到了延安，在陕北公学自然科学研究室任教员并从事军工生产。1955年调到国务院三办原子能小组。吴际霖曾三次到苏联参加谈判，九局成立前任二机部计划局副局长。郭英会则给周恩来当过军事秘书，最早也曾在阎锡山那里干过。李觉说，郭英会是广东人，人很好，他是从山西阎锡山的民族革命大学出来的，然后到了军队，当了团政委，然后到总理那儿去了。那时候我们分工由他负责干部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他后来得了肝癌，已经去世了。吴际霖一开始在山东铝厂，出了个事，人家要斗他，戴手铐戴得手腕都磨破了。陈云知道了，就把他弄来当北京钢铁学院的负责人，就是在有色金属设计的地方做工作。后来把他调到二机部这个系统。那个时候不是去苏联谈判吗，总得有搞化工的，他在四川大学学过化工。后来他经过西安跑到陕北去了，又从陕北到山东军区搞炸弹。因为几次去苏联谈判他都参加了，所以就把他调到九局做副局长，我们三个这样弄在一起，后来又加上一个朱光亚，帮我们做一些方针研究。吴际霖这个人很好，事业心很强，非常直率。十年动乱的时候，抓吴际霖的反革命，我把他弄回北京，他的两个女儿来看我，带来一封信。吴际霖死后我又把信还给他的女儿留做纪念。他母亲在衣柜里上吊自杀，他夫人也精神失常，跳河自杀了。
刘西尧说，吴际霖是我们国家制造原子弹的一个大功臣。在草原上的时候，完全是靠吴际霖来支撑维持“文革”引起的那个混乱局面的。说起来，还在“文革”之前，在四清的时候，我还把吴际霖给批了一顿。当时有人批他，我也参加了，我们那时搞四清工作团，左得要命。其实，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那真是有些小题大做，说他家里面的家谱是什么什么，那实际上并不是个什么事。等这个运动过去了，吴际霖也从来不计较。吴际霖后来得了一身的病，我去看他，人病得不像个样子，后来死在教务部旁边的那个医院。
1958年1月21日，吴际霖拟定了九局本年度工作纲要及第一季度工作计划。3月，苏联专家安德烈也夫、卡列尼奇、古多索夫等12人选厂组抵达中国，开始选厂筹备，并先后在四川、甘肃、青海三省选点。
在苏联专家没有来华之前，吴际霖等带领有关专家先对四川、甘肃和宁夏等地进行了考察分析和对比。研究的初步结果倾向于在甘肃张掖地区选厂。因为那里地势开阔，交通方便，移民任务较少，而四川绵阳地区却是山区，移民任务重；宁夏某地也是属于地震区，且风沙很大。1958年5月中旬，局长李觉回西藏处理一些事务，便由吴际霖和郭英会二位副局长率领何广乾总工程师以及张冶那、屠尔勒等4位技术人员，与苏联专家组长安德烈耶夫及其土建、给排水等专家，直接到甘肃张掖地区进行选点。
第41节：第十一章 蒙在鼓里（3）
经实地考察，中苏双方一致认为：张掖地区可以作为一个方案。但缺点是水源不足，有一条公路与场区较近，兰新铁路又从工厂上方通过，对保密不利。另外，如将基地选在这里，就与兰州铀浓缩厂、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都集中在一条线上，于战备不利。
朱少华说，我是1956年12月到二机部的。九局当时加上我总共是5个人，有李觉局长、吴际霖、郭英会，还有从公安部调来的杨冠青，当保卫处长。我们这五个人住在西苑宾馆的一个小楼上，就两个办公室，有什么事大家都一块商量。当时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跟苏联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要搞核武器。其中有四个项目，起步工作都是先要选场。1958年3月份苏联专家来了，专家有安德烈耶夫、卡列尼奇，他们在苏联都是总设计师和总工程师，下面还有搞工程建筑的八九个专家。霍广盛和我做随行翻译。到了张掖，那个地区是戈壁滩，地势很开阔，交通也方便。坐汽车跑来跑去，专家也认为可以。
眼前的这个地方虽然不错，但专家提了一个问题，就是水源如何解决？地下水怎么样？在雨季能不能再搞一个小型水库？众人讨论了半天，说回去以后找水文、地质方面的专家商量。他们在那里还发现了一口很深的枯井，他们把所带的绳子都用尽了才够到底，而且井里面的水也不能饮用。显然，这个问题不太好办，只好再看看其他地区的情况了。
回到兰州，甘肃省委省政府设晚宴请专家们吃饭。席间提起这一段选场遇到的困难，说这里不太理想，看来得换一个地方。在座的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就接住话头说，二机部的工厂那么多，都摆在一个地方也不好。你们可以考虑一下，看能不能到青海去？我们青海有一个地方，地区很开阔，叫金银滩，你有多少工厂都能放下。
青海原先在选厂的范围之内，主要是考虑那里海拔太高，交通也没有河西走廊方便，大家就说这也好，去那里看一看。当时从兰州到西宁还没有火车，他们就坐飞机到了西宁。由于他们是以国家计委的名义来的，因此青海省计委领导和好多人员都到机场欢迎，然后坐汽车到了海晏县。天色已晚，县长让大家先住下，嘴里直道歉，因为整个县政府也没有几间房子，也没什么好东西招待，选厂组吃饭都是自己带的。
第二天起来，大家赶到了金银滩，见那里四面环山，只有一座庙，附近是劳改农场，没有人烟，就一些羊群。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家就议论说，从这个地方来看，完全够用了，几个方面的场子都可以放在这里。不过，还有一个产品储存场所怎么办？县长说过了山头有一个很深的沟，要不去那里看看。专家问他，那里的岩石怎么样？光有沟不行，产品最后是一定要进洞的。县长说，都是石头山，打洞估计没问题。郭英会便带专家翻过山头，进到那个大山沟里，发现山沟确实很深，有很多松树，不像金银滩那边，一棵树都找不到，条件要好于金银滩。专家们采集岩石样品做了研究，认为这个山没有问题，可以打洞。
剩下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要考虑这里的海拔太高，因为他们上了高原之后，不光是人有反应，连汽车都有反应。以后大批的科技干部到这里来，这样的海拔能不能承受得了？回到西宁，开了几个座谈会，技术人员都说能够适应，到这里总要有一个适应期，过一段可能就会好的。专家又问，大人从内地到高海拔区，经过一段适应可以呆住，那孩子呢？大家说，从内地到青海，孩子也能够适应，环境能够改造人嘛。朱少华说，关于交通问题，专家也基本上认可了。记得郭英会对我说，这次金银滩之行，没有白跑，是个意外收获。回到西宁后就和计委同志谈，因为计委当时是大包大揽，受大跃进的影响嘛，他们打包票说，只要你们建厂，我们就把铁路修到厂区。事后才知道，这谈何容易。专家还提出来说金银滩距大城市太远，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还说到技术人员研究出来的成果发表问题，因为苏联人很重视这方面的事情，技术人员写文章要发表啊。中方当时只好给他敷衍过去，说这些问题以后都好办，事实上以后都没有解决。返回北京之后，专家组和设计分院一起论证了很长时间，包括基建局陈一民局长他们都参加了论证 ，最后向上报告，黄克诚批准了。
实际上，选择青海高原做原子弹的研制基地，中方有人是持反对态度的。比如水质问题、地方病问题、交通问题、高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