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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家亨说，老邓白白胖胖的，是留学回来的博士，我们挺尊敬他，一般都是叫他老邓老邓，他也习惯我们叫他老邓。他劳动的时候其实不太会，不像我们这些大跃进过来的人，各方面劳动还能干一点儿。他确实不会。他经常跟我抬土，我想把扁担上的筐拉下来一点，他就非要把筐放在中间，我悄悄拉好了，他又把筐放到中间。可是一上肩膀他就不行了，腰也有点儿弯，两只手还得撑着扁担，走起路来歪歪扭扭的样子很可笑。我们就给他起外号，说你又白又胖像个大白熊，大白熊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慢慢腾腾的。我们把他当作导师、老师、生活中的同伴，又是好朋友，相处得很好。领导交给他的任务很重，他希望能够早点儿把业务知识熟悉起来。核武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东西，怎么下手？一点儿都不知道。他希望我们在学习上能够抓紧，晚上劳动回去以后赶紧洗洗，吃点饭，坐下来学习。我们经常是晚上学得很晚，他有时也指导我们，给我们做一些辅导，也很晚。我们当时住在北太平庄宿舍，他要回到北医三院的一套宿舍，得走一条原来是高粱地的高低不平的土路。有时我们晚上加班到一两点，每次都不放心老邓回去，要送送他。他有一部旧自行车，我们送他的时候他就推着车子跟我们一起走。北医的家属院有个规定，晚上十点半以后就关门了。四周没有围墙，都用铁丝网围着，传达室有个老头看门，因为经常加班到一两点，他又不好意思敲门打搅，我们就给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钻铁丝网。我们经常一个人拉着上面的铁丝，一个人拉着下面的铁丝，让他钻过去。他个子又高又胖，所以行动很不方便。有一次，我听到衣服撕破的声音，我说不好了，你别动了，结果一看裤子还是剐了个口子。等他钻过去以后，我们再把自行车从铁丝网上面递过去。有时遇到礼拜天，老邓说大家辛苦了，我带你们出去玩吧。我们说好啊，怎么玩儿？他说看京剧，他也爱看足球。我们十个人左右就到人民剧场，他买票。我们说老邓当然你请客了，你的工资比我们高，他说没问题。看完京剧他说怎么样，肚子饿了吧？就拉我们到西四的砂锅居，他说咱们从猪头吃到猪尾巴。我们说好啊，真就吃了个不亦乐乎。
第64节：第十六章 一到紧张的时候手就抖（5）
竺家亨说，开始时工作找不着头绪，我们提醒老邓，你问问苏联专家我们怎么开展工作。他也曾经通过翻译一起到苏联专家那儿去，当时中苏关系大概已经不太好了，反正到苏联专家那儿问，都没有得到什么回答你的。专家总是说你们不要着急，指定你们学几本书，你们把这些书念完以后，再开展工作。当时我们很生气，我们四年大学下来，也是念十几本书，你现在让我们念十几本书，等于又要四五年。老邓就跟我们商量，大家能不能利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先开展一些与核武器有关的初步研究，比如作一些结构方面的考虑，怎么超临界，中子怎么输送，反应前怎么压缩。能不能在这些方面先有些考虑和准备，这样我们就一边学习，一边开展工作。那时候苏联专家也会来检查的，他们说了好几次了，你们要好好学习，不要考虑怎么做。所以老邓就给我们布置，白天桌子上放一些教科书，把苏联专家指定的那几本书放在桌子上。而笔记本和我们计算出来的一些东西，等苏联专家来的时候赶紧收到抽屉里。学到一定时候就碰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临界质量怎么估算，原子弹设计什么是关键问题？有一次我们提醒老邓，看看专家的书架上有些什么东西，有些什么书，有些什么资料。有一次专家没在办公室，门开着，他就到书架上看有些什么书，回来后赶紧告诉我们。那个时候风气确实比较好，因为碰到的问题都是新的，不论领导还是群众，大家都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不是说哪个领导对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他是权威得听他的。老邓经常强调，在学术问题上人人平等，不管你是大学生也好，专家也好，只要有道理就可以说服别人。有时我们为了某个数据到底是对还是错，争得面红耳赤。而邓稼先他就有这个优点，他能把这些人磨合得很好。有时随便走在路上，就把你拉住了，某某你这个问题做得怎么样了？还要努力啊。所以大家都觉得，领导同我们那么融洽，对我们那么好，我们也要卖力，再不卖力也对不起他，他交代什么事情，大家都愿意做。
朱建士说，当时的客观条件也决定你非民主不可。为什么呢，开始谁都不懂，虽然有的水平高有的水平低。所以许多问题讨论的时候，就必然让大家去讲。当时谁都没有干过，真正开始干过的还是下面的人。第一线动手干的人，当然发言权就比较多，所以他就有机会充分地讲。与专家争论印象比较深的，是关于调研弹缩性怎么走向的问题。我和王志孝调研以后是这么走上去，这确实是从国外文献上看到的，不是我们创造的。一讲完以后，底下几乎一致的意见说你怎么往上翘，应该是平的。我当时第一感觉就是咱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处于国内前沿了，因为国内很有名的专家都还是抱固有的看法的。这种看法对于一般的纯粹的弹缩性力学是适用的，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在高压底下，边上没法挤出去的情况下，压挤的过程中间流体力学的作用是主要的，静水压力是主要的，然后那些偏压是加上去的，它应该是往上翘的。经过我们解释后，老专家们至少是没有再说我们是胡说八道的了。再加上这些老科学家确实作风好，像老邓，老周——周光召先生，像彭桓武先生，都很能发挥大家的作用。这是一个学术民主的问题。开始我们正好是1958年搞大跃进出来的人，什么人都不怕，什么人都敢争，不同意都可以争。那时候气氛很好。到后来专家多了以后，后期我们参加汇报的机会就很少了。我们谈意见谈的就比较少了，有相当的一段时间只向组长汇报，组长再往上一级一级地汇报。我个人觉得这也是长期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问题，很多问题都容易卡在缺乏充分的畅达的沟通上。说到邓稼先，那是一个非常负责非常认真又非常平易近人的人。但要讲帅才，恰巧是他的缺点。他能团结人，但是真正能帅，能把大家的工作指到点子上，周光召、于敏要比他强，这方面不是他的特长。但是他确实能调动你的积极性，真正发挥大家的作用。“文革”期间确实有些人闹情绪不愿意干，他就是拍肩膀劝大家去干。九所的同志说就怕老邓拍肩膀，一拍肩膀就是让你干活，你又不好意思不干。这个不好意思不干，确实不完全因为他是所长，大家觉得他都来求你你能不干吗？他是个好人，并且这个事情也确实是该干的。他特别老实，担子又这么重，所以一到紧张的时候他真的沉不住，压力太大啊。以前有文艺作品把老邓说得如何临危不惧镇静自如，这恰好不是老邓。他是一到紧张的时候就要慌，就手发抖。
第三部分
第65节：第十七章 苏联人终于摊了牌（1）
第十七章
苏联人终于摊了牌
躲在工棚里做出中子源——李觉抓大事，吴际霖细心，郭英会精明—— 朱光亚从两边兼顾到一头扎进九局——233名专家全部撤走，30个核项目有23个没有完成协定义务—— “给了我们，这个帐是很难还的”——爆炸计划推迟到1964年—— 康生嫌太晚，毛主席说，你去当二机部长吧
有一天，王方定出去办事，在大院里走到20号楼门口，正好碰到钱三强出来。钱三强说，来，我跟你说句话，现在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做，要搞这个东西。事后，王方定才知道钱三强所说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原子弹里的中子源。钱三强说，我们需要一个搞化学的搞武器，找谁来做这个工作呢？除了你，另外几个都是女同志，所以我们考虑你去比较合适一点，你愿不愿意去？王方定当即就答应了：钱所长说的，没问题，我愿意去。因为在这之前不几天，刘允斌也跟他说起过这件事。钱三强听了很高兴，说我知道你肯定会这么讲的。这样吧，你过几天再到我办公室来。
王方定说，过几天钱先生打电话要我去，拿一张纸写上：吴际霖同志，介绍王方定到九局工作。我就拿着，跑到部大楼报到。我分去之后，和王贻仁跟着邓稼先一起跑东安市场，跑旧书店，到处去买专业书。苏联专家不是要我们读那些书嘛。我负责化学方面的书，我们把一些旧书通通搜集起来。中午在王府井吃馄饨。不久胡仁宇回来探亲，也被九局留在北京了，本来他念完就是副博士，可是他没有念完。所以他没有副博士头衔，后来评级还比我低一级。胡仁宇回来以后，我们这边就成立了一个室，把赖祖武从复旦调来了。赖祖武是第一副主任，胡仁宇是副主任，我们就是底下的几个组长。然后分来一些大学生，通通分到原子能所去，说他们都是原子能所的人，不敢说是九局的。连九字都不敢说，更别说原子弹了，怕泄密。钱先生说，你们去作裂变产物的分析。每天早上起来，练一个小时的俄语，还派了一个俄语教师来教，准备接受苏联的援助。后来专家就来了，不久中苏关系开始紧张，但我们还不清楚。苏联专家曾经开过一个单子，做什么做什么，其中化学的开了三四条。我拿回一看，发现有些问题，我跑去问他。因为经常去找他，约了以后就可以问他。我说，你给我们开的这几个项目都是爆炸以后要做的工作，希望你告诉我们，爆炸之前我们化学方面应该做些什么？他说，爆炸之前该做什么，要由你们自己的科学领导人来告诉你们。这就封了口，没法再做下去了。实际上他开这些单子，也是钱先生叫我们爆炸以后做的这些工作。我估计他知道中国科学家的水平，爆炸以后该做什么还是有底的。可爆炸之前化学该干什么？他就是不说。当时我们非常希望有一个中国的科学领导人赶紧来，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把工作做起来了。有一次我回九局去，郭英会看见我，说王方定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朱光亚调来了。那时候朱主任调来，可是秘密得不得了哇，原子能所的人都不知道。
苏联在1959年6月20日写信说无限期推迟提交原先谈好的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之后，二机部调整了以前的一些部署，立足于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研究的方向也随之做了一些变动。王方定领导的化学组，研究重点由